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转向"之后:广义叙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近20多年来,许多领域经历了"叙述转向".从历史学、心理学开始,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叙述转向,甚至经济学、法学、人工智能等"准科学",都开始采用叙述分析作为研究模式.这个转向对当今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人类如何把经验转化成知识,更是关系到人类心灵对自身活动与身份的基本态度.本文认为,当代叙述学应当从当今叙述转向的大局面着手,把视野拓宽到各门类叙述已经取得的成就,着手建立一门广义的理论叙述学.为此,本文试图提出"最简叙述"定义,提出几种根本性的叙述分类方式,并且试图提出无论哪种叙述都遵守的几条原理.     

当代电视纪实文本的“秀叙述”

当下,真人秀节目风靡电视荧屏,成为电视纪实叙述的典型样式.围绕“秀叙述”这一概念,透过叙述学视野考察真人秀以及电视纪实文本,能够深入解析电视真人秀“文本身份”的建构与转换、“普遍隐合作者”的确立与变异、“作秀”和“反秀”叙述的关联等重要问题.总体而言,“秀叙述”是纪实型的:文本发出者与接受者达成了纪实体裁的“叙述规约”.原创力不足导致某些特定类型的“秀叙述”拥有面目雷同的“隐合作者”,从而共同建构出了“普遍隐合作者”.“作秀”与“反秀”在“秀叙述”中同时存在,带给受众混杂性的认知体验.为了建构文本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信任链”,伪饰的“反秀”叙述应该避免.     

叙述学研究的新范式

讲故事是人类的本能行为,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随着当代电子传媒的飞速发展,大量新的叙述体裁(如真人秀、微博、微信)涌现出来,无论是旅游热、古迹热、消费热、食品安全忧虑,甚至国学热,都借叙述而取得公众关注。叙述学不得不面对文化实践,自我改造。不仅要有各门类叙述学处理各种体裁,还必须有覆盖各种叙述体裁的一般理论。广义叙述学是应文化的需要自然而然地产生;它不是一种人为的构筑,而是当代文化发展的总结。正因为此,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五位多年在高校研究叙述学的学者对若干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李卫华发现中国古人已经在讨论广义叙述学,金圣叹评论历史著作,用的是类似评论小说的方式,而且意识到纪实与虚构的重大分野;谭光辉对拙作《广义叙述学》中提出的纪实与虚构的区隔原则提出值得重视的商榷;王瑛认为广义叙述学的提出,是中国学术界长期努力的结果,是叙述学发展的第三阶段;王委艳认为广义叙述学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使批评理论的中国化有了一种新的方式。本辑也附了一篇拙文,试图把一种似乎简单的现象——分层扩展到所有的叙述(尤其是演示叙述)中,此时出现了远远比小说复杂的情况。参与讨论者的共同看法是:广义叙述学还远未形成一个体系,它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等待着更多的学者参与、批评和发展。     

判决书的叙述学分析

为了呼应国内外跨学科的“文学与法律”思潮 ,本文运用叙述学的方法分析了判决书文本所涉及的四个方面。同时 ,为了避免形式主义方法的偏颇 ,参酌福柯的话语分析技术 ,讨论了文本中权利运转的机制 ,阐明了法律文本中的文学意蕴以及两者之间的互渗关系 ,并且发现了中国诉讼法关于判决书规定的重大欠缺     

叙述的主体间性:历史想象与文学纪实

叙述的主体间性既指向了历史证据和叙述者的想象,又关涉到读者的理解,由此它在认识论上凸显为读者、文本与叙述者三极之间的博弈结构.文学表现的历史化表明了虚构叙述仍能创造合理的历史知识,至少可成为探询历史真相的辅助媒介,有关大屠杀题材的写实小说即是明证.此外,历史真实若仅拘守于考辨个别事实的真伪、全然漠视整个历史图景的可理解性,那么此作法仍有悖于史学实践的真实情状.     

广义叙述学:叙事诗学发展的第三进阶

讲故事是人类的本能行为,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随着当代电子传媒的飞速发展,大量新的叙述体裁(如真人秀、微博、微信)涌现出来,无论是旅游热、古迹热、消费热、食品安全忧虑,甚至国学热,都借叙述而取得公众关注。叙述学不得不面对文化实践,自我改造。不仅要有各门类叙述学处理各种体裁,还必须有覆盖各种叙述体裁的一般理论。广义叙述学是应文化的需要自然而然地产生;它不是一种人为的构筑,而是当代文化发展的总结。正因为此,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五位多年在高校研究叙述学的学者对若干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李卫华发现中国古人已经在讨论广义叙述学,金圣叹评论历史著作,用的是类似评论小说的方式,而且意识到纪实与虚构的重大分野;谭光辉对拙作《广义叙述学》中提出的纪实与虚构的区隔原则提出值得重视的商榷;王瑛认为广义叙述学的提出,是中国学术界长期努力的结果,是叙述学发展的第三阶段;王委艳认为广义叙述学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使批评理论的中国化有了一种新的方式。本辑也附了一篇拙文,试图把一种似乎简单的现象——分层扩展到所有的叙述(尤其是演示叙述)中,此时出现了远远比小说复杂的情况。参与讨论者的共同看法是:广义叙述学还远未形成一个体系,它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等待着更多的学者参与、批评和发展。     

中国图像叙述学:逻辑起点及其意义方法

本文以西方叙事学为出发点和参照点 ,把通常的“叙事”范畴扩展为“叙述”范畴。“叙述”成为本文进行中国图像叙述学理论探讨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 ,本文简要梳理了中西图像叙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分析了图像叙述研究方法的独立性及其与语言叙述不同的叙述特征 ,认为中国图像叙述学是当代叙述理论研究的一个广延 ,尤其为中国古代叙述提供了一个彰显美学意义与文化意义的广大背景 ,是对当前全球化“图像转型”的一次理论回溯 ,其现实的指导意义十分重大。     

危险的叙述与叙述的危险

本文针对当下中国散文的变革实际,从原生态散文提出的必要性及其应当具备的写作姿态,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其中,对散文的叙述方式、散文的源流及其发展方向都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观察和思考。     

叙述语言、叙述视角和叙述结构——以电视剧《潜伏》为个案的叙述学分析

作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重要思潮,中国的叙述学（叙事学）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叙述学理论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影视、绘画以及法律等诸多领域。电视剧《潜伏》的收视率屡创新高,堪称近年来少有的谍战佳作,其热播引人深思。该剧巧妙地采用了类型融合的叙述策略,主要体现在叙述语言、叙述视角和叙述结构上。本研究结合叙述学和电影学中的叙述理论,不仅对该剧的叙述语言和叙述视角进行了审美解读,而且从线索、主题、时空、情节和人物等方面对该剧的叙述结构加以阐释和归纳,指出该剧的热播主要归功于幽默睿智的语言,“限知、平视”的视角,“信仰、爱情”交织的主题,详略得当的时空幅度,曲折离奇的情节以及丰满鲜活的人物形象等。     

叙述学有“经典”与“后经典”之分吗?

国内外叙述学界有些学者把叙述学分为"经典叙述学"和"后经典叙述学"。这种分法是没有学理依据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叙述学从诞生直至今日,始终是在结构主义的框架内构建和发展的。从考察"后经典叙述学"相关论点入手,运用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可以从三个方面讨论"经典叙述学"和"后经典叙述学"分类的不合理性:梳理"经典"与"后经典"说的主要观点,可见这种区分的不合理;从结构主义的基本理念来看这种区分的非合理性;辨析赫尔曼提出的"经典叙述学"的四宗"罪"。     

论广告符号文本的叙述转向

符号文本情节化已是当代广告的最重要形态,而情节化是广告叙述转向的结果。然而,此普遍现象虽然出现已久,却长期为广告符号学忽视,也未见有系统深入的讨论。廓清这一当代广告符号文本的基本特征,是正确解读广告的前提,也能有效促进广告创作,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论小说叙事的叙述主体

小说叙事就是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一个或者一系列的故事。小说要叙述故事,那必然要有一个进行叙述的主体。在小说叙事领域,与小说有关的主体有作者、隐含作者、人物、叙述者等。作者是写作作品的主体,他只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隐含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没有声音,归根结底是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第二自我。小说文本中某些人物的讲故事看似是叙述,实际上这只是发生在文本内的故事世界的行为,也即人物和他讲的故事最终也只是被叙述的客体。叙述者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既然叙述者具有叙述行为,对于小说文本而言,自然应该是小说叙事中承担叙述的主体。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历史叙事与叙述选择

新世纪乡土电视剧中的历史叙事,主要集中在与村庄变迁、家族盛衰以及与民族兴亡有关的革命历史、抗战历史、当代历史、民国历史等题材领域。过去没有得到表现的乡村历史,特别是那些对中国乡村历史变迁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都被不断地发掘出来,呈现在荧屏上。在历史叙事方法上,为了适应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双重需要,新世纪乡土历史剧在承续传统的权威历史叙述的同时,不断引入新的艺术元素,从而有了一些更具时代特点的新变化。     

论叙述中人物所具有的结束功能

人物不仅在叙述中生成,是故事讲述人"讲述"的对象,他还具有为叙述服务的功能,是在讲故事活动中发挥多种作用的"叙述参与者".帮助作者结束叙述即为人物的功能性作用之一,具有此功能的人物可以是古希腊戏剧中"神圣的和解者",也可以是权威的喜剧缔造者,还可以是平凡的愿望满足者.     

广义叙述分层问题:构筑原则与应用

讲故事是人类的本能行为,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随着当代电子传媒的飞速发展,大量新的叙述体裁(如真人秀、微博、微信)涌现出来,无论是旅游热、古迹热、消费热、食品安全忧虑,甚至国学热,都借叙述而取得公众关注。叙述学不得不面对文化实践,自我改造。不仅要有各门类叙述学处理各种体裁,还必须有覆盖各种叙述体裁的一般理论。广义叙述学是应文化的需要自然而然地产生;它不是一种人为的构筑,而是当代文化发展的总结。正因为此,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五位多年在高校研究叙述学的学者对若干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李卫华发现中国古人已经在讨论广义叙述学,金圣叹评论历史著作,用的是类似评论小说的方式,而且意识到纪实与虚构的重大分野;谭光辉对拙作《广义叙述学》中提出的纪实与虚构的区隔原则提出值得重视的商榷;王瑛认为广义叙述学的提出,是中国学术界长期努力的结果,是叙述学发展的第三阶段;王委艳认为广义叙述学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使批评理论的中国化有了一种新的方式。本辑也附了一篇拙文,试图把一种似乎简单的现象——分层扩展到所有的叙述(尤其是演示叙述)中,此时出现了远远比小说复杂的情况。参与讨论者的共同看法是:广义叙述学还远未形成一个体系,它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等待着更多的学者参与、批评和发展。     

小说叙事学中的叙述视点、视角与聚焦

侯素琴撰文《论小说叙事学中的叙述视点、视角与聚焦》指出,自西方小说理论诞生以来,对于从什么角度和如何叙述故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早在1832年李斯特就利用"叙述视点"来分析小说作品,同时期的洛克哈特也曾使用这一术语来探讨如何使作者与自己的作品保持恰当的"距离"。进入20世纪,小说文体学得以长足发展,叙事理论在     

叙述分层的符号学考察

叙述分层是小说叙述学经常讨论的课题,但是问题的真正解决,却需要进入符号叙述学.一旦叙述文本的载体,从记录性媒介文字,转换成演示性媒介,即戏剧、电影、游戏,此时哪怕故事依旧,叙述分层的机制也会发生巨大变化.更重要的是卷入的时间状态转换成“现时性”,即叙述与被叙述同时发生.如果分层之间的间隔被冲破,发生了跨层,演出性叙述由于其现时性,会比较自然,而文字叙述反而会出现无法解释的悖论.     

转型时期大学叙事小说的叙述声音与话语方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思想文化与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转型,思想文化由一元到多元,经济体制从计划过渡到市场。转型时期,众声喧哗的大学叙事小说汇聚了各种"思想"和"声音",并由此折射出改革开放时代的精神气候。这些大学叙事小说在叙述声音与话语方式上主要有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形式,分别彰显出反思意识、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     

“文革”叙事与新移民作家的叙述视角

"文革"作为我们民族历史中不可忽略的段落,包孕着太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理应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因为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叙述的使命。在近年日益引起评论界重视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中,"文革"也是一个重要的书写点。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同类文本,当然有其相似之处,因为面对的精神资源是同一的。但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又绝不是内地同类文本的简单重复,它显然呈现着自己的独特立场和美学风格。应该说,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文革"叙事构成了一种互补,共同构筑着中国文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录。     

叙述、史识与情怀——简析《1948：天地玄黄》

《1948：天地玄黄》是文学史写作的尝试之作。现实关怀和反思精神指引着作者对作品体例进行探索,痛苦的沉思赋予了作品＂滚烫＂的品格,同时也造成了叙述学的难题。这一难题反映出作者治学的的眼光、姿态和立场,也显示着将历史研究与民族记忆统一起来的可贵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