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浙江的粮食商品化述评

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空前的,两浙路又居于全国的首富之区。苏轼说:“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富供馈不可悉数。稻米在宋代除了作为主要民食外,并属主要税收之一,当时全国每年漕粮600万石,两浙路就占四分之一。粮食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到了宋代,由于两浙路粮食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官府、军队对粮食消费的巨额增长,赋税制度的变革,高利贷的     

试论徽州蒙学著述的整理与研究

自宋元至明清,徽州蒙学教育发达,著述丰富.徽州蒙学著述的整理和研究应立足于徽州、立足于未见、立足于系统,可依靠的文献资料有徽州方志、徽州传统蒙学书目、徽州杂字、徽州谱牒、徽州古籍、徽州乡音字汇类著作或教材、徽州文书档案等十种.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系统搜集、整理徽州蒙学文献,编制资料汇编,并以此为基础,对徽州蒙学著述展开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徽州蒙学著述的整理与研究在材料发掘上具有创新意义,对加强徽州蒙学、徽州教育及徽州历史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宋代东南地区的家禽饲养与消费--以江南东路与两浙路为中心

宋代东南地区的家禽饲养业堪称兴盛,主要表现在养鸡业已成为民间较为普遍的一种家庭副业;同时,在鹅、鸭的饲养方面也出现了大规模养殖的专业户。盛极一时的家禽饲养业满足了宋代社会饮食消费、民间风俗、市民娱乐生活等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其中,饮食消费上表现出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差异性：帝王官僚穷奢极侈,过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生活;文人士大夫偏爱只鸡斗酒的待客之道;而普通民众的日常饮食生活中极少消费家禽,只在丰收之年或亲朋好友来访之时宰杀家禽。本文选择江南东路与两浙路为考察中心,以期弥补此类研究的不足。     

宋代两淅路的市镇与农村市场

在宋代两浙地区,随着商品流通的空前活跃和草市、镇的大量兴起,农村市场快速发育和成长,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两级市场网络,并与发达的城市市场结合,进而形成了区域性多层次的等级市场体系.但宋代两浙路农村市场的发展又是有限的,各地区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     

论宋代民间淫祠

宋代民间淫祠泛滥成灾 ,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公害。民间淫祠泛滥与民间巫风盛行之间 ,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此外 ,由于宋代商业活动的兴盛 ,许多地方性的俗神迅速地向四面辐射 ;而两宋政权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软弱无力 ,使得民众寄希望于神灵。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 ,对民间淫祠的打击几乎一直与两宋政权相始终。由于难以尽述的种种压力与需求 ,宋代官方政权无法彻底割断与它的联系     

宋代沿海渔民日常活动及政府管理

两宋时期,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以及对近海环境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宋代的捕渔业也从秦汉魏晋时的滩涂采捕而发展到了以近海采捕为主。部分渔民还从事如贸易等捕鱼外的其他活动以营生。此外,宋代沿海捕鱼业的范围也相当广泛,从北方的河北路一直分布到南方的福建路、两浙路以及今天舟山群岛等地。宋政府对沿海渔民实施着严格的管理,包括对其征收税收、督促其防御海盗与援助水军等。在宋代产生并传唱至今的渔歌,更是为当时渔民的生活提供了鲜明的写照。     

中日传统蒙学教材比较

蒙学教材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启蒙教育开展得很早,蒙学教材历史悠久。日本自平安时代后期开始出现本土的蒙学教材———往来物。由于往来物是在不断引进和借鉴中国蒙学教材的过程中发展的,所以中日两国的传统蒙学教材具有相似点。但是,由于两国的社会结构、民族传统等有所不同,它们又体现出极大的差别。     

现代教育理论视野中的古代语文教材

中学语文教材存在诸多弊端的原因之一是忽视了对传统蒙学理论和蒙学教材的批判继承。本文从现代教育心理学、科学方法论两方面对古代蒙学和蒙学教材进行审视、反思 ,并具体分析了古代蒙学教材的一些可资借鉴之处。     

起先接触的诗学:蒙学教材的诗学价值——以元代蒙学教材为中心

蒙学教材和诗学的关系,首先通过影响童蒙诗学意识实现.这种关系体现在四个方面:蒙学教材的编撰特征与诗歌功能意识,名物教习与诗歌兴感意识,蒙学教材形式、内容与诗歌文体意识以及诗歌审美意识.蒙学教材对诗歌写作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词汇、事类可以作为诗歌意象及典故有待选择和加工的原材料;二是蒙学教材构成学习诗歌比兴、用典等创作方法的基础.元代蒙学教材侧重德育功能的实现,但内在的德行修养与元人诗学观念形成密切相关.而从元代开始,专门指向学习诗歌知识的教材出现,在蒙学教材专业化发展趋势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论宋代民间不动产买卖的原因与程序

宋代民间之所以存在活跃的不动产买卖,有宏观因素的作用,也有微观因素的促成.宏观因素,比如私有制的存在、市场经济的发展等,它们构成了宋代民间不动产买卖的基本背景.微观因素则是驱使不动产买卖双方最终走向市场的直接原因,从卖方的角度说主要有完纳赋役、婚丧嫁娶、日常需要、浪荡挥霍、宅地不吉等,从买方的角度说,则除前面的婚丧嫁娶、日常需要外,还有积聚财富、安度晚年、扶危济困、宗教需要等.不动产是宋人最重要的财产,与一般动产买卖的简便快捷不同,不动产的买卖都要经过必要的程序,包括询问亲邻、询问墓邻、签订契约、经官投印.宋代以前,买卖不动产需要申请文牒,得到官方的批准,而宋代则只在特殊情况下,方须如此,这显示出宋代官方在控制不动产买卖上的某些变化.     

基于CiteSpace的蒙学教材研究可视化分析

通过分析知网数据库570篇有关蒙学教材研究的文献,发现研究蒙学教材的文献数量整体呈增长趋势;发文作者的文献数量与质量不对应,学者之间的合作交流不够密切;发文机构以师范类高校为主;从关键词演进趋势看出对蒙学教材的研究逐渐由本体研究转向应用研究;关键词以蒙学、蒙学教材、《三字经》为主要研究对象。文章发现现阶段对于蒙学教材的研究还未形成体系,特别是蒙学教材对于现当代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应用还有待加强。     

清代前期蒙学教材研究

蒙学教育自三代而始,历经周秦、魏晋、唐宋的稳步发展,至清已达到更为完备和成熟的程度。伴随着蒙学教育的发展,清代前期的蒙学教材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多样化、完备化的发展态势。在教材的编纂体例上,更为关注儿童自身的心理和认知特点,行文上注重押韵、内容上贴近日常生活。此一时期蒙学教材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对前代蒙学教材的合理继承;重视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突出历史性与常识性的教育内容;与科举取士的紧密结合以及杂字教材的出现等。     

从挪威的中文教学状况看海外中文教学的得与失

挪威的中文教学分官方办学和民间办学。奥斯陆大学是官方办学的代表，其成功经验是由政府资助学生到中国学习中文、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和网络资源；不足之处是中文师资短缺、学习时间不能保证和缺少语言环境。民间中文学校的成功经验是多数学生在家庭中有较好的中文学习氛围，不足之处是师资短缺、学习时间不足、外部语言环境不好、语音受方言的影响较大和汉字书写、中文阅读和写作能力的不足。解决上述不足的方法有：积极派出对外汉语教师、加强对海外中文教学的专业性指导和教师培训、提供资金支持、大力推进汉语教学网络的建设和加强适憧海外汉语教学的教材编写工作。     

《蒙学报》现代性探索的路径与反思

晚清社会变革中,《蒙学报》以“反传统”为旗帜。以叶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心怀教育救国之志,通过近代传媒,尝试对传统蒙学读物进行多方面的改造。其引介国外文本,采编民间文本,重述历史故事,将语言口语化、故事图像化,使受众分级化,针对儿童教育需要,发出了儿童文学的先声。而囿于教育政策与政治形势,《蒙学报》在创新的同时处处受制于传统,不自觉地落入传统的窠臼中。它在“延续传统”和“反传统”的过程中,纠缠着文人阶层与民众阶层的对话、官方引导与民间诉求的博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新旧力量的对峙。它改造传统意图与遵循传统实践之间的落差,凸显了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学现代化努力。在此过程中,儿童文学意识的逐渐觉醒,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宋代目录学家晁公武和《郡斋读书志》

宋代的目录学,尤其是私人藏书目录,著作甚多,远胜唐代.这主要由于宋代封建经济的繁荣,特别是两浙、四川地区,农业、手工业素称发达.两浙有鱼、米、盐、布之产,是东南财赋之区.四川土地肥沃,民勤耕作,也是天府之国.南渡以后,全国的政治中心南移,更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如雕板印刷达到了黄金时代.四川、浙江、     

宋代五等下户的经济地位和所占比例

论者多认为,宋代的客户(指乡村客户,下同)是“对佃农的专称”。据宋末元初的方回说:“予往在秀之魏塘王文政家,望吴侬之野,茅屋炊烟,无穷无极,皆佃户也”。如果客户确是“对佃农的专称”,那么秀州客户所占的比例,当是很高的。可是在分别载有全国各州主客户数的《元丰九域志》中,两浙路秀州项下却记载说:“主一十三万九千一百三十七,客无”。在“茅屋炊烟,无穷无极,皆佃户也”的秀州,户口统计材料中竟然没有客户,这似乎很难用“官方统计之绝不可信”来解释。其实,宋代的主客户制和五等户制不过是对人户的等级划分,它不是揭示而是掩盖     

谈宋代山阴陆氏家族对陆游的影响

宋代两浙路的山阴陆氏家族,在北宋时期兴起,直到南宋末其子孙仍能维持家业。其在政治上,虽科举登第人数颇多,为官四方,但并不特别显赫,家族的兴盛不衰主要是由于陆氏家族文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到了陆游,把家族的文学、学术成就推向了颠峰。     

中国传统蒙学的文化价值——基于文化哲学的视角

蒙学是我国传统文化和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特殊存在,有着丰富的涵义和鲜明特点。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中国传统蒙学符号与意义一体的本质,考察历时态视野中蒙学生成发展历程,蒙学具有文化传承与文化成人、体现和丰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日常生活模式的文化价值。当代中国需要构建新蒙学。     

宋代民间助学述论

宋代教育发达,但其教育投入却相当有限,因此两宋文化的极盛很大程度上实有赖于民间对教育的支持与资助。这种资助既有面向学校的赡学与建学,也有面向举子个人的捐助赴试费用。总体上看,宋代民间助学表现为典型的"官倡民助"模式,且捐助风气南宋浓于北宋,捐助方式以产业捐助为主,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宋代民间助学对今天的启示是民间助学的热情需要官方调动和引导,助学的方式应以产业助学为主,以保证助学的长期、持续性,而且营造良好的民间助学氛围是政府的重要责任。     

宋代教坊正乐与宫廷演剧之俗谐化

宋代乐制的更革,带来宫廷伎乐及演剧活动的频盛,民间伎艺及杂戏杂剧不断输入宫廷。考察宋代制乐设官、正乐禁戏的过程,可以看出,宋代宫廷乐制的更革与官方用乐的种种规制,虽然对两宋戏剧撰演合一的发展态势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中有抑制和束缚,也有推助和促动,需要仔细分辨;而教坊的立废、钧容直的蠲省,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杂剧演出在宫廷与民间的互动,从而推动了宋代戏剧史民间化、俗谐化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