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海地方史略》中若干史实的商榷

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祖国文化战线上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长期以来,青海在许多方面都处于落后地位,现在正奋起直追。文化战线上已出现了喜人的局面。芈一之同志编著的《青海地方史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史略》就是一朵社会科学园地中的新花。这对每一个研究青海地方历史的人来说,是一件很值得关注的事情。     

再议《青海地方史略》——并答芈一之同志

编写青海地方史书,由于史料大都散见于诸史,零篇残简,不成体系;再加上很多事件,缺乏记载,无从查考,因此编写工作,空无依傍。要想一下写出一本较为完备翔实的东西,确乎是不太容易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由芈一之同志所执笔编写的《青海地方史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史略》)虽然花费了很大气力,它仍然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必须在这个既有的基础上,再逐步加以完善,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我不揣     

传承历史文化 彰显地方特色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地方史栏目 30年来刊发了许多关于青海历史与文化方面的有深度、有见地的研究成果 ,这对于传承地方历史与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豫师青海奏稿》补校

汪受宽同志《〈豫师青海奏稿〉补校》一文,曾请李文实先生过目,李先生又有所校释,这里一并发表,以飨读者。     

皮筏是羌人的发明吗?——与聪喆先生商榷

聪喆先生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二期发表《古代羌人的一项重要发明——也论“皮筏”的历史及其它》一文(以下简称“聪文”),批评邵永强、魏通二同志关于皮筏自元代始有的误说,认为皮筏是东汉时期生活于青藏高原的羌人的发明,且由此铺陈这一发明     

《西宁府新志》摘误——兼与魏明章同志商榷

为了甄识一些史实的演变情况,君亮同志与魏明章同志商榷一文发排前,我们特请李文实先生过目,李先生遂尔也写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现一并发表于后     

历史、民族与语言关系之钩沉——为纪念李文实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作

李文实先生的《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在对地名的考证和对民族历史的某些问题的研究上,充分运用了民族语言材料、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述言辞中肯、精确,分析得深中肯綮,具有入木三分之功.李文实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却能把语言学理论与史学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对某些民族语言事实的分析来推论某个历史问题和历史地名,为我们揭开了历史谜团,给我们树立了将历史研究与语言学研究相结合的典范.     

李文实先生述略——以《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相关记载为中心

本文根据《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以及相关回忆录中的记载,对曾任兰大历史系代主任的青海籍著名学者李文实先生的一生活动进行了探讨。着重探究他青年时期追随顾颉刚先生在成都、重庆、徐州、兰州、上海等地的学习与研究活动,以及蒙冤入狱和恢复自由后的学术研究情况。     

也谈宋代潮州的民俗——与顾吉辰同志商榷

<正> 《汕大学报》1990年第三期刊载了顾吉辰同志《宋代潮州社会风俗述略》一文,分十个方面阐述了宋代潮州地方的民俗。两宋是潮州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包括民俗在内的许多社会历史问题很值得认真探讨研究。下面,针对《述略》一文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商榷意见,同时补充一些有关资料,以期促进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并以之就教于方家、读者。     

望更多同志参与土族历史研究——兼答李友楼同志提到的几个问题

(一) 学报编辑室转来李友楼同志《对〈土族族源考〉所引用材料的几点意见》,读后认为该文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即对土族族源应该展开学术争鸣和深入讨论。我又读到周伟洲同志《关于土族族源考问题的管见》,周系我的一位汉族朋友,对吐谷浑史颇有研究。周文在评《土族简史》的第三部分中提到该书关于“土族李土司的族属问题”的论述:“可能《简史》编者是以芈一之同志《土族     

“楚历”小考——对《楚月名初探》的管见

曾宪通先生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楚月名初探》一文,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见识。就中,用楚简简文推定“刍(昏耳)(闻)王于(?)郢之岁”的办法,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由于在比定该岁这一点上,我获得了可能比先生较早的年代,故想在此略抒拙见。     

对六十年代“花儿”论争的审视与反思——《青海对花儿来龙去脉的探讨》读后

六十年代初,在青海文艺工作者中间,开展过一次若断若续的“花儿”学术讨论,从1961年到1963年,先后延续了两年的时间。讨论从“花儿”的发展与提高开始,进而围绕“花儿”的来龙去脉展开争论,形成多种意见的交叉,最后在探讨“花儿”与元代散曲的关系问题上,无形中结束。1986年第三期《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的魏泉呜同志撰写之《青海对花儿来龙去脉的探讨》一文,就是专门研究这一论争的。     

青海地方史札记

青海民院《学报》一九八○年第二期载马明达《贺锦死地辨》一文,谓“贺锦确实于顺治元年元月间,在青海碾伯为当地世袭土司祁廷谏、祁兴周等人所杀”。 按贺锦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二月围攻西宁的战役中战殁。马文考定贺锦确死于青海,纠正了历史上一些贺锦并未死于攻西宁之役传说的错误,但说他死于碾伯,则仍欠正确。     

断语不可轻下——也谈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

自近人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提出岳飞《满江红》词真伪问题后,夏承焘先生又撰《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详加考证,断为伪作。去年港台报刊又提出这一问题,讨论颇为热烈。略览众文,以认为此词是伪作者居多。但综其主要论据,仍未出余、夏二先生之文。即:1.《满江     

也谈刘基的军事思想——兼与郝兆矩同志商榷

《浙江学刊》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发表了郝兆矩同志写的《刘基军事思想述评》一文(下称郝文)。郝文分三部分,其一论述刘基军事思想的形成,认为《百战奇略》是刘基传世的唯一军事著作;其二以《百战奇略》为依据论述刘基的军事思想;其三刘基军事思想的历史贡献。读完全文,我对文中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能苟同,特不揣浅陋提出与之商榷。     

评钱文忠对黄心川所著《印度哲学史》评论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0年度第二期发表了钱文忠同志的《评黄心川先生“印度哲学史”》一文。我们拜读后实在不敢苟同,因此,不揣鄙陋,想在此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和钱文忠同志商榷。     

《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辞条选登

从1981年后芈一之同志曾参与《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西北组的编写工作,所承担的任务已在1984年定稿完成。现选登有关青海民族史的条目若干,以飨读者。     

有关鲁迅先生去大夏大学演讲的考证

读单演义同志《郑伯奇与鲁迅的友谊及其他》一文(载《西北大学学报》一九七九第二期),感到写得很好。作者用具体材料,把鲁迅先生和郑伯奇同志的友谊,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出来,读之使人感动。但是,文中“同到大夏大学宣传讲演”一节,使用的史料不够翔实,影响了文章的科学性。因为,郑伯奇同志回忆的那次演讲,并不在大夏大学,而在中国公学分院。     

古音通假之再认识

《语言文字学》1990年第1期，载有马玉山同志的《古音通假商兑》一文（以下简称“商兑”），对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中的古吉通假定义、区分标准、及其所举例字提出了异议。笔者不敢苟同，故撰本文略陈固陋，以就教于诸位学者同仁，同时兼与“商兑”一文的作者商榷。     

对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几点认识——与坚松、李锦坤同志商榷

我校学报1979年第一期刊登了坚松同志《新民主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历史阶段》一文,同年第三期刊登了天津大学李锦坤同志与坚松同志商榷的文章《关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坚松同志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李锦坤同志针锋相对地反驳了坚松同志的观点。我认为,两篇文章都有可取之处,亦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在此,谈谈自己几点粗浅的看法,求教于坚松、李锦坤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