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晚清理学之程朱陆王之辨

程朱陆王之辨是晚清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源于宋明时期的朱陆、朱王之辨,至晚清时期,理学家延续了这一学术思辨活动.其中以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以及罗泽南的<姚江学辨>为主体.从此三者入手,可窥晚清理学学术思想中程朱陆王之辨之概况.     

王国维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贡献卓著。他将清初学术的特点归结为"博大",认为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清初学者所从事的是志在经世的致用之学。对乾嘉时期的学术,王国维认为其总的特点为"精深",学术志向也由经世转为经史,此间代表人物是戴震。关于晚清学术的特点王国维总结为"开新",表现在材料新、观念新、研究内容新,这一切都与晚清所遭遇的时代大变动息息相关。     

胡林翼理财思想的理学特色

胡林翼作为晚清理学的领军人物和杰出的理财专家,他的理财思想具有浓郁理学色彩,主要表现在：“理财之事,其体在心,其用在人”的理学心术观;崇本抑末的理学治术观;崇义抑利、以义为先的理财价值观。     

论包咸《论语章句》的学术成就

包咸<论语章句>是<张侯论>的重要注本,为东汉章句之学的代表作之一.包氏言简意赅的语词考释、灵活贴切的句意绎述、注重致用的思想阐释,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论语>诠释史上占有显著的学术地位.     

“辩学”——颜元哲学思想体系内在理路的开端

颜元哲学是一个有着内在理路的思想体系。这个内在理路始于“辩学”对问题的提出与辩驳,经由“明道”之论证,最后落实于“致用”。其中,“辩学”是颜元循着“东林”以来理学批判的余绪,在“经世致用”时代精神的导引下,反思晚明以来“反王尊朱”的学术趋向而根本否定理学,倡导复兴周、孔“习行六艺”之学、教,从而展开其全部学术批判与建构的逻辑起点,这是其哲学思想体系构建的内在理路的开端。     

论熊赐履《四书》学诠释的经筵特征

熊赐履是清初理学名臣,其《四书》学诠释具有鲜明的经筵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宗旨上,尊崇程朱、辨正道统;在风格上,直说大义、明白易晓;在致用上,由经及政、以道正君。熊赐履《四书》学是《四书》学在现实政治中的典型性展开,代表了《四书》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     

致用：倾斜的文学天平——茅盾早期文论的基本特色

向"致用"倾斜,是茅盾文论的基本特色,这一点在他未进入文学创作前的早期文论中表现更为明显.政治的热情影响了他对文学审美性的关注,也使其文论的学术价值不在文论本身而在文论之外.它启示我们思考茅盾文论的价值所在,也启示我们思考学术价值与人生定位的关系.     

中国体育文化浅说

体育文化的特性呈出现时代性与民族性、继承性与融合性,因而其结构是一个可以从物态、制度、行为和心态等层面作出诠释的复合体。     

论林语堂小说的中西文化致用性特征

林语堂的小说表现出中西文化融会的特征,而文化致用性无疑是林语堂对中西文化进行抉择,确立其文化理想的一个支点。林语堂小说对生存状况的关注,对生活、人生的享受,对个体快乐和幸福的张扬以及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四方面构成林语堂中西文化致用性的特征。     

吕祖谦的思想学术渊源与治学特点

吕祖谦的思想学术,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并受到林之奇、汪应辰、胡宪及朱熹、张木式、陆九渊、陈亮等众多师友的影响。在南宋儒学诸派中,吕祖谦之学调和众学,不主一家,主张经史并重,强调务实致用,具有鲜明的特点。     

二程天理论的文化意义

北宋理学的文化使命 ,就是要在汉唐以来佛道之教盛行、儒家信仰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刻 ,重新恢复对儒家人文之道的信仰。二程在理学史上的最大贡献 ,就是确立了以天理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二程一方面将宇宙主宰的“天”与人文法则的“理”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则是将超越存在的天理与个人内在的人性统一起来 ,从而确立了儒家人文之道的形上依据 ,实现了儒家人文信仰的重建     

儒学再制度化的努力与限制

在制度化儒家解体近百年后,大陆新儒家试图将儒学重新制度化.他们反对前三代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哲学化诠释路径,主张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都要儒家化,并主张立儒教为国教.他们还提出了"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的具体策略,并已部分地付诸实践.不过,在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设计,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关于儒学的历史评价等问题上,大陆新儒家所做的儒学再制度化的努力都有诸多限制.当然,儒学再制度化的设计虽属一厢情愿,但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理学之术的"实学"精神

儒家思想包括儒道、儒学、儒术三个方面。宋明理学不仅是要复兴儒道、更新儒学 ,也要发展儒术。理学之术是指治术和心术 ,它们是治国平天下的操作方法和修身养性的生活技艺。着重探讨了理学的治术和心术 ,并指出理学之术的基本特征和演变趋势。     

试论程颢程颐的《诗》学情性观

《诗》学在宋代发生了巨大变革。程颢程颐是宋代《诗》学变革的先驱之一。二程《诗》学情性观是宋代《诗》学变革的重要表现,既反映了宋代《诗》学研究思路重内轻外之理学倾向,又体现了宋代《诗》学以情论诗的文学思想。二程《诗》学情性观是理学与文学思想的交融。     

宋明理学和谐思想探微

宋明理学在儒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儒、道、佛"三教的融合与会通。学界曾对宋明理学中理气关系、心理关系、心性关系以及知行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普遍探讨和争论。从和谐的视角来看,过去人们简单地批判"理本论"而肯定"气本论"的观点,以及片面地评价"心本论"、"知行观"的做法都是较为偏颇的。宋明理学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了中华和谐思想:一是"理本论"、"心本论"和"气本论"三大学派从哲学本体论上深刻论证了宇宙和谐和天人和谐的思想;二是以心性论为重点深化了儒家的心性本体和心性修养的思想,为自我和谐奠定了理论基础;三是以知行关系为主线,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知与行的内在和谐统一与人际和谐的关系。     

朱熹思想与佛禅

朱熹是宋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集理学思想之大成.他在创立理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出入佛教.朱熹为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力主辟佛,这是他对佛教态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则通过援禅入儒,进一步强化儒家哲学的思辩性及精致性,最终实现了对佛教的超越.     

黄道周与宋明理学及朱子学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大儒,他在政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以人品气节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颂。由于家乡漳州的朱子文化氛围以及父亲对朱子的崇敬,黄道周早年受到朱子学的很大影响,这使他终生都对朱子非常尊敬。但黄道周身处明末的复杂思想格局,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朱子学学者,由于他对朱子甚至宋明儒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都有过尖锐的批评,黄道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藩篱,成为一位兼具汉宋风格又有突出特色的独立思想家。正是出于这种原因,黄宗羲《明儒学案》把他归到诸儒学案。     

老庄思想与禅宗

由研究王学、理学与禅学再到老庄 ,可以发现 :老庄思想与玄学迥异 ,与理学、禅学相通。因此 ,作者认为玄学家对老庄的认识有其局限性。欲知老庄之道之底蕴 ,必先了解老庄的思想方法。根据禅宗的功夫和本体 ,即可认识到老庄之道的奥秘。故欲真解老庄 ,须从禅宗入手。由禅宗之功夫与本体 ,即可判知禅宗与老庄思想有紧密关联。     

汤一介先生儒学观散论

汤一介先生是一位具备人类情怀与使命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儒学研究为解决人类的前途与发展当遭遇的问题提供启迪;汤先生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为今日的人类健康、合理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的论述是系统而深刻的,其对我们最重要的启迪有三点：1）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诠释儒学之现代价值来论,不能从儒学开出现代科学民主来论;2）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内圣”来论,而不能从“外王”来论;3）以冯契的统一理论、方法、德性的“智慧”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这三点,深刻地反映了汤先生的非现代新儒家的立场,说明他是站在同情与欣赏儒学的立场来研究与提倡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