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以智的《通雅》

方以智(1611—1671),安徽桐城人,字密之,晚号无可道人,是十七世纪明清之际著名启蒙思想家。其主要著作有《通雅》、《药地炮庄》、《物理小识》、《易余》、《东西均》、《周易图象几表》、《愚者智语录》、《青原志略》、《禅乐府》、《一贯问答》及诗、文集等共约数百万言。他的文化遗产尚待进一步研究发掘,上海古籍出版社拟近年陆续出版《方以智全书》,日、美学界对方以智亦多有研究。本文拟将方氏《通雅》一书的写作过程、成书背景、内容梗概以及后世评价等作一综合论述。     

《青原志略》成书考

《青原志略》为佛教寺志之一,诸家书目皆题曰笑峰大然编、施闰章补辑。其实,此书最终成于方以智之手。主要理由有三：第一,序作者施闰章、黎元宽、于藻、王辰等,皆称此书为方以智所编;第二,统计各卷内容,笑峰原稿不足六万字,方以智增补者则有十万字之多;第三,定稿之发凡起例,亦由方以智完成。之所以不署方以智之名,可能是因为该书刻版刷印之时,正值方氏受“粵案”牵连,被捕并死于押送途中。     

方以智的道家观

在我国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潮中,方以智以其坎坷的经历和丰富的学识,铸就了自己学术的鲜明特色。其一是“函雅故,通古今”,批判地吸取西学,建立了以名物训诂学、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相结合的质测通几之学;其二是“聚古今之薪”炮制于一炉,将儒、释、道三家学术会归于《易》。前者在中年以前,以《通雅》、《物理小识》、《医学会通》为代表,后者在中年以后,以《药地炮庄》、《东西均》、《易馀》为代表。本文仅就后者对方氏的道家观作一些剖析,以揭示其立身佛门,心怀儒术,改造和利用道家之学的矛盾心态。     

方以智自然观刍议

方以智是明清之际有影响的学者,素以精通自然知识闻名。他的自然观以气一元论为基础,重视火的作用,很有特色。本文试对之加以评价,并就学术界关于方以智自然观是火一元论的传统说法,提出一些不同意见。方以智的自然观建立在他对客观世界物质性的透彻认识上。在《物理小识》的“自序”中,他开篇     

方以智的语言哲学思想

方以智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著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经很自觉地将训诂工作擢升到作为追求天道的理想方法。他在“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文章即性道”和“文章薪火”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     

方以智与古文献学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浮山愚者,安徽桐城人。他学识渊博,对经、史、百家、天文、历算、地理、名物,典制、语言文字、文学、书画、金石等均有涉猎。还接受了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知识,但不满同时传入的基督教神学,并指出西方自然科学“详于质测(指考究原理)而拙于言通几(指上升为哲学理论)”(《物理小识自序》),亦有局限。他反对“离气以言理”、“离器以言道”的宋明理学,是我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同时又精于“小学”,长于考据,是我国古文献学史上很有造诣的古文献学家,成为清代考据学派的前驱。     

“楚历”小考——对《楚月名初探》的管见

曾宪通先生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楚月名初探》一文,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见识。就中,用楚简简文推定“刍(昏耳)(闻)王于(?)郢之岁”的办法,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由于在比定该岁这一点上,我获得了可能比先生较早的年代,故想在此略抒拙见。     

王肯堂及其《八识规矩集解》

王肯堂以医家闻名于世,亦为在家修证佛法之人,对佛教唯识学素有研究,为晚明唯识复兴运动重要人物,撰有《成唯识论证义》《因明入正理论集解》等唯识、因明诠释著作。作者新近发现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藏有王肯堂的另一唯识著作《八识规矩集解》(明代天启年间刻本)。该书解说玄奘《八识规矩颂》的要旨,经查为海内外现存之孤本,且此前在思想史的文献中几乎从未被提及与引用。这里编校刊印这个四百年来始终湮没无闻的重要思想文本,并对王肯堂本人及其佛学思想和佛学论著《八识规矩集解》做一引介。     

《通雅》性质考述

《通雅》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方以智的代表作。自从康熙五年(1666)正式刊行以来,《通雅》曾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清初学者姚文燮甚至认为,方以智撰成《通雅》之功,“当不在禹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雅提要》说作者“考据精核,……穷源溯委,词必有证,在明代的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矣”。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也把方以智与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相提并论。然而,勿庸讳言,学术界对     

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

“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辨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 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一,《考古通说》 一、广义的“文化”与狭义的“文化” “文化”,既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又是一个近代引入的外来词汇。 早在先秦,“文”、“文化”等字样已屡见于各种典籍。《论语·学而》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的“文”指道艺,即诗书礼乐之类;《论语·雍也》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谓,自然形态胜于人为形态的谓之“野”,     

科学家方以智的自然哲学

在天崩地解、风雷激荡的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不止诞生了大批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同时也涌现了大批著名科学家。他们的光辉科学著作,彪炳于史册。其中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78年写成,1596年刊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1628年完稿)、宋应星的《天工开物》(1637年刊行)、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1637年左右写成),还有方以智的科学著述。方以智(1611—1671)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著名科学家和哲学家之一。他曾以极大的精力完成了《通雅》、《物理小识》(均1640年左右编成)两部重要科学著作,同时还写有《医学会通》、《内经经络》、《删补本草》等。     

方以智“∴说"解析

方以智“∴说”是理解方以智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图像并非方以智所自创,它来自佛教,“∴”的思想与《易》和《论语》也有关。尽管方以智“∴说”一文已佚,但是通过对《东西均》和《周易时论合编·图像几表》等的解析,我们还是可以理解“∴说”的大致内容,并剖析出其中蕴涵的哲学思想,如本体论思想、“尽天地古今皆二”的辩证法思想、“三为约法”的方法论、集大成与三教合一思想。     

《通雅》的现存版本及其性质

方以智(1611-1672)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考据学家,一生坎坷,半世为僧。虽逢乱世,依然潜心学术,博览群书,著述繁多,有《药地炮庄》、《东西均》、《学易纲宗》、《禅乐府》、《一贯问答》、《冬灰录》、《浮山文集》、《博依集》、《切韵源流》、《四韵定本》、《膝寓信笔》、《医学会通》等一百余种。《通雅》是方以智“要其三十年心血”[1]的杰作,“辨当明物,折衷音义”,“穷源溯委,辞必有证”,堪称语言学之巨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古六国考

<正> 一、名称古六国名称的由来,是与该地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说文、六部》:“六、易之数,会变于六,正于八,从入八。”按“六”不从“入”,当从“亠”,与甲骨、金文的“亢”、“京”、“高”、“毫”等字的“亠”同。丁山谓“借入为六”①,亦不确切,甲骨、金文均有“入”和“六”,不同字。林义光说:“《说文》云:‘夫,菌夫,地蕈,丛生田中,从(?)六声。’按《说文》夌下云:‘从刄从夫,夫高也。’夫义为高,当为陆之古文,古作(?),象陆,(象陆下有水形)(?)陆上草木,或作(?)。“又说《说文》”“六,从入八”之义不可晓。古陆字或     

方以智与湖湘文化

方以智至湖南主要虽是当时外在时局变动所致 ,但是也与他本人早年仰慕湖湘文化有关。他所到湖南之地虽然不多 ,但是留下的史迹与传说却颇具意义。他交往的湖南友人除王夫之外 ,还有石溪、郭都贤等 ,值得系统加以分析。方以智在文学上喜欢《离骚》 ,人格上敬慕屈原 ;因此他在浪游湖南期间撰《屈子论》以追慕屈原 ,晚年更承继觉浪道盛之旨撰《鼎薪》以申孟、庄、屈合一之论。方以智流离湖南而深刻体会《易经》“遁”“节”二卦深义 ,而且进一步深思三世理学与外祖吴应宾三一之学 ,开启了日后三教归《易》的主张。可见流离湖南两年 ,湖湘文化对方以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于明代的几件地契

本院图书馆收藏有几件明代地契,原是六十年代初期从上海古籍书社购买来的。其中,崇祯十五年一件,加盖的朱红色油泥方形官印“歙县之印”,除一角外,清晰可识。隆庆三年一件,因年久油泥脱落,官印的字迹比较模糊,其“之印”二字尚可辨出,其第一字左边,上为“(?)”,下为“(?)”,中间应为“(?)”,此字的右边虽已模糊不清,但从左边即可推知其为“歙”字,且其官印的大小、字形与崇祯十五年一件相同。据此,这件地契为歙县地契无疑。正德六年一件,契上加盖官印的字迹已不可识,     

方以智“通几”与“质测”管窥

方以智“通几”与“质测”管窥关增建“通几”与“质测”是明末清初学者方以智（１６１１—１６７１）提出的一对命题。对于这对命题，学界多有研究。但这些研究常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对这两个概念的由来、它们的具体含义、二者之关系等因素的讨论，都还可以进一步深入...     

论《汉书&#183;艺文志》的图书分类

历史形成的学术分类思想、王官之学的影响、现实的学术状况及学术的兴替变化,都影响到《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汉书.艺文志》体现了刘向、班固等学者对当时学术存在的认识,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对于《诸子略》的分类,梁启超、胡适等说纵横、农、杂三家“绝无哲理上根据”是不足为训的。刘、班时代史籍未能独立为类、史书入《春秋》类、史籍入《书》类,都反应了当时史学意识尚未十分明晰;而《小说》类与史书分离,又说明当时史学意识已开始萌芽,认识到了实录是史书的根本特征。阮孝绪《七录序》以为“史书太少,不足以为类”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研究将古代目录学著作是否将史部独立为类,划分为《七略》分类系统和四库分类系统。阮孝绪《七录》与王俭《七志》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体现了史部的独立,属于四库分类系统;而后者仍属于《七略》分类系统。     

方以智集大成思想初探

方以智对集大成具有强烈的愿望和明确的目的,并把它作为均的哲学的终极追求,他把“集大成”理解为“大畜”,认为“大畜”要求多识,不断增加和更新知识,圣人则两端用中,有兼容百家之意。方以智提出了集大成的方法,东西互济,反因对治,代明错行。同时,他指出集大成必须处理好“大全” 与“小全” 的关系。是否可以集大成,与所处时代有关,孔子适逢其时,故能成为集大成之圣人。在方以智看来,明末正是一个必须集大成的时代。方以智集大成思想对21世纪中西文化的会通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说文四大家”辨疑

“说文四大家”在说文学史上分量极重,“段、桂、王、朱”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然而清中叶亦有“段、桂、严、王”之判断。这两种看法的产生或因体例不同、或因著作时间早晚。朱骏声著作刊刻最晚,未入“说文四大宗”,一方面受到著作体例的限制;另一方面,其打破常规的编排方式,时人未识其善;而严可均未入“说文四大家”主要由于著作不能突破前人藩篱,仅对许书订正、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