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部族军兵役制度初探

部族军是辽代立国、守国之根本,其兵役制度在部落兵制的基础之上不断完善。辽代部族军具有双重属籍,既属军籍,又属民籍。部族军实行补役之法,通常自富户当中征发,以户的形式镇戍地方,服役无固定期限。部族在役军队所需的粮、马前期需自备;后期逐渐由地方军事机构或政府供给,并无军饷。部族部分人户开始拥有兵役特免权,使得部族之间的等级划分愈加明显,体现出辽代社会秩序的变化趋势。而部族军整体兵役制度的发展演变,实际上暗藏的是统治者离散部落,削弱贵族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大局筹谋。     

辽代锦州临海军节度使出使外交考

辽太祖时期设立锦州临海军节度使,现可考历任锦州临海军节度使（节度副使）有赵思温等22位官员。临海军节度使除了负责地方军政事务以外,大部分还出任了出使外交的使臣,主要任务有“贺生辰”、“贺正旦”、“告哀”、“祭奠”等,这些出使外交活动对于辽朝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乃至政治社会的稳定意义深远。     

辽代部族居住地与镇戍地的演变态势

作为辽朝立国根本的部族,其居住地、镇戍地随辽朝疆域开拓而发生变化.统和二十二年之前部族居住地、镇戍地以位处一地为主,分处两地的趋势业已出现.统和二十二年辽朝疆域稳定后,圣宗将一些部族派驻边地镇守,此时期部族居住与镇戍地大多处于两地或多地.这对辽朝二百余年统治、地方稳定、边境安宁、游牧与农耕民族交流起到重要作用.     

辽代部族居住地与镇戍地的演变态势

作为辽朝立国根本的部族,其居住地、镇戍地随辽朝疆域开拓而发生变化.统和二十二年之前部族居住地、镇戍地以位处一地为主,分处两地的趋势业已出现.统和二十二年辽朝疆域稳定后,圣宗将一些部族派驻边地镇守,此时期部族居住与镇戍地大多处于两地或多地.这对辽朝二百余年统治、地方稳定、边境安宁、游牧与农耕民族交流起到重要作用.     

辽代流刑考

流刑是中国最古老的刑法之一，是辽代四大制刑之一，在辽代的法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辽代的流刑与唐代流刑同源，出自唐虞，也曾参考了唐代的流刑制度，但与唐律有明显区别，辽代有自己的流刑法系。辽代流刑分为流、放、置、逐、出、迁、谪、徙八类，以流为主；流又分为连坐、籍没、投放、原宥、问责、配从等八种。     

部族·镇戍·体制:辽朝部族军研究回顾与展望

辽朝部族军战时出征,平时则负责镇戍地方和防御外敌,是辽朝重要的军队系统。学界目前对于部族军的研究取得的成果较为可观,着重突显出了部族军的职能与大体管理架构。然从已有研究看,前贤集中关注部族的镇戍军队,而忽视了部族行军系统,且鲜少提及部族军军权结构问题。进而,部族军事体制与辽朝整个军事体制、国家体制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就容易被忽视。故在当前文献与学术条件下,有必要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和跨学科知识等途径,对辽朝部族军进行全面研究,以便更深入地理解部族的军事运作,乃至辽朝国家运作等诸体制。     

辽代金州考

头下军州是契丹民族颇具特色的一种历史文化,也是辽朝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历来深受专家学者的关注。辽代究竟有多少头下(军)州,至今学术界也未有定论。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证明辽代确实存在金州。通过对辽宁省北票市五间房镇土城西街村土城子屯的辽代城址的考证分析,认为土城村城址即是辽代的金州。     

辽代马盂山考

辽代马盂山得名于辽代习见的生活器皿马盂;又有永安山、明安山、马云山等别名。马盂山是分散的个体的,喀喇沁旗、宁城县、平泉县都有自己的马盂山。马盂山又是一个整体,是今日的大兴安岭南麓之七老图山脉。马盂山是土河、三肤河、阴凉河的发源地。喀喇沁旗、宁城县、平泉县同属马盂山覆盖范围的一部分;马盂山(永安山、明安山)在契丹民族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契丹民族的发源地,又是契丹社会上层人物的归宿地,更重要的曾经是契丹时辽朝四时捺钵的重要场所。     

从辽代石刻看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已婚女性有着诸多的要求和规范,达到这种要求和规范的,即成为“贤妇”。这种对已婚女性的要求和规范,反映古代社会中的“贤妇观”。时代不同,人们的贤妇观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从辽代石刻出发,尤其是以墓志铭为中心,来具体探究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通过这些石刻资料,我们可以认识到,辽朝时期的贤妇观主要体现在女性的侍养舅姑尽妇道、辅助其夫尽妻道、生育子嗣尽人道以及治理内务尽才干等方面。     

辽天德军地理位置考

据《辽史·地理志》丰州条载,辽天德军与丰州同置一地,即都在今呼和浩特地区;而同卷“天德军”条又载,辽天德军的地理位置与唐天德军完全相同,都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期明安川一带。而据《辽史》所载,辽代并无二个天德军设置,所谓“天德军’即“天德军节度使”,辽代仅此一机构。那么,辽代天德军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笔者通过对辽初史料的稽查,核对与考证,有理由认为,辽代天德军的地理位置应与辽代丰州同治,因而,《地理志》“天德军”条,显系舛误。     

论辽代对儒释道的兼收并蓄

辽代在信仰多神的原始萨满教的基础上,尊儒,佞佛,崇道,采取四教并举的文化政策,实际上,这与其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广泛接受汉族文化,学习、吸收甚至模仿唐代各种政策一样,是“辽袭唐制”的重要表现,是过去五百年间汉族文化对契丹族的深刻影响的必然结果。     

宝山辽代皇族壁画墓初考

在内蒙古阿旗东沙布台乡宝山村西发现的两座辽代早期壁画墓，墓主人一是耶律阿保机的近亲，一是来自中原的与耶律氏有姻缘关系的女性。两座墓均应为公元923年建造，结构完整。墓内壁画内容丰富，再现了契丹早期社会风貌，反映了中原与北方文化的融合，展示了晚唐辽初时期高超的绘画技巧。     

辽代流刑考述

辽代的流刑和唐代流刑同源,出自唐虞,也曾参考了唐代的流刑制度,但与唐律明显不同,说明辽代有自己的流刑法系。辽代流刑分为流、放、置、逐、出、迁、谪、徙八类,以流为主;流又分为连坐、籍没、投放、原宥、问责、配从等八种。文章还就流刑的性质、执行官、执行情况等进行了相应的阐释。     

辽代移民研究综述

辽代移民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学界已初步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但随着辽史研究整体向“精耕细作”新阶段迈进,辽代移民研究亦呈现出日益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20世纪以来辽代移民研究相关成果作简要评述,以飨读者。     

辽代松漠地理环境研究

古松漠地处大兴安岭西南段、燕山北麓、内蒙古高平原、辽河平原的复合截接部位。它以今天赤峰市为中心外延到其他省市边缘,其复杂的地理环境以及长冬高寒的气候条件是契丹族以及辽代独特的历史文化面貌形成的重要因素。     

辽代古北口的功能

辽代古北口作为天然要塞,其战略位置一直颇受重视:作为军事要塞,许多战争发生在此;作为交通要道,其位于中京到南京必经之路:作为榷场,其发挥着沟通长城内外的功能。契丹族、汉族、奚族等民众也杂居于此。在有辽一代的二百多年中,古北口见证过战争的残酷,见证了外交的盛世,也见证了民族的融合。     

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

奚族一直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民族,与契丹异种同类。为解决辽代奚族地理分布的问题,采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着重从奚王府管辖的各部和辽国直接控制的七部奚族两方面来论述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进而动态地阐述奚族演变、迁徙、融合的过程。该成果对东北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辽代的两个北面部族——鳖故里和耶迷只里

本文认为,辽代两个北面部族鳖故里(鼻故德)和邪迷只里的原名应为begl(?)和emě(?)l(?),前者活动地域与乌古、敌烈等部相近,而后者则是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部族。     

从碑铭文等辽代文献看辽代佛教

辽代的历史与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辽代现存文献中,有很多都是碑铭文、造寺建塔等的题记,这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都和辽代的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佛教在辽代社会中的真实面貌。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辽代的佛教更加注重宗教性的一面,宣扬因果循环、关心生死问题、劝导人们潜心皈依佛教等形式方面的问题,有着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而对于佛教的理论以及内心体验方面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是辽代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     

辽代酿酒业及其发展

辽代是我国历史上北方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所处的地理、气候环境及契丹民族的生活习性决定了其酿酒行业的发展方向及特色。辽代的酿酒业规模庞大,酿酒的技术水平达到很高的水平,酿造出"乳酒"等极具民族特色的酒类。辽境内的各个民族都崇尚饮酒,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