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代价支付及其补偿问题

相对于比较稳定、协调的社会形态而言,转型社会是社会发展最为快速的社会,同时也是社会代价集中付出的社会。快速社会变迁引起的社会结构功能的失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失衡、中国独特的社会转型的困难等导致了转型时期社会代价的形成。而现阶段社会代价支付与补偿机制方面存在的一些严重缺陷,诸如支付主体的错位性、支付方式的转嫁性、代价补偿的滞后性,则是引发当前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等不同主体之间尖锐、复杂的利益矛盾的根本原因之一。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需要出发,健全、完善我国的社会代价补偿体系乃是党和政府工作的当务之急。     

论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原因、利益和代价

欧洲货币体系向欧洲货币联盟转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国际金融研究领域关注的重大问题。本文分析了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原因，并阐述了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利益和代价。本文认为，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利益和代价相比，利益是主要的。尽管在向欧洲货币联盟的转变中还会产生各种问题和矛盾，但是欧洲货币联盟迟早将会建成。可以预料，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将会对世界经济格局造成重要的影响。     

生存问题与低代价发展模式

发展与生存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生存和发展是不可分的:生存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生存的方式和手段。当然,它们之间还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代价论的视阈内,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发展代价实际上就是生存代价或生存危机。而要消解当今人类的生存危机,就要选取新的更高级、更先进的低代价的发展模式。     

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

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是当代"发展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对于社会发展代价及其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特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不囿于当代西方发展代价观.但是,还应当对社会发展代价观的历史演化与当代形态、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代价的基本含义与实质、基本类型、产生根源以及认识的方法论等问题,系统地进行研究.     

人民的利益与媒体的责任--从非典型肺炎事件看新闻媒体传播现象

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事件给中国新闻传播媒介带来严峻考验.非典前期中国传媒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党和政府4月20日采取了果断措施后,中国传媒才回归"自我",担负了自己的责任.只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建立政府与媒体良性互动关系;才能经受危机考验.知情权和新闻政策的调适等是非典事件给中国传媒提出的新课题.     

对引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政治心理学分析

近年来,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呈直线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利益意识觉醒与被剥夺心理扣不满情绪的并存、基层干部的不作为心态和群众"讲理"不"讲法"心态的二元化以及集体行动的"易感性"和"去责任性"是导致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和畅通利益表达机制;改革干部升迁考核制度,使基层政权合法化;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使民众的行为更加理性.     

“中国制造”缘何成了“危险品”

从去年春天开始,关于中国产品和食品安全的报道愈演愈烈,成了国际媒体的舆论焦点。一场针对"中国食品"乃至"中国制造"的信任危机去年初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危机从宠物饲料开始,迅速扩大至海产品、牙膏、药品、玩具、轮胎等等,先是被点名、被怀疑,进而面临下架撤货,最后出口被迫停止……受一些西方媒体乃至政府大张旗鼓的动作影响,中国产品的信任危机快速     

新权威主义视域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困境的根本原因解读

转型时期,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面临诸如进京上访、群体性事件、以命相搏等非制度化方式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实行的权威体制。这一体制的实行是建立在我国现实情况和历史文化基础之上的,是为实现现代化而作出的必然选择。权威体制所具有的弊端造成了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方式的非制度化困境,成为"不得已的代价"。     

论经济转型期人际利益底线管理

利益底线是指人际关系中抗拒有损自己利益的最后心理防线,是能够承受损失和失去的最低限度。在中国从劳动密集型技术低端型环境资源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高端服务密集型生态社会型的生产方式转型时期,必然引发新一轮利益竞争,也会导致人际关系利益化圈子化危机化的趋势。人际关系是一种准经济交易,是正常交换和经济活动的基础,是评估社会健康幸福度的指标,面对人际关系危机化价值化的趋势,面对利益底线被不断突破而增多的纠纷事件,探讨利益底线管理促进平衡发展已成为必要和重要。     

社会代价的历史成因

代价在社会发展中是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 ,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社会发展从来就是进步与代价并存交错 ,以代价换得进取的过程。因此 ,研究社会代价的成因 ,揭示社会代价的成因机制 ,以指导主体在社会活动过程中努力实现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的主观愿望 ,就成为研究社会代价理论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之一。     

恒天然危机的“隐忧”不可轻视

恒天然老总只字不提赔偿一事,暴露了该企业对消费者核心利益的冷漠,以及对此次危机事件严重性的认识缺失。而这预示着类似的危机事件在该企业还可能发生     

价值关系的双向同构性及其发展观意义

合意的发展是人与世界价值关系的正向度建构过程。但在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生成价值关系、发展关系,不可能是单向度生成,只能是双向度同构。其正向度表现为客体满足主体及其肯定性效应,反向度表现为主体牺牲客体及其否定性效应。这是同一过程生成的两种效应,客观上无法剥离,主观上不能二选其一。因此,没有无代价的发展,只有代价或高或低的发展。只有从价值关系内部双向同构性上探寻发展代价,才能从源头上全面估量发展代价的性质与高低,形成"代价规制发展"的发展模式,走向低代价发展之路。     

危机传播中新闻媒体的放大器效应及行为选择

在危机传播情态下,新闻媒体有三种行为选择策略:一是采取放任的危机报道行为；二是利用反复核实甄别的负反馈手段,尽量缩小报道与事实之间的“失真”程度；三是隔绝危机信息.这三种不同的行为策略带给各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弊.通过对危机组织、社会公众、政府部门以及媒体本身在危机传播中的利弊博弈分析,可以发现,对各方利益受损最小化方案就是由新闻媒体对危机事件进行及时而准确的报道.各利益主体必须学会通过媒体向利益相关者宣示自己的危机管理措施,表达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利用媒体塑造组织形象,以期转危为安、化危为机.     

二战以来美国对非政策的动因与走向

国家利益是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动因。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其非洲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背后的动因就是美国在非洲的国家利益。本文以美国在非洲最重要的三项利益——战略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为分析框架,将二战以来的美国对非政策划分为冷战时期、冷战结束至"9·11"事件爆发和"9·11"事件以来三大阶段,梳理在各个时期美国在非洲的国家利益及据此推行的对非政策。基于美国在非洲国家利益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判断,本文认为尽管特朗普的对非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但自"9·11"事件以来确定的美国对非政策的基本框架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代价问题的哲学思考

代价是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其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近代以来,许多思想家对代价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正确认识代价问题,树立正确的代价意识,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探索有效的政策运行机制,力争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发展。     

论冲突法利益——以美国“冲突法危机”为背景

美国"冲突法危机"是近代以来冲突法领域的重大理论争鸣之一,作为欧洲传统理论的"国际私法利益论"与美国现代理论的"政府(支配)利益分析说"分别是这场论战中的典型。晚近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不断丰富着冲突法利益的内涵,尤其在冲突法趋同和一体化呼声日隆的情势下,梳理这两种理论关于冲突法利益问题的认知,可为评判冲突法的发展现状及预测冲突法发展的未来趋势提供参照基准。     

国外大石油公司危机沟通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危机沟通是危机管理的关键内容,在企业的危机应对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我国石油企业在危机沟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国外大石油公司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国外大石油公司的典型危机事件看,石油企业危机前、中、后三个阶段具有不同的危机沟通特点,其经验是危机前重视预防与准备、危机中竭力控制危机局势、危机后加强善后修复。我国石油企业应学习和借鉴国外大石油公司危机沟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结合我国石油企业的具体情况进行危机沟通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危机前健全企业危机调查与预警机制,定期开展应急培训和模拟演习;危机中创建开放的信息沟通模式,与政府和媒体形成良性互动;危机后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后续沟通,结合经验教训进行反思与改进。     

代价意识与西部的和谐发展

代价付出是社会进步的手段和中介,它既带有客观必然性,又有主观人为性;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也同样面临着客观必然性与主观人为性代价的付出。只有建构正确的代价意识,理顺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代价付出的辩证关系,以最小的代价换取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发展与代价问题再思考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对于我国这样的欠发达国家来说,发展迫在眉睫.然而要想求得长足发展,必须考虑到与之相伴而来的代价.在发展与代价问题上的盲目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此,重申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代价观,辩证地全面地看待发展与代价问题、正确地处理二者的关系,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浅论领导人对突发危机事件的处理

突发性危机事件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处理诸如"98洪水"和2003"非典"等事件的过程中,形成和完善了危机处理的方法:沉着冷静地应对危机,保证信息通畅、真实,实行统一集中管理,高度重视人民利益,完善危机管理制度与危机预测工作,显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