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体系探析

由于具备了形成动因、资源以及进路,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渐成体系。该体系由政府间国际组织制定的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制定的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与双边或诸边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三类构成。虽非层次分明,但仍构成一个内容相对完整、存在基础性规范与专门性规范之分并拥有私营软法规范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法次级体系,相对独立并具备一定内部秩序,以食物权为其保障的核心权利,并呈现出极强的技术性,同时体系外延存在拓展性。未来,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体系的影响力将在硬法规则的支撑与监督下持续扩大,但在食品安全监管权配置规范方面的完善仍步履维艰。面对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体系的现状与未来,我国应当抱着开放接纳、选择性实施、积极参与构建的态度,与此同时,也应高度关注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体系中某些规范是否潜在对贸易的限制与扭曲。     

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困境及其对策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民间融资活动面临法律地位不确定、相关法律规范零散且相互冲突、法律监管乏力等诸多法律困境。目前克服这些困境的途径主要有:加快制定民间融资法,明确合法民间融资与非法民间融资之界限,健全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法律监管机制,完善中小企业民间融资征信法律体系等。      

我国民间融资监管及其完善

民间融资作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金融业的影响日益加深。我国对民间融资缺乏监管的现状,制约了民间融资的发展,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完善我国民间融资监管,应建立健全民间融资法律体系,明确民间融资的监管主体、监管对象和监管内容。     

我国民间借贷之法律规制路径

民间借贷作为民间金融的主要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成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但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相冲突且滞后于社会实践、管制过严、监管不到位等,使民间借贷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弊端。通过为民间资本提供可靠的投资渠道并扩大民间借贷合法化范围、建立健全利率市场化和信息公开化制度以及建立多层次的监管主体,使民间借贷市场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国内外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比较研究

首先提出一个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的整体框架,即从原则依据、实施主体、保障体系、监管制度四个层面构成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依照这个框架内容,在四个监管层面系统比较了发达国家与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方面的差异,总结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问题和改进方向,并提出构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试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完善建议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食品安全已成为各国关注焦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立法不细致、执法标准不统一和法律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措施的基础上,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和方法应在如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构建我国食品质量标准体系;形成联动监督执法机制;提高监管执法水平;依法建设食品安全快速预警反应机制;构建良好的食品安全监管环境。     

中国民间金融的法律监管问题

民间金融作为一种非正规的金融形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突出,但由于对民间金融一直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监管,民间金融极易产生巨大风险,影响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民间金融的监管问题再一次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完善应遵循适度干预原则、经济安全原则、平衡协调原则;采取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建立健全市场准入机制与市场退出机制,对民间金融实行分类监管等措施.     

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问题及其对策

食品安全监管机制越来越反映人民的生活质量、国家的管理水平和制度建设的完善程度.但是食品安全监督存在部门重叠、权责不清、监督标准严重滞后、监管法规体系不健全、地方政府不能确保食品安全监管经费足额到位、流通领域监管不力、缺乏食品安全技术标准体系等诸多问]题,因此,加快完善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机制,从而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掌握主动权.国家必须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大力开展并形成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环境,逐步完善现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科学披露与食品安全有关的风险信息,政府部门加大食品安全监管经费的投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执法队伍建设.     

论中国民间借贷存在的依据、问题及规制路径

中国长期以来对民间借贷所持的简单压制态度使其脱离监管,在地下发展,给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不良后果.民间借贷的存在有其理论和现实依据,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管才是解决之道.中国目前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存在着体系庞杂、老旧过时等问题,监管体系也存在着主体缺失、过于严格等缺陷,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减了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未来应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民间融资体系,完善民间借贷法律规制,加强民间借贷政府监管,引导和促进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激励相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现实选择

提高监管效率是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核心议题。信息不对称、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只有妥善处理好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食品安全目标上的激励冲突,形成他们之间的激励相容机制,才能真正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率。文章首先提出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激励相容理论;然后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现状,通过数据和案例分析指明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激励不相容情况突出的问题;并运用博弈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激励不相容食品安全监管的弊端——当监管政策体制激励不相容、博弈方违规行为收益更大时,无论监管部门如何调节人事结构,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经济理性的博弈方往往仍会采取违法违规的行为,三聚氰胺奶粉这样的系统性食品安全问题还会不断重演;最后对我国建立激励相容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提出政策建议。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探究

2009年2月《食品安全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食品安全保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法治时代。食品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仅靠立法是不够的,还必须善于把科学的立法付诸实施,并在这一过程中检验、完善既有法律体系。由于在食品安全领域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行政监管法律制度应当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同时,对于国外较为完备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也应进行必要的分析和借鉴。     

论《粮食法》的社会法定位——兼评《粮食法(征求意见稿)》

粮食法保护的法益是粮食安全,这与社会法所保护的"社会利益"高度契合。从立法本位、规制对象、调整方式、法律责任来看,《粮食法(征求意见稿)》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社会法的立法定位。粮食法的制定应当坚持社会本位,确立粮食行业组织的法律地位,构建一个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架构。     

新时期我国村规民约的完善

村规民约作为我国民间法的一种形式在历史和当今都起着重要的"法"的调控功能,是我国基层民主和乡村自治的一种重要方式。考察我国村规民约的演变、现代特征及现实作用,结合民间法理论和村民自治制度,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时代背景,对村规民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制定程序、执行程序、审查监督、普法教育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我国古代官吏选任与监察法律规制及其当代启示与借鉴

我国历代都极为重视官吏选任和监察。从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到秦汉时期选官察举征辟制度,从《唐六典》、宋《庆元条法事类》到《大明律》和《大清律》,我国古代对选官条件、标准、权限和程序都作了严格法律规制。最早开始于西汉的官吏选任回避制度,是为防止官员徇私而设。我国古代官吏监督制度分布在古代政令法令中,贯穿于官吏行政的各个环节,《周礼》、《秦律》、《唐律》、《大明律》和《大清律》等都对官吏监察进行了严格法律规制。对我国古代官吏选任和监察法律规制进行流变考证,对我国＇-3前公务员法律规制和西方文官选任和监察制度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作用探讨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矛盾较为突出,法制现代化西方化范式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出现很多矛盾,不利于法治秩序的建构与法律权威的树立,因此反思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作用,十分必要。     

食品安全监管法律责任研究

当前我国食品生产领域潜在的安全风险十分巨大,食品安全监管也成为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从国际经验来看,食品安全保障的核心是政府监管职能的实现.为此,不仅要克服我国传统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弊端,而且要落实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机制.这就要坚持食品监管公共利益原则,合理安排现代风险社会条件下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分配.同时,也必须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监管的局限性,避免对行政监管的过度依赖,早日实现从单一行政监管体制向复合的市场化监管体制的转变,实现市民社会食品安全法治,使食品安全保障机制之上永悬利剑.     

中国古代有没有行政法

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行政法".其实,从行政法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行政组织法、官吏法和监察法三方面对古代行政法作一简要分析,可以说明古代行政法不仅有,而且有许多理念、制度、原则值得现代行政法借鉴,我们应以史为鉴,形成古代行政法与现代行政法的互动.     

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的完善

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是实施监管的依据,也是确保食品安全的基石。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存在广度不够、协调性不足等缺陷,食品安全生产标准不统一且相对陈旧。因此,相关部门应遵照国际先进监管理念,借鉴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     

促进法治湖南建设的法律监督实践与完善

法治湖南建设是一个战略性的系统工程。法律监督是我国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是维护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保障和法治湖南建设的题中之义,在法治湖南建设中的具有重要地位。湖南检察机关在服务法治湖南建设的实践中,在统一性方面提升法律监督的水平,在地方性方面突出法律监督的特色,在自身建设方面加强内外部监督。从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拓展法律监督范围、规范法律监督程序、改进法律监督方式四个方面完善法律监督,促进法治湖南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