“以和为贵”——从文化包容性看美国电影的世界发展态势

电影既是一种商业,同时又是一种文化。它的复杂性就在于不能简单地运用纯商业的运作方式,而必须以更广泛的文化认同来作为深层次的“票房诱饵”。美国这种具有全球视野的电影文化观念和形态就决定了美国电影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比其他国家的电影更为优越的地位;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多元性和包容性的文化形态,才使美国电影有了在世界范围继续发展的态势。     

《马路天使》:新市民电影的经典之作——基于左翼电影和国防电影背景的审视

《马路天使》的新市民电影属性,决定了影片中左翼电影思想元素和国防电影(运动)背景的表现。而影片对视听语言中歌舞元素尤其是主题曲的强化运用,不仅巩固了新市民电影在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的主流地位、扩大了其世俗主题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更重要的是,其经典制作模式和承载的民族精神,成功地避免了战争对陷期区电影民族文化及风格的摧残,为战后中国国产电影的快速复兴奠定了思想和艺术基础。     

1936年:有声片《新旧上海》读解——中国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后现存唯一的新市民电影

《新旧上海》是"明星"公司始终贯彻的新市民电影制作路线的结果,它在思想和艺术上不同以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左翼电影转型、分流和突破时期的滋养和补给。新市民电影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它一贯平和的方式、从市场卖点的角度吸纳和借鉴左翼电影元素并且世俗地表达,所以它更热衷和擅长展示与张扬温情的一面,最后的结局通常是皆大欢喜。新市民电影借助左翼电影的诸多元素进入1936年后,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左翼电影有深度但相对没趣味、新市民电影又单纯注重趣味却常常缺失思想的症结。     

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跨文化传播日益频繁.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和意识形态载体的中国电影,必须以积极的姿态应对竞争,广泛参与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传播.全球化语境对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中国电影要取得跨文化传播的成功,必须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中找到一个"契合点",实行"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编码",在电影传播的文化策略、题材策略、艺术策略以及运作策略上广泛借鉴,大胆创新,以"和而不同"的目标作为跨国传播的文化诉求,开创中国电影新局面.     

论电影画面的构图

作为视听艺术,电影与其他艺术门类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语言”的独特性─—靠画面来讲述故事和传达思想,而在画面语言的诸元素中,构图又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是其核心部分。     

好莱坞商业电影中暴力元素的形式与内涵——以昆汀·塔伦蒂诺影片为例

商业电影中不断出现的暴力元素是观众消费欲望被点燃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更天然地存在于后现代社会的消费逻辑中。这些暴力元素不但成为电影创作者表达自己标新立异艺术观点的手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人类当下真实的生存状况。以著名电影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多部影片为例,分析了好莱坞商业电影中暴力元素承载的功能意义及其展现形式。     

当代中国电影中的跨国空间与全球想象

在全球化时代,电影中的空间往往超越了原初意义上的空间所指,而形成全球想象。当代中国电影中的跨国空间,既体现在电影文本的运作上,又与电影的制作方式密不可分。在电影文本的意义上,具有跨地区、跨国界意义的多重城市/国家空间的建构给观众提供了异国想象和全球想象,想象的主体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而在电影制作的意义上,异国拍摄以及跨地区、跨国界的创作班底组合与明星组合,也成为中国电影表达全球想象的重要方式。     

电影故事的叙事分析

技术和商业主导着电影的叙事能力、倾向和效果。相对于技术和商业对电影叙事在成熟度上的积极推动与在人文功能上或积极或消极的推动以及电影界在叙事技法上的各种创新,文艺理论的影响非常微弱。在电影评论之外,文艺界的电影叙事学为实现对电影制作的主动和建设性贡献,需要在电影实践的基础上实现文学叙事学同电影文本的有机结合,并探索具有电影创作独特性的概念和方法。通过审视视角和情节这两个在电影叙事学中比较成熟而有待深化的典型分析工具,说明电影叙事学必须更广泛和深入地思考文学叙事学尚没有习惯使用的各种电影要素和叙事语境。     

日本电影理论在中国——以20世纪80年代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日本电影理论论著论文在中国被译介并产生影响。电影史论方面:60年代就在中国"内部发行"的岩崎昶的《日本电影史》正式出版,电影理论家佐藤忠男的《小津安二郎的艺术》、《沟口健二的世界》、《上海电影港口》、《中国电影百年》等文发表对中国电影的指导意义很大,山本喜久男的《日美欧比较电影史》用历史比较方法进行电影研究的成功尝试具有普遍意义。电影导演方面:山本萨夫的《电影制作的实际》对刚进入电影学院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山田洋次的《素材与剧本》指出导演和编剧一样需要有源于生活的创作"冲动",大岛渚的《日本电影的形势和主题》对画面以及蒙太奇的强调给人启发。在电影编剧方面:田板启在中国所做的系列讲座提出电影观念问题,新藤兼人的《电影剧作中的改编》讲述如何将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脚本,野田高梧的《电影剧作结构论》中谈到"事实"和"真实"的区别很有见地。在表演艺术方面:山田五十铃的《演员的直觉与训练》认为一个艺术家必须具有浓厚的职业敏感与职业兴趣,要善于在生活中发现模仿对象。对于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电影来说,这些电影论著论文往往以自己的电影实践为例证,真正起到了"现身说法"的作用。     

站在好莱坞与中国电影之间

导演就和导体一样,感应一个东西之后,再通过导演传递给观众,刺激他们的情感、想象力和思考;而电影最基本的是我们进到一个黑屋子里面跟一群观众去共享一种心灵上的沟通。地域性跟共通性有的时候并不冲突,他们是你的左右两手。拍电影重要的是讲好故事,而好莱坞游戏规则则是我们应该要很虚心学习的。导演需要和制片人、制作班底合作,导演的电影其实只是导演的电影现象。《红楼梦》等文学名著的改编要注意的是它们的戏剧性。     

“电影作者论”新论

按照特吕弗的说法,提出"电影作者",就是为了强化导演个性,把导演个人的理念与设想带进影片之中。"电影作者论"随着新浪潮电影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而得到扩展。在其后的传播过程中,"电影作者论"成为了一种电影的批评方法或策略;又成为了一种新的电影理论;嗣后更成为了一种电影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但将"电影作者"当作导演是电影单一作者的等同概念,同样遭到了理论界的质疑。"电影作者论"自被提出开始,始终是从其与文学作者的相比较中来展开概念和含义阐释的,并没有认识到"作者论"对电影的这种历史性意义,因而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果。显然,"电影作者论"的真正含意与意义一直未被发掘出来,甚至出现歧义。"电影作者论"表面上将电影导演视同为文学的作者,其背后揭示的却是对电影性的确认:电影作为一种技术的发明,从娱乐的"玩意儿"到叙事的艺术,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经过近60年的历程,才使发明电影的人类真正认识到电影的本体特性,将电影真正从西方以文字阅读为中心的传统中彻底解放出来,还电影的影像本位意义。     

全球化与民族性：关于电影的审美思考

面对好莱坞式的全球化挑战,中国电影的民族审美不仅不该被淡化,反而应更予以重视和关注。从亚洲电影的发展中,我们不难寻见民族文化审美的强大生命力。而中国电影美学中最基本的文化指向——“天人合一”与重视“教化”、“伦理”等,又是中国电影最具民族特征的重要资源。今天,中国电影要有更好的发展,也仍应继续强调民族尊严、时代特色和走向世界,这无疑也是当下中国电影审美的主色调。     

“太极电影”的文化熵变研究

"太极"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华语电影发展史中一直有与之相关的"太极电影"创作。其电影经历了一个文化"熵变"的过程:从早期对中国武侠片经典叙事模式的沿袭,到后来"硬桥硬马"的太极功夫展示和充满"草根"旨趣的诙谐幽默,再到近年来几部太极电影中叙事与文化的中西杂糅,其呈现由展示国族文化景观到追求视觉冲击的影像奇观。以"熵变定律"为逻辑线索分析太极电影的发展,能够较为客观、清晰地厘出这一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特色的电影类型的创作过程及文本经验。尤其是太极电影纠结、漂移在中西文化之间的真实境遇,无疑体现了当前华语电影国际化进程的集体症候。     

关于救赎的乌托邦想象——兼论美国现代公路电影的乌托邦构想

在文化工业的快速扩张下,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逐渐消弭,其审美救赎的价值与功能亦渐成乌托邦想象.电影作为现代艺术形式,具有最突出的现代性特征——它既是现代技术与工业程序的见证,又是美与艺术的现代/后现代体现.悖论、对立与自反在各种形态的影像中不断彰显,更凸显了艺术救赎的乌托邦性质.     

论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对“明星制”的突破

电影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迅速崛起为广受国人欢迎的大众艺术,为近代中国女性步入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到20世纪30年代,电影女明星成了上海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明星制”成为一时之风。针对“明星制”的弊端,左翼电影采取多种措施,对其予以批评并试图突破其藩篱。但宥于当时中国电影发展之现实,“明星制”终究未能发生根本改观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电影全球化创作路径分析

新的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在当下再度成为一个讨论得最为热烈并且不断引发争议的理论话题。如果以中国在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电影经历了整整四十年走向世界的全球化之旅。那么全球化又是如何在中国电影文化语境中得到实现的?作为经历、见证和参与改革开放的第五代电影人,其走向世界的全球化之路更是跌宕起伏,而作为主将之一的张艺谋更是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影创作的全球化思考与实践。基于此,我们提炼出本土创作·天下意识·全球经验这几个关键词,并借助张艺谋创作个案以点带面,管中窥豹来梳理或勾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创作的全球化路径是:故事的讲述,从"有中国特点的故事"到"牵涉他国的故事"到与"与人类相关的故事";空间视域的建构,从本土到天下到世界;主题的表达,从生命意识到和平意识到信任意识。     

谢晋: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艺术高峰

作为中国电影第三代导演的代表,谢晋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谢晋电影创作的三个阶段均有其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影片体现了中国电影伦理情节剧传统的最高成就.这一传统采用现实主义电影叙事手段,用戏剧性、典型化的方法基本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编制故事.从<孤儿救祖记>、<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到谢晋的电影,都体现了这一被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电影传统.谢晋电影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有如下特点:其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女性,且其起点比较低.这个女性从家庭里跑出来,成为孤独无助的人,找不到理想和出路.而就在这个时候,她会遇到一个比她更成熟、更年长的男性.这个男性一般都是革命理想的象征,他会帮助她去克服种种困难,使她从孤独无助的状态中得以解脱,从而渡过危机,超越自我,最后进入到一个革命大家庭当中去.在谢晋电影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其影片的故事模式发生了变化,往往是某个男性主人公被冤屈,被打成"右派",或被流放,受到社会排斥;最后影片中最漂亮、最善良的女人却喜欢上这个被排斥的男人,最终用家的温暖、用女性的温暖和情感的温暖去抚慰他被集体所排斥时产生的创伤.第三阶段的谢晋电影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困惑的挣扎状态,而这一阶段同时也伴随着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终结.谢晋电影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其实已经基本结束,虽然他自己还是非常努力地做了很多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无法真正让电影回到大众生活当中去,因为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谢晋电影,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没有观众,所以这个时期他逐渐退出了电影的中心舞台.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永远都是高峰,但谢晋电影在两个时代都是高峰.从1949年到1976年,他是那个时代电影的杰出代表之一.如果说有的艺术家是超前时代的话,那么谢晋就是一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他更多地把传统、西方、当代结合到一起,一直保持和时代同步,成为中国主流电影30年的代表.谢晋是谢晋时代的高峰,而且也是中国电影黄金时代不可逾越的经典大师.     

麦茨"八大组合段"理论的读解与批判

电影符号学理论的产生是电影理论进入现代阶段的标志.麦茨的"八大组合段"理论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个基本可行的合理的切分模式,而这种合理的切分又是对影片进行科学的精细化的分析批判必不可少的.其明显的局限在于割裂和回避了电影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等实质问题,是一种纯描述性的理论体系.     

中国新世纪电影的叙事问题及分治策略

讨论电影的叙事本身是一个随着语境和层次浮动的问题域。针对中国电影目前的叙事和诗学问题,可从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两个方向来分门别类地谈论和分析。这两个问题具有不同的问题指向性和解决办法以及各自的等级性。在电影的商业性层面上,须解决电影中的文化和接受问题,处理好民族文化和全球文化的关系,处理好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如何提高接受美学意识;需要精心提升电影叙事技术和叙事谋略。在电影的艺术性层面上,则要对电影诗学进行建构,并形成中国电影情节信码模式,坚守伦理底线。这样建立一种思考问题域和解决方式之网络,意在为"从何种层次上谈论中国电影的叙事是合法的"这个问题澄清话语关系,做到研讨中国电影叙事的客观性。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历史叙述的再认识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具有复杂的生态环境和发展态势,"发展期中国电影"是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进行历史叙述最准确的概念.这一名称和理念的确立有利于对此阶段的历史分期问题做出判断,是我们回归30年代电影本身的重要依据;"新兴电影运动"是描述30年代中国电影运动的基本出发点,但是其自身还应该有更为全面的内涵和外延;"发展期中国电影"始终具有鲜明的商业成色,经济因素在"新兴电影运动"中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