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适经制事功之学的渊源及其与理学的分歧

叶适思想学术最早可追溯到“永嘉九先生”,而其直接渊源则为由薛季宣开创、经陈傅良发展的永嘉事功之学。叶适倡导事功之学 ,主张义利统一 ,并提出了“务实而不务虚”的原则。批判传统儒家的超功利主义价值观念 ,并由此与理学学者形成了分歧与对立     

叶适的道器观及其对心性之学的批评

在浙江学派诸思想家中,叶适对程朱学派的批评是比较系统的。在道与物(器)的关系问题上,叶适的论述较薛季宣、陈亮等人详尽,认为道与器统一,而统一的基础不是道,而是物、事、器,即世界上存在的具体事物。当理学排斥见闻之知,专务内省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盛行之时,叶适提出了“内外交相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叶适还从儒家经典、道统及程朱学派理论渊源等一系列问题上对程朱学派进行了驳斥。     

论叶适对苏轼论说文的承袭与变异

叶适作为南宋极为著名的散文大家,其散文诸体皆备,而论说文在他的散文中占了很大比重。从具体创作来看,他的论说文在技巧上主要承袭苏轼。不过,二者的论说文也呈现出一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形成不只由于二者在才力上有显著差别,而且还与二人在文章观念与学术思想上的不同有关。     

叶适道器合一思想与其发展的文学观

叶适的永嘉事功思想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形成了道器合一的思想,他指出万物皆动,强调事物的运动与发展.文学风气的形成,文学形式的演变也是运动发展的,因此他认为应该以“尊古不陋今”的观点看待文学的发展.本文在分析叶适道器合一思想及其与“永嘉四灵”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叶适发展的文学观.     

李觏法制思想简论

李觏的法制思想,既有传统的继承、扬弃,又不乏适时的改革与创新,对王安石、叶适等人影响颇大,兹择要述评如下.一、“法制既成,则礼为主”李觏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礼”。他认为,礼是圣人们根据社会客观需要,汇其“仁、义、智、信”之性而成的“人道之准,世教之主”,是人们物质、精神活动的最高纲领。“治国家天下”及“修身正心”都必须“一于礼而已”。礼的根本在于确立“丰杀有等,疏数有度。贵有常奉,贱有常守。圣者不敢过,不肖者不敢不及”的封     

叶适论道学与道统

在宋代新儒学运动中,道学是一个集政治文化、学术活动与思想建构于一体的复杂称谓.文章试图通过对南宋道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代表人物叶适有关论述的梳理,呈现道学的多层面内容,以及他在儒学思想上与朱熹所确认的道统截然不同的建构.第一是梳理叶适在政治层面上为道学辩护,强调道学是起于民间的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学术活动,其宗旨是本于公心以发公论,道学运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仅在于排除来自官学的垄断,而且在于摈斥来自内部的独断性论说.第二是分析叶适在学术层面上对道学的界定,指出道成于学,舍学无以成道,否定在道的问题上对权威的尊崇,主张知识的习得是贯彻儒学成圣宗旨的惟一道路.第三是讨论叶适在思想层面上对儒家之道的诠释与论证,通过"总述讲学大指",针对朱熹<中庸章句序>,完整地诠释与论证了儒家之道的历史性建构、孔子述道的性质与意义,以及曾子以下直至程朱一系对于儒家之道的误读及其存在的神秘化倾向与唯我论特征.     

论苏轼书论的美学思想

作为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苏轼不仅精通诗词、文赋,而且擅长书法、绘画。他重视书法创作理论,其书论集中在他的书画品评题跋文中。这类文章大都篇制短小,率性而发,兴会所至,不经意而为之,蕴藏着丰富的美学思想。苏轼崇尚“自然天成”,认为书家应注重作书的心态,而不能刻意去追求字的“形”;他重视“师法”前人,认为书法创作的出新必须以“宗法”为基础,讲求“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并融入书者的人格品性,力求达到“书如其人”的境界;与之相应,书法鉴赏者也须具备卓越的见识、高深的造诣以及求实的精神,并坚持“书以人重”的原则。     

叶适的政治思想

叶适是个从社会下层出身的士大夫,因此他比那些生于官宦之家、赖父兄余荫入仕的人,对当时政治的危机、人民的疾苦更为关心和敏感。当女真贵族军事集团灭亡北宋后,仍不断南下掳掠。叶适希望南宋转弱为强,对“冗官”、“冗兵”耗费民财,吏胥作恶、荼毒百姓等问题提出意见,企图进行改革。 一、国家政治危机在外而不在内 叶适在对待南宋国家政治危机这个问题上,与朱熹等道学人士看法不同。他认为国家的危机在于外患。因此,他是坚定的抗战派。早在淳熙五年春天,他在殿试《廷对》中就说:     

李商隐诗歌中的反传统倾向

在唐代诗人中李商隐颇为特殊,千余年来对他的诗歌或誉或訾.誉之者认为“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斑,若涤肠而浣胃。”、“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言,屈宋之遗响,盖得之子美之深而变出之者也.”訾之者却认为“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诗到义山谓之文章一厄.”、“诗人论少陵忠君爱国,一饭不忘;而目义山为浪子,以其绮靡华艳,极《玉台》《金楼》之体而已.”直到今天亦复如是:有人恭维他给唐诗在艺术上开辟了新境界;也有人批评他的一     

系乎治乱之文——欧阳修散文管窥

北宋著名散文家欧阳修在《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中提出“文章系乎治乱之说”,认为能“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是好作家;“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的文章,才是好文章。他的散文,是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创作主张的。 当然,欧阳修的散文内容涉及面很广。     

论叶适墓志文创作的新变与成就

自东汉以后,墓志成为一种常见的文体,也是一种出于“四方之邀乞”的“世俗应酬文字”。叶适却从其经验论德性之学出发推尊墓志,首次将它提升到“文章家大典册”高度,改变了以往世俗化的墓志文体观,并“大肆力于碑铭”创作。在具体的创作中,叶适既注重墓主的个性,“随其资质与之形貌”,各肖其人,甚至突破墓志的体制,运用了“并志二公”的双重墓主叙事方式,别具一格;又贯彻其“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的文学主张,体现了“有补世教”的价值取向,拓展了墓志的功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宋代文章学和散文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与意义。     

沈从文与师陀:创作个性的自觉追求

沈从文与师陀都是自觉追求创作个性的作家。在创作方法上,沈从文虽然对前辈小说家有所继承,与废名也有类似之处,但他自觉追求个人独特风格,在创作宗旨、创作对象方面都与众不同。师陀同样以风格独特而著称,他反沈从文之道而行之,以揭露乡民乡风丑陋一面见长。解放后师陀按意识形态规范对自己早年某些作品的修改,使其丧失了原有个性,思想艺术价值有所降低。     

石林词与东坡乐府

叶梦得与苏轼门人、后人及其追随者有着复杂的情缘、学缘和血缘关系,叶梦得心中有浓郁的“景苏”情结,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刻意规模苏轼,特别是其《石林词》与东坡乐府有着惊人的相似,其清旷、达观的词风以及直接隐括苏轼诗文入词,用东坡词韵乃至词意作词,善于点化前人诗文典故,在“以诗为词”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已初露“以文为词”的端倪等方面,均体现出一种的特殊的创作取向。     

从“阴抑苏黄”到“顾挹苏氏之余波”——论叶梦得早期贬苏与后期学苏的必然性

叶梦得主要生活于徽钦二宗与高宗执政期间。此期间正是苏学极受贬抑与苏学得以高扬的时代。叶梦得贬苏与学苏貌似矛盾,实则为时代政治变迁在创作主体脑际引出的真实反映,因而具有必然性。     

性情正还得性情真——论朱鹤龄的诗学理论

朱鹤龄论诗的思想内容,要求诗＂上之补裨风化,下之陶写性情＂,主张性情正;又倡导性情真：诗必须真实地表达思想感情,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在此基础上,其卓有见识地强调人品正：只有高尚正直的人品,才能表达出正且真的性情。他论诗的艺术风格,提倡转益多师、风格多样化,主张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朱氏在诗学上识解宏通,许多观点与后来的诗论大家叶燮相通,发《原诗》理论的先声。其为艳体诗的论辩,与沈德潜、薛雪的保守落后比,进步观点尤为难能可贵。     

苏轼的得时幸遇

苏轼一生尽管忧患连连,但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他实乃古往今来最得时幸遇的士人之一。自小不学“时文”的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正赶上主考官欧阳修欲借这次考试改变五代以来浮靡雕琢的文风;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树立的新标准,便被录为第二。苏轼的仕途尽管受到过不少挫折,但那只是奸佞小人们的嫉恨作梗使然;他所遇到的四朝君主对他的忠心、才华则始终坚信不疑、赏识有加。就苏轼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早已性命不保;但他却生在一个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为祖训的王朝里,使他不仅得以保全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苏轼的生前身后,他的文艺、学术、政事等才能均得到了古今中外人民的充分肯定与推崇。     

叶适与永嘉四灵之关系论

永嘉四灵的成功与叶适有相当关系 ,本文探讨了他们之间的交往 ,分析了叶适提携四灵的原因 ,且就叶适是否不满四灵等问题进行了论辩     

苏轼的得时幸遇

苏轼一生尽管忧患连连,但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他实乃古往今来最得时幸遇的士人之一。自小不学"时文"的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正赶上主考官欧阳修欲借这次考试改变五代以来浮靡雕琢的文风;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树立的新标准,便被录为第二。苏轼的仕途尽管受到过不少挫折,但那只是奸佞小人们的嫉恨作梗使然;他所遇到的四朝君主对他的忠心、才华则始终坚信不疑、赏识有加。就苏轼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早已性命不保;但他却生在一个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为祖训的王朝里,使他不仅得以保全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苏轼的生前身后,他的文艺、学术、政事等才能均得到了古今中外人民的充分肯定与推崇。     

苏轼黄州劳动生活诗的文化意义

苏轼在黄州的劳动生活诗有陶渊明田园之风，这些诗一方面展现了苏轼乐观旷达之外的另一个生活侧面，同时也蕴涵着苏轼对现实苦难生活的哲理思考。在黄州生活期间，苏轼融会禅宗精神，亲自开荒东坡，积极调适心态，将朴实的生活用诗化的语言表达出来，尤具生活气息。他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贫穷不丧其志，罹难而不失其节的精神尤为可贵。在这些诗中，不同地域的文化、民俗错杂其间，其历史、文化底蕴大大增强，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播有着独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