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子难题”的认识与解读

"以直报怨"、"直在其中"的"直",留给了人们千年不休的争论。"以直报怨"的"直",既不是"正直",也不是"对等"的意思,而是不受礼法约束的"直性"的方式;"直在其中"中的"直",既不是"正直",也不是"对等"的意思,而是发乎内心率直的孝亲之理。孔子提倡"以直报怨",反对"以德报怨",同意"父子相隐,直在其中",说明孔子的"直"论所标举的内涵,包含着他探寻社会治理良策的辩证思考。     

孔子的贡献——以教育与理论为例

孔子是民间教师。他继承先圣的优秀思想文化,在民间发展教育,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他的"和而不同"经过分析,并与西方的"优胜劣汰"作比较,认识它的现代价值的方法之一。关于"父子相隐",过去有人认为它与法治社会相抵触,是现代腐败的根源;现在经过分析,认识到它是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世界许多法治国家都有容隐制度,与此同时,它也得到不少国家的采纳。     

"直"的情感维度——从中国文化的生命观看"父子相隐"

<论语·子路>中孔子将"父子相隐"许为"直在其中".从字源学角度分析,"直"与"隐"均起源于日常生活而具有与德性相关的涵义.通过对"直"与"隐"的字源分析,可以将"直"这一德目纳入儒家情感哲学的哪体系之中,对于"直"的判断应以情感的充沛涌流为标准,故"父为子隐"体现了"直"的要求,但同时也可论证:"直"并非儒家之最高德目,应受到礼俗的规导.在中国文化的群体生命观之中,与孝道原则相关联的"直"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论孔子的法律思想

本文就孔子法律思想中的德刑相辅、执法在人、宽猛相挤、先富后教、因革结合、使民无讼、刑罚适中、先教后诛、父子相隐等九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对孔子的德、仁、礼等与法治的关系,富民思想在孔子法律思想中所占的地位,对“正名”含义的新解,对所谓“人治”的再认识,关于“父子相隐”与“大义灭亲”等问题提出了自已的看法。还认为,孔子的法律思想是基于夏商周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封建历史时期最出色的治国之道和统治方法,占居统治地位长达二千年之久,即其明证。     

“父子相隐”与告亲的正义性问题

孔子说的“父子相隐”之“隐”系沉默不言之义，“直”指明辨是非，“直躬”指明辨是非、品行刚正，“直在其中”指有“明辨是非”的成分。告亲的行为具有内在的道德缺陷，这涉及对亲属的伤害与家庭良心的匮乏。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认为告父并非“虔敬”，这种不虔敬性来自告父行为的自身具有非正义属性。不做不利于自己亲属的举告而知情沉默，道德与法律当予之以谅解或宽容，从而不强制或鼓励以直接伤害亲属来实现社会正义及道德崇高。     

论孔子的司法观

孔子的伟大思想中包含有丰富的法律思想.德主刑辅是其法律思想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封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司法观.就其主张的"中庸"的刑事政策、"原心论罪"的刑罚原则、重教育预防以及"父子相隐"的诉讼原则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有所裨益.     

孔子政法观念之再认识

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其法律思想带有一定的保守主义色彩。参照现代法学理论,形式意义上的"法",在孔子的政法观念中就是"刑";实质意义上的"法",在孔子的政法观念中则是德礼、政刑的规范体系。孔子所理解的"法"基本被限制在"刑"的范围内,而"礼"则部分承担了"法"的"规范"职能,这也是"仁政""德教"与"和谐"等孔子政法观念核心价值的立论基础。然而,当"法"不只是"刑"的时候,"仁政""德教"与"和谐"等核心价值则需要被重新审视。     

论孔子哲学思想中的“仁”与“学”

孔子哲学思想中"仁"与"学"思想的研究是把握孔子思想之真义的重要环节.作为人性至善理解的"仁",不是以"学"为手段而成"仁","学"是一种生命的思想与目的,"学"的过程就是"仁"不断实现的过程."仁"与"学"在人性的意义上是相通的.从人性的角度来理解孔子的哲学思想更为真实,并体现出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中具有的重要价值.     

庄子与孔子境界论比较研究

境界与实有相对,它表达人们对于现实及人生的基本态度,是对人生价值及意义的判断与确认之后所达到的心灵意境。从境界论看,孔子的人生最高境界旨在寻求心灵之自由,"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天人合一"之精神;庄子寻求"天人合一"的逍遥境界亦以人之心灵、精神的自由超越为第一义,庄子和孔子都内求于心灵,以"通"为最后的境界回归。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1.内直与外曲;2.虚、静;3."通"境,进而来解读庄子与孔子思想中的境界旨趣。     

孔子"直"道思想及其现代意蕴

孔子的"直"道,源自人之"真性情"的显现,它以"天道"为其形上基础,以"仁"道为其内在的价值诉求,以心"诚"为其实践原理,三者融合而为一体,在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孔子"直"道思想不但对于后世儒学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今天和谐社会的建构亦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先秦儒家思想中“父子相隐”的伦理大义

“父子相隐”的儒家公案,蕴涵了许多儒家的伦理大义,也引起了很多方家的争论,但其所表达出的伦理意蕴,对现在的中国社会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父子相隐”至少体现了“孝”,“慈”,以及更为根本的“亲"三方面的伦理意义,同时也体现出了儒家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论"以人为本"的古代道德哲学智慧

中国先民在距今两千多年前,创造了一种“爱人”、“爱民”、“重民”、“民为贵”的高尚“仁爱”精神和普遍性价值的道德关怀。这种道德关怀,先被周朝统治者创造性地吸收并系统化利用,从此世代相传,熔铸成中华民族“以人为本”的高尚政治美德和优秀政治传统。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见诸于《管子》、《论语》、《孟子》、《荀子》等古代典籍中。如今,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生活中,都程度不同地存有“重民”、“民本”等基因。     

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立法进程的回顾与展望

商业秘密保护立法的核心概念是竞业禁止;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立法进程起步于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时期,《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劳动法》等五部相关法规,均各有一条角度不同的简单表述;越来越多的法商界专业人士趋于认同,应制订一部能全面反映竞业禁止立法精神、集中规定竞业禁止法律条款的专门法...     

对我国法制建设的理性思考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追求目标。现阶段中国的治国特点是“人法同治”。传统的“人治”观念 ,法律本身内驱力的不足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都使法制建设受到影响 ,认真研究、全面认识、理智地确定中国法制的实现途径、方式是有意义的。     

寇谦之援儒入道思想述评

北魏时期的道士寇谦之,以儒家礼教规范道教,主要是从儒家的"礼度"、"唯贤是授"、"中和"、"入世精神"和"男女授受不亲"五个方面援儒入道。寇谦之"援儒入道"的道教改革,实现了道教的发展和安邦治国的使命。     

论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

荀子作为我国先秦诸子中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隆礼重法”思想开儒法合流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作者通过对“隆礼重法”的理论基础、礼法关系及礼德作用诸问题的研究,着重辩析了荀子提出的“礼”“法”与孔、孟、商鞅所述的“礼”“法”概念的异同,并探讨了荀子思想与前代各派思想的区别与联系,对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的内涵进行初步的探寻。     

仁政·性善·浩然之气--孟子精神世界的再认识

孟子继承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结合战国时代特定的文化精神,形成自己的精神世界,主要表现为"仁政"的社会理想、"性善"的道德思想、"浩然之气"的个性文采.他认为,主观与客观、社会与道德之间具有着内在统一、密不可分的联系,"性善"不仅是"仁政"的人性基础,也是"浩然之气"的心理根源.     

“中庸”浅说

“中庸”作为儒学核心范畴之一,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观念。“中庸”思想虽植根于中国上古社会文化之中,然而作为重要文化观念概念的提出,则应归功于孔子;子思及门人继承发展了“中庸”思想,并形成了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中庸》;宋儒进一步在哲学文化观念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庸”。论文从“中庸”概念内涵出发,对“中庸”作为道德范畴的思想意蕴进行了初步考察。“中庸”作为道德伦理,它源于人所禀赋之天命、天性,然而在现实的人生修养和社会实践中,却和“礼”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天命、天性是“中庸”思想形成的终极根源,那么“礼”则是其真正实现的外在规范。     

论中国古代儒家社会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

“和谐”是“儒家思想最高的价值标准”。从“天人合一”、“人我之和”、“人之善群”、“完善人格”、“均无贫、和无寡”五个维度来分析儒家社会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可以看出:“天人合一”启示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人际和谐”启示现代社会要“以人为本”;“群己之和”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身心和谐”启示人们要塑造当代社会主体的理想人格;“均无贫、和无寡”启示人们要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     

行政诉讼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论——以“尹荷玲案”为核心

“司法审查有限原则”是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这导致了“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存在争议。“尹荷玲案”不但证成了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存在的正当性,而且明确了该判决适用的“双阶要件”,即“理由具备、事实清楚、法律规定明确”的一般要件,与“法效果唯一性”的特别要件。其中“法效果唯一性”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羁束行政行为,二是行政裁量收缩为零,这恰与《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给付判决”与“履行判决”的规定相契合。纵观司法实践,重做判决、履行判决、给付判决形成了“程序性判决—提示性判决—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3种判决方式,体现了三者功能的相似性。作为实质化解争议的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也彰显了司法推动制度发展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