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鲜规”考

《庄子·天运》:“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憯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成玄英疏云:“鲜规,小貌。”陆德明《经典释文》:“鲜规之兽,李云:鲜规,明貌。”林希逸《庄子口义》:“鲜,少也;规,求也。小兽之求不过鲜少,如狐狸之类。”王先谦《庄子集解》:“鲜规未详,盖噬人之兽。”愚按:“鲜规”一词,众注不一,唯以成疏得其旨。“鲜”者,少也。此常义。“规”者,细小也。“鲜规”乃近义复词,泛指稀见小兽。杨雄《方言》二:“嫢,细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细而有容谓之嫢。”郭璞注:“嫢嫢,小成貌。”     

三达德与五达道

三达德指知、仁、勇,五达道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也称五伦。《中唐》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又说:“子曰:好字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中庸的涵义和在先秦哲学中的意义

中庸,最早是孔子根据古代“中”的观念而提出来的.《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民鲜久也.”中庸首先是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而被提出来的,但孔子对其具体内容却没有加以阐述.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对中庸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并且认为它也是一种进行道德修养和处理问题的原则和方法,称之为“道”即“中庸之道”.《中庸》提出“五达道”、“三达德”和“九经”是中庸的具体内容.“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也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以下未注出处者均引自《中庸》).“五达道”是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三达德”是智、仁、勇这三种品质.《中庸》认为,在封建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社会关系中.要使封建社会得以安定就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即“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而这就要具备智慧、仁爱、勇敢这三种品质.《中庸》又提出了“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诗词的意象、系列题材与时空之关系

时空作为自存的包罗人生的物质形态,被先哲们认为:天广地大而生变化四时,人须与之顺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或者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儒道异见都基于“知量无穷”、“知时无止”的时空体认。哲人思辨的同时,诗人     

智对德的克服——《三国演义》的人文意识略论

人们把《三国演义》看成“智谋大全”是有道理的,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以古今人才之众未有盛于三国者也。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作品无论写内政、外交,还是写军事谋略无?..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清代朴学家的反理学思想及先进的文学观

清代朴学的开山为顾炎武,他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他曾说: 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出。(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 梁启超非常重视他这个话,说: “经学即理学”二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消代学术概论四》)接着梁启超指出“这个话有两个毛病:一、以经学代理学,实推翻一偶像,而又供一偶像。     

“好色即淫”说与“好色而不淫”论

《红楼梦》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姑之口提出一个有关“好色”的命题——“好色即淫”说,而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十四有“《国风》好色而不淫”论。“好色即淫”还是“好色而不淫”,似乎成了一桩有待了断的“公案”。　　一、“好色而不淫”论与先秦文化中的“好色”观　　其一,先秦儒家承认“好色”是人的一种天生“情性”、自然人性。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第14简:“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①《孟子·万章上》:“好色,人之所欲。”《荀子·性恶》:“目好色,耳好声……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也。”其二,先秦时期…     

释“庸态”

据《史记·屈原列传》,知《怀沙》为诗人绝笔。《怀沙》云: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 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自汉·王逸《楚辞章句》以下,均失解。王逸云:“言邑里之犬群而吠者,怪非常之人而噪之也。以言俗人群聚毁贤智者,亦以其行度异,故群而谤之也。”又云:“庸,厮贱之人也。言众人所谤非杰异之士,斯庸夫恶态之人也。”后世治《楚辞》者多宗其说,无新阐发,实非。     

文不在短,引人则佳——读《红边脞语》

作书难,读书也不易。不然曹雪芹又何必发“谁解其中味”的慨叹呢?《红楼梦》博大精宏,加之作者患人知又患人之不知,《梦》便与朦胧结了不解之缘。梦,实即朦胧,证以之语音学:朦胧急言合成为梦,梦缓言分切之音是为朦胧。《红楼梦》幽微深旨,朦胧实难索解,尝愿善解者醒我朦胧。胡文彬同志《红边脞语》问世,捧读之下,大喜过望:“昧然罔觉者”明矣,“昏然莫辨者”昭然。     

船山诗文赏析(二十二)

正原文:知天之理者,善动以化物;知天之几者,居静以不伤物,而物亦不能伤之。以理司化者,君子之德也;以几远害者,黄老之道也;降此无道矣。出处:《读通鉴论·文帝二十三》卷二,中华书局版。赏析:这是王夫之就人如何认识天之理、天之几而作出的深刻论述,涉及到天人、动静、利害等关系,标揭出高远     

试论玄学中“自然”的儒化

“自然”二宇在先秦就已出现.最早见于《老子》中,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在先秦大都为道家所谈及,儒家则大多避而不谈.《论语》、《孟子》中皆不见“自然”.而“自然”在《老子》中则出现了,《庄子》中出现了七次.道家的“自然”含义主要有二:第一指天然的、万物的本然状态,“以辅万物之自然,而非敢为也.”第二指无意识、无目的、无为无造.“莫之命而常自然”“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自然”是道家手中的一张王牌,用以反对儒家.儒家积极入世,道家则遁归“自然”.老子把“自然”和道联系起来,“道法自然”,而道和仁义是相对的,“大道废,有仁义.”庄子亦云“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他说,古代之人“在混芸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时“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不得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时的人们“莫之为而常自然.”至是后来的人们破坏了这种“自然”,出现了圣人,发展出了仁义,才导致了人与人争夺,社会混乱.因此道家主张绝圣弃智,遁归“自然”.     

千古疑案其实不疑

《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包拯传》:“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久之赴调,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     

论荀子的礼法观

荀子在阐发礼的起源时,注意到了礼所包含的相应于法的规范功能,从而异于孔盂对其道德教化功能、对其与血缘关系相联的那样一种脉脉温情的强调。他认为礼的社会功能涵盖了人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所以“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这种意义上的礼与法密不可分。荀子称礼义为“治之始”(《王制》),而法为“治之端”(《君道》),“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这些强调的都是礼与法的一致性,他并由此提出了“礼法”的范畴:“故学也者,礼法也”(《修身》),“礼法之大分也”,“礼法之枢要也。”(《王霸》)     

《易经》对《老子》的影响

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贡问他:往日夫子教导弟子,“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占”,何以老来好《易》?对此孔子详作回答,其要点是:“前祥而致者,弗祥而好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缺点以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求其德而已矣,吾与史筮同途而殊归”;“《易》有君道焉”(见帛书《易·要》).这符合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也说明年老前之孔子并不好《易》.者子也是一位“不语怪力乱神”者,但其史官身份,要求他必须了解并研究《易》.因为史、卜、筮、祝这几种人“每每是相兼相通”(李学勤语),甚至“周易这个典籍的编纂出于史官”(朱伯崑语).所以.孔子所说的那几条理由,皆适用于老子.事实上,老子当比孔子更早更多地接触与研究《易》,受其影响更大,下面拟从几个方面对比问题加以阐述.     

体道与成人——《庄子》视域中的真人与真知

《庄子》区分了体道之知与极物之知:后者限于经验领域,前者则指向形上的智慧;通过二者之分,《庄子》彰显了道的智慧对人之“在”的意义。体道之知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具体地展开为“真知”与“真人”之辩;真知在融入于意识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化为人的具体存在,人的存在境域又在不同的层面上构成了面向对象、敞开世界的本体论前提。以如何得道为指向,《庄子》一方面提出了坐忘与心斋之说,由此强调了解构、消除、净化既成精神世界对于把握道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以神遇”的直觉方式。对《庄子》而言,以道为内容的“真知”不同于经验层面的知识:经验之知所指向的是外部对象,“真知”则旨在提升人自身的存在形态(广义的成人),后者蕴含着认识与涵养、认识方式与存在方式的交融。     

《尚书·盘庚》新解

《尚书·盘庚》佶屈聱牙,向称难读.旧解往往有误,乃试作新解.兹略陈之如下,以就正于方家.[序说]谈五个问题.第一,篇名问题.《左传》哀公十一年引此篇称篇名曰“盘庚之诰”.是知《盘庚》篇虽不称诰,而实际上是诰体.后世韩愈作《进学解》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诰与盘连言,亦以为《盘庚》篇是诰.是诰不言诰而以盘庚之名名篇,其原因如马融所说:“不言‘盘庚诰’者何?非但录其诰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盘庚’名篇.”(《经典释文》引)     

我国古代赎刑制度述略

“赎刑”一词古已有之,始见于《尚书·舜典》:“金作赎刑”。赎刑何谓?《说文》:“赎,贸也。”又:“质也,以财拔罪也。”《朱子大全·卷六十七·舜典象刑说》:“赎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可见赎刑非刑种之谓,它不同于作为财产刑的罚金,而是我国古代规定犯人交纳一定数量财     

唐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

唐甄(1630-1704年) 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人。他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做了猛烈的批判,是明末清初(十七世纪) 的进步思想家,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在封建统治者以反动理学和八股举业严格箝制思想的明清时代,唐甄“不为应酬之文,意所欲言则言之”(潘耒《潜书》序),“积三十年”写成了他的主要著作《潜书》。《潜书》原名《衡书》。“‘衡’者,志在权衡天下也”(《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是批评天下政治、学术得失,总结历史经验的著作。《潜书》在当时很有影响,“每一篇出,人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