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从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看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深层原因

在近代,由于伊朗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特殊亲缘关系,伊朗反封建、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一直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交恶是随着巴列维王朝剧烈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而全面展开的。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巴列维王朝自诩奉行“积极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推行全盘效仿西方的“白色革命”,一方面继续推行残暴的独裁专制统治,从而全面恶化了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并最终导致埋葬巴列维王朝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建立了现代伊斯兰神权政体。     

我国最早的物价记载和物价管理

西周(约公元前1100——前771年)是我国历史上继殷商而建立的一个兴盛王朝。这时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国最早的物价记载与物价管理,也产生于这一时期。     

好太王碑的发现和捶拓

一、好太王碑的建立公元前三十七年,在现在辽宁省桓仁县和吉林省集安县一带,建立了一个高句丽王朝。这个王朝,历时达七百年之久,留下了大量的遗迹和遗物。好太王碑便是留下来的高句丽珍贵文物之一。     

从西化改革到伊斯兰革命——当代伊朗政治改革与发展研究

伊斯兰教什叶派在伊朗的政治进程中经历了参与、退出,再到主导的过程,使伊朗的政治制度从世俗的君主专制政权变成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神权国家。巴列维王朝的西化改革忽视了伊朗国情,最终导致了君主制的覆灭。1979年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在规范伊斯兰政治秩序的同时,也使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面临寻求政治与宗教平衡的难题。     

土耳其与伊朗伊斯兰革命

伊朗与土耳其两国都是中东地区具有重要地位的地区性大国。因而两国关系对中东地区的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1979年伊朗什叶派领袖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结束了巴列维王朝在伊朗的统治。两国在此之前的密切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伊朗新政权建立后实施了较为激进的伊斯兰化的外交政策。虽然伊朗的外交政策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土耳其政府在伊朗革命不久便迅速承认了霍梅尼政权。土耳其还以克制的态度对待伊朗的激进政策。并且拒绝与美国一道制裁伊朗。总体上来看,两国关系在伊朗革命的危机当中平稳度过,而且为土耳其政府在随后的两伊战争中的中立政策打下了基础。     

秦汉王朝鼎盛时期利益拓展的历史经验

秦汉王朝鼎盛时期是指"秦王(赢政)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后的十二年(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9年)和汉武帝登基后的前四十年(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00年),亦即中国历史上统一国家的版图和影响力达到空前鼎盛的"秦皇汉武"时代。"秦皇汉武"时代的利益拓展,直接动机是为了安定边疆地区的局势,应对安全的挑战。但更重要的,也有扩大版图、实现天下一统的政治诉求。秦皇汉武的拓展行动为后世留下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秦汉以后,历代鼎盛王朝的利益拓展基本依循同一轨迹进行。     

当代伊朗外交的历史嬗变及其特征

本文对当代伊朗外交进行了全面的历史回顾.本文认为,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外交是片面追随美国的依附外交,同时也构成了伊斯兰革命的根源之一;霍梅尼时代的伊朗"革命外交"导致伊朗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伊朗的"缓和"与"对话"外交,使国际环境得到相对改善;内贾德政府执政后,"拥核崛起"成为伊朗国际战略的核心,导致伊朗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再度紧张.当代伊朗外交有两点值得发展中国家吸取的历史教训.首先.如何避免外交走向依附与革命两个极端;其次.如何正确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中国所出佉卢文书研究综述

佉卢文是起源于古代犍陀罗,后来流行于中亚广大地区的一种古文字。就目前所知,这种文字最早见于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犍陀罗时颁布的摩崖法敕,最晚见于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鄯善王国君主元孟(Vasmana)时期的木牍文书。其流行年代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四、五世纪。不过,佉卢文的字体及其流行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这种文字的创立应始于公元前五世纪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统治犍陀罗时,废弃于公元五世纪中叶鄯善王国末代君主真达亡国之     

周朝历史研究的新成果──何光岳的《周源流史》读后

中国历史上的周王朝，分西周（约公元前１０６６年至公元前７７０年）和东周（止于公元前２５６年），长达七八百年。李亚农《西周与东周》、赵光贤《周代宗法制研究》、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杨东晨《周人秘史》等专著，各有偏重。江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出版的《周源流史》，计５９章，１２０万字，是著名农民史学家何光岳力作《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的第１０分册。经反复研读，觉得这部史书对周王朝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之处。在周王朝的社会性质和历史纪年两个大问题上，作者敢于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始于公元…     

春秋战国时期官制初探

从公元前770年周干王东迁以后,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的550多年间,是我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大动荡、大分烈、大变革的时代。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是各诸侯国兼并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经济独立性的增长,周天子不能号令诸侯,一些在政治上称“霸主”作用的诸侯国先后脱离周王朝的控制,建立起一套各自为政的政治制度和官吏制度。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和经济基础的变更,作     

夏王朝前夕的社会形态

夏王朝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它开始出现在中原大地。在夏王朝出现以前,著名的领袖人物有尧、舜、禹等人,据史书记载,他们曾实行过“禅让”制度。因此,不少人都认为那时的社会形态还属于原始社会,也有人把它称为军事民主时期。     

试论阿拔斯改革及其历史地位

<正> 16世纪末17世纪初,伊朗从内乱四起、王权微弱、经济萧条的弱国,一跃而成为王权强大、政局稳定、贸易繁荣的封建军事强国,显然是与萨菲王朝(1501-1736年)的沙赫(国王)阿拔斯一世(1588—1629年)所推行的改革密切相关的。但是,史学界对这场改革的评价迄无定论,国外伊朗史方面的权威著作《剑桥伊朗史》(卷6)和英国著名伊朗史专家罗杰·萨沃里都认为这场改革虽然解决了统治者所面临的某些重大难题,促进了萨菲朝的强盛与繁荣,但它同时也是导致萨菲朝衰落的原因。这实际上基本否决了改革对伊朗历史的积极影响,笔者对此不能苟同。     

早期阿拉美文在新疆的几种变体

公元前十一世纪,在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曾生活着阿拉美诸部落。考古学家们曾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一些远至公元前九——七世纪的阿拉美文的碑铭。类似的碑铭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西南亚地区也曾发现过。这就说明,阿拉美文当时在这条国际商道上曾较为广泛地流行过。     

中古时期伊朗与中国的丝路商贸

丝路曾是连结亚非欧三大洲的陆上交通要道,也是推动东西方文明融汇交流的商贸通道.丝路开通后,中古时期伊朗的安息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先后成为丝路上最大的丝绸市场之一.在欧洲与远东商贸交往中,安息人和波斯人相继是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中间商.他们不仅充分利用伊朗高原的地缘优势,而且长期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使安息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在东西方的交往中大放异彩,波斯语则成了丝路上的国际通用语言.中古时期伊朗与中国的丝路商贸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丰富和改善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的历史进程

新疆自公元前 60年正式成为我国领土一部分以后 ,从西汉到清朝的历代中央王朝为了确保新疆社会稳定、生产发展和边疆安全 ,都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本文从宏观上比较翔实地论述了这些政策措施的基本发展趋势。即 :治理地域逐渐明确固定 ,治理重心逐渐移至天山北部 ,治理制度逐渐与全国一致 ,治理机构逐渐健全统一 ,治理政策逐渐规范完备     

王朝观念、家族血脉与历史书写——萨珊帝国的起源背景与王朝合法性构建

萨珊帝国的王朝合法性渊源与其开国史背后的家族传承密切相关。从身世背景来看,阿达希尔一世具有波斯和帕提亚贵族世家的双重背景。阿达希尔一世的崛起并非单纯的波斯人推翻帕提亚人统治的王朝更替,萨珊王朝迅速建立的背后是帕提亚和波斯两大贵族集团就在新王朝内部迅速达成权力分享共识的结果。而帕提亚贵族政治传统和凯扬王朝的合法性观念均深刻规定并影响着萨珊王朝对自身统治及起源的法统建构与追溯。从阿达希尔一世的神秘身世背后可以发现古代波斯王朝权力迭代过程的妥协性和由贵族养子的血缘过继来维持的王朝法统延续性。可以说,对帕提亚王朝遗产的显性否定和隐性传承共同构成萨珊帝国四百余年法统建构与迁移进程中看似矛盾却浑然一体的政治逻辑。而阿达希尔一世本人便是帕提亚—萨珊贵族血缘联盟的产物,由此可以窥见前伊斯兰时期伊朗贵族社会价值观念对萨珊王朝法统构建与延续的重要意义。     

达斯特加赫与霍龙歌舞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原为波斯帝国一个行省的帕提亚摆脱塞琉西王国,建立了阿萨息斯王朝(即我国汉文文献中的安息国)。并迅速扩张,逐渐成为统辖全部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西亚大国。汉武帝遣使张骞第一次通西域时,听说西部有个安息大国。待他再次出使乌孙,特派遣副使抵达安息都番兜城受到非常热情的欢迎。据载:     

周秦古声母新论

周王朝自公元前十一世纪武王灭殷开始,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继而经历周天子权势日下的春秋战国时期,漫延了八、九个世纪之久;绵亘在北起大漠、南迄岭南、西自秦川、东抵大海的中华古国的辽阔疆域。给我们留下了难以数计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举世瞩目的青铜彝器,就是其中之一。目前,两周出土的青铜器,据《金文诂林》引用器目的统计,有     

从张家山汉简看楚汉法统关系

张家山汉简为研究楚汉法统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历谱“新降为汉”之“汉”是指刘邦刚刚建立的汉王朝 ,而非公元前 2 0 6—前 2 0 2年间的汉王国 ;《奏谳书》“楚时去亡 ,降为汉”之“楚” ,不应仅限于“楚汉战争之楚” ,还应包括陈胜“张楚”之楚、楚怀王“义帝”之楚 ;“楚时去亡 ,降为汉”反映了汉王朝建立之初官方和民间对汉王朝法统的看法 ,并对西汉文景至武帝时期汉人对楚汉法统关系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王朝更替背后的人口原因

王朝更替是中国历史上最基本的政治现象。纵览中国历史,自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到1912年大清帝国的覆亡,其间2100余年,仅全国规模的改朝换代就有十次之多（十个王朝分别为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宋、元、明、清）。至于分裂动荡时期,地方割据政权的更迭,更是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