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热点事件负面信息的“魔弹”效应——以“李刚门”事件为例

随着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网络的影响力日益强大,很多事件在网络放大效应的作用下,由个别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当有关事件的信息在网络上传播时,负面信息往往会产生超乎寻常的传播效果,这种现象与20世纪早期的传播效果理论"魔弹论"不谋而合。以"李刚门"事件为代表的网络热点事件,在传播过程中的负面信息呈现出"魔弹"效应,折射出公众对政府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信息公开的渴求与期待。     

“社会性死亡”:青年网络暴力新趋势及治理路径

“社会性死亡”是指在公众面前出丑丢脸,受到“公开处刑”。该词在青年大学生群体中使用尤其广泛。文章旨在透过“社会性死亡”这一精神现象,揭示当代青年面临的社会关系困境、网络暴力危机、思想精神困局,基于青年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剖析青年社会心理的形成机制,探索在情绪化、个体化、后真相时代对青年网络暴力开展精准治理的路径。     

网络政治参与:“软肋”与“疗治”

网络政治参与是当下中国的"大事件",是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如何将网络政治参与上升到更为高级的网络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巨大机遇和挑战。当前中国网络政治参与存在两大致命"软肋",即无序化释放和代表性质疑。"疗治"网络政治参与的"软肋",需要官民合作构建一种以理性化网络政治参与为本质内容的网络民主,政府要做网络民主的推动者,网民要认真对待自身的网络义务。     

“拒绝游戏”与女性主义——知识分子戴锦华

戴锦华对自我角色的定位是清醒的,她以＂拒绝游戏＂来定位自己的志业选择,也以＂女性主义＂来诠释自己的思考方向、批判精神。在消费社会和学术科层化管理渐趋成型的时代氛围,像戴锦华这样的坚持,其实解剖的不只是自我精神世界,更重要的乃是指向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归属以及学术终极关怀问题。但愿从知识分子戴锦华的一个侧面,能看到当前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普遍性处境。     

基于新疆少数民族学习者的汉语“死亡”委婉语解析

汉语"死亡"委婉语因蕴含丰富汉文化信息给少数民族汉语学习者带来交际障碍,文章以此为着眼点解析了汉语"死亡"委婉语的来源、文化成因、认知表达方式及其在言语交际中的用法。     

“八荣八耻”对青少年成才的意义

“八荣八耻”荣辱观是青少年形成正确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在青少年成才过程中,价值观教育与专业技能相比,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八荣八耻”作为一种荣辱观,是青少年成才的保护神、根本途径、根本前提、根本标志。     

重建“信念伦理”与坚守“网络底线”——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网络伦理价值体系的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要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思想,就必须依赖于网络伦理健康发展的文化支撑,这种支撑应该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基础和内在动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号召对于网络伦理领域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毋庸讳言,现时代的网络伦理现状是不容乐观的,甚至呈现出了各种新的困境与危机。要坚守"网络底线",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一个最重要的长远使命就是要重建网络主体的"信念伦理"。重建网络主体"信念伦理"的有效路径主要有:重新认识和挖掘传统道德信仰资源的当代价值,唤醒和重塑网络主体的道德理想信仰;提升网络主体的道德自律能力,以笃定其道德信仰;培育网络主体的道德情感,以激励其道德信仰的持久性。如果这些方面可以同时有效地展开,那么在重建"信念伦理"的进程中坚守"网络底线",则必然会成为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重构当代网络伦理价值体系所最值得期待的美好愿景。     

中华文明连续性考察——基于“以民为本”理念的新视角

在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居于首位,不仅因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而且更因其经历了几千年历史发展的证明。迄今为止,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大河中唯一赓续绵延、源远流长的文明形态,其能够数千载一脉相承,必有一以贯之的核心内涵传承延续,也有与时俱进、不断鼎新的新要素持续融进。考察中华文明连续性有各种不同角度或视域,本文重点梳理分析流传千载、跨越时代的“以民为本”理念,并对其发展演进轨迹与治理绩效进行历史考察。这一理念贯穿于中国历代政治治理和经济政策之中,成为创造出灿烂的经济文化并很早发达于世界的重要思想源流,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民为本”向“一切为了人民”超越升华,“人民至上”成为“以民为本”理念的新境界,这赋予优秀传统理念鲜活的时代内涵。     

“快速社会化”:数字时代青少年社会化趋向、困境与纾解

数字与信息技术重塑了青少年的知识空间、生活方式与成长空间,数字社会中的“缺场”交往扩大了青少年的社会交往范围,超时空经验提升了青少年的学习能力,网络集群促进了青少年的角色认同。青少年由此具备了主动快速筛选与汇通信息的能力,同时对数字知识与现实经验的双重把控与“反向社会化”的趋势也成为青少年成长的显著特征,青少年成长形成“快速社会化”的趋向。青少年的加速成长促使青少年提前掌握信息控制权、过早接触“成人的秘密”以及更快形成理性的思维方式,由此带来了教化权力转变、两性关系早熟、个性化强调等非预期后果。在此基础上,青少年的成长易陷入数字代沟、不良信息危害和孤独心境影响等现实困境,甚至催生出代际冲突、未成年人犯罪等社会问题。故而实现青少年社会化的全面健康发展,需要青少年自身、家庭、学校乃至全体社会在理解并配合“快速社会化”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措施,青少年主动加强现实实践能力,家长主动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学校乃至社会积极营造健康的数字社会环境,激发“快速社会化”内蕴的积极价值。     

网络“约死”：青年群体的自杀戏仿化与主体危机

立足于当前社会的全球化、信息化和个体化背景,以涂尔干的《自杀论》为代表的传统范式其治理的有效性及路径理应被再诠释再反思,而以现代性为核心的主体危机视角正是对其的有力补充。网络“约死”的戏仿化特征,其所具备的非传统的嬉戏特质与仿效特质,既是对抗生命价值全面物化的一种方式,又是生命价值全面物化的一种表现,这也正是当代青年将自杀行为工具化、私人化和享乐化的主体危机体现。同时,正是其背后呈现的网络场域的“空间-幻象”二重性,一方面其空间实在性是私密交易与互动关系的技术基础,又是缺场经验对在场支配的合法性可能;另一方面,网络场域的幻象性更是享乐本质的“真实”,二者通过主体认同的纽带进一步扩散,才得以形成对自杀话语的响应并促使“约死”群体的自我确证。因而,想要治理这一消费生命的时代病症和吊诡逻辑,就必然要回归主体意识的治理,积极开展对抗“平庸之恶”的行动和持续进行哲学家式的“苦行”。     

对网络公共领域危机的思考——从“艳照”事件看网络公共领域公共性的缺失

在市场经济时代,消费主义借＂受众本位＂的思想对网络公共领域发起挑战,网络公共领域出现了缺失公共性的危机。本文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模式下,对网络＂艳照＂事件中凸显的网络公共领域危机———＂公共性缺失＂问题进行思考,浅析造成网络公共领域危机的原因,并对重塑公共性,建构网络公共领域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英“死亡”委婉表达的异同对比

“死亡”委婉语是汉英两种语言中共存的现象。它不仅是语言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通过从宗教文化、民族情感和社会地位三个角度对中英“死亡”委婉表达方式异同的探讨分析,揭示了语言和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多元参与视域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警示与策略——基于“洁洁良”事件的分析

突发网络舆论事件日益增多,厘清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应对危机对提高其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经由“洁洁良”事件的典型案例分析,基于多元参与的视角归纳出媒体、网民和舆论对象三元主体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行为风险。为有效化解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困境与危机,当前提升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效能需完善事前预警与回应相结合的前置性治理策略,加强事中引导与化解相结合的综合性治理策略以及巩固事后归纳与教育相结合的隐藏性治理策略。     

“90后”青少年的代际关系分析

"90后"青少年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生活在祖国繁荣发展的时代,优越的成长环境和家长的细心呵护,是许多"90后"子女的共同特点,也正是这些使得"90后"群体有着异于其他年代人的特征,比如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对新鲜事物的探索欲等。当然,由于娇生惯养等原因,也使很多"90后"存在我行我素、自私自利、厌恶长辈等不良品德和习惯。因此,分析和解决"90后"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代沟问题,不仅是一个家庭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家庭治疗策略分析——基于三个典型家庭治疗案例的质性研究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可以将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家庭归纳为父亲集权型、母亲集权型、溺爱型、忽视型等四种家庭类型,应根据不同类型对这些家庭进行家庭治疗。研究者经过失败——反思——创新——总结的过程,成功地对三个个案进行了家庭治疗,取得良好的效果。在治疗过程中,有不同的治疗策略的选择、过程、方法和技巧。     

我国刑法中“致人死亡”立法的评价和完善

1997年新刑法分则中规定“致人死亡”的条款有 3 4条 ,涉及的罪名有 44个。这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顺应客观主义的潮流 ,有利于发挥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自由保护机能 ,反映了刑事立法对刑事司法的制约。但是我国刑法应当明确“致人死亡”的主观罪过和其中“人”的范围 ,应当区别对待“致人死亡”和“致人重伤”,区别对待“故意致人死亡”和“过失致人死亡”,并改革包容犯的立法模式。     

试论我国青少年“理想—现实”自我差异量表的编制

以Higgins的自我差异理论为基础,以500名初、高中学生为被试对象,最终编制成含有37个项目且专门针对我国青少年"理想—现实"自我差异量表,其中包括:学业自我、生理自我、心理自我、社会自我、生活自我、总体评价等六大维度。经检验,该量表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与《Song-Hattie自我概念量表》相容效度良好,而且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证明其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鲁迅与中国近代个体的“产生”——基于《狂人日记》的再考察

五四新文化最响亮的口号是“个性解放”,也因此,在叙事上“五四”被一般地定性为“人的发现”。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然而,“人的发现”其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个“人”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重大的具有整体性特征的问题尚待辨明。通过考察《狂人日记》等文本,我们发现,这部被誉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奠基”之作,其主题并非“礼教吃人”这种简约化概括所能包纳,而且所谓“吃人”,其真正的内涵是“非人”或“非人的状态”。小说主人公狂人正是在一种“罪感”的驱迫之下,在正视自身的(人的)“非人的状态”中获得了人的自觉,并由此产生了真正的“人的观念”。这就是《狂人日记》的内核及其独特价值。这是五四时期真正的“人”的呐喊。所以,所谓“奠基”者是指,五四新文化就建基于这一“个体”/“人”之上,它是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基础性和根底性意识而被鲁迅天才地把握到的,并第一次掘发出来的。     

“死亡品质”的关照及其在我国当下的实现

“死亡品质”是相对于“生活品质”而提出的全新概念。“死亡品质”意谓临终者“身、心、灵”都能得到良好照护,实现“尊严、幸福”死亡。“死亡品质”在哲学视域审视下是生命尊严、社会人文关怀终极实现的体现,但在当下,由于受传统“忌死”文化、过度医疗救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国民死亡品质位列世界倒数。积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死亡价值思想、树立“关系生命”信念以及开展临终关怀服务是提升民众死亡品质的应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