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比幸福更美——简述艾青前期诗歌中“苦难”的力量

艾青是一个从苦难中走出来的诗人,在艾青的早期诗歌中,苦难意象是诗人反映社会现实、表达心灵情感的主要途径。细读他的诗篇,处处都能看出他直面苦难的勇气和反抗绝望的意志。一系列的苦难意象蕴含诗人丰富的情感,其苦难意象显示了巨大的美学魅力。本文通过阐述他苦难意象产生的背景———艾青个人的苦难经历以及异域文化对他的影响,分析艾青诗歌的苦难意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反抗精神。     

饱含着泪水哀歌驱动着生命勇行——艾青早期诗歌苦难意象的蕴含与审美思考

艾青的早期诗歌中,苦难意象是诗人反映社会现实、表达心灵情感的主要符码。一系列的苦难意象蕴含着诗人丰富的情感。其苦难意象显示了巨大的美学魅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苦难意象映照的是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人们弃恶从善的发动机,是产生崇高情感的催化剂。总之,艾青早期诗歌中的苦难意象是真、善、美的高度统一。     

血以后是黑暗:海子和荷尔德林诗歌中的人与神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诗坛最为深刻、也是最具争议的诗人之一,海子生前热衷于德国古典美学和现代诗学,并奉荷尔德林为其诗学楷模。可以说,后者对海子的诗学与诗歌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荷尔德林身份、哲学和诗歌观念的体认和扬弃,海子在晚期诗歌中部分实现了自我超越,形成了迥异于荷尔德林的、高度个人化的诗学。对两位诗人的关系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对海子诗歌作为当代中国一种特殊的诗学和文化现象的进一步体认。将海子诗学的本体观念、诗人的身份观念作为切入点,着重分析它们如何影响了海子诗歌中人、神与实体的关系,同时试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思考这种关系的生成机制和文化特性以及荷尔德林如何改变海子诗歌和诗学表意与实践的方式,以期对当代中国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接受和自我塑造问题产生启发性的认识。     

诗人林雪笔下的他乡与故土

诗人林雪善于在感性直觉中扑捉审美意象,又善于在叙述与抒情中表现深刻哲理。回顾故乡的历史、展现故乡的现在、思考故乡的未来,在视觉和味觉中全面感知故乡景象,并对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给予理性关注,这是林雪诗歌的重要特色。故乡之外的活动即是旅途,林雪的旅途就是诗歌创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林雪展示了她对祖国大地、山川、河流,以及人民一如既往的爱的思索,这种爱与思索同故乡之爱是一致的。林雪的诗歌创作也是对诗歌艺术的维护与捍卫。     

对话性与批判性——论《危险的旅程》中的诗学理想

湖南诗人张枣《危险的旅程》一诗,与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礁石的玛丽娜》,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玄学诗人约翰·邓恩的《离别辞:节哀》等作品具有互文关系;结合张枣自己的诗论《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从《危险的旅程》一诗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以及他基于中西对话基础上的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危机的洞见和元诗学理想的建构.     

历史想象力、女性经验、日常美学——新世纪中国女性诗歌嬗变的几种向度

新世纪女性诗歌既是对20世纪女性诗歌书写的承续,亦有坚定的悖逆与拆解。历史想象力的重铸是 “独白”姿态的一种转向,女性诗人从自身转向历史与现实,有效勾连了自我与世界的现实关系;女性经验的拓展则承续了1990年代女性诗歌的经验书写,但连续中有着鲜明的变异,即女性诗人挣脱了闭抑的、概念化的性别经验的呈现,而将女性经验融入到个人具体的生存境遇之中,并藉此抵达更为阔大的生存本相;日常美学的扩张是新世纪常态化社会语境下,当代女性诗人对于诗歌书写范式的一种自觉选择,将诗意下沉至日常生活,并从中形构出一套寻求诗意的诗学方式。上述三种书写向度都表征了一种新的女性诗歌的形成,包涵了新世纪女性诗人特有的精神立场。     

"知识分子写作"诗歌流派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知识分子写作”是20世纪中国诗坛的一个诗歌流派,其群体中的诗人有着自己的美学观念和诗歌追求,但从诗歌发展的事实看,他们无可争议地呈现出相似的诗学立场。本文从诗人主体、诗歌与现实、诗歌本体和诗人与读者四个方面阐述“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从《诗经》里醒来的美学刺猬——张蜀恒“诗歌评书”的声音诗学考察

在内蒙古汉语诗歌写作群体中,诗人张蜀恒绝对是个异类。张蜀恒对＂诗歌＋评书＂的立体诗歌范式进行了先锋实验,主张＂诗歌评书＂的表演技巧主要有嗓子活、面子活、身子活等。本文就张蜀恒＂诗歌评书＂所表现出的声音诗学,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诗人不自觉的回到诗歌最初的形式尝试,以及与《诗经》的诗学关联;二是以方言入诗的＂以暴制暴＂问题;三是诗人介入生活的努力,即加大诗歌表现的民生容量。从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了张氏声音诗学的独特魅力。     

伦理学视阈中的弗洛斯特诗歌与诗学研究

罗伯特.弗洛斯特诗歌主题、诗学理念及美学探索中展现出的伦理为"平衡伦理"。这种"平衡伦理"不仅决定着其诗歌作品的伦理立场,同时也打造了其独特的诗学认识论和诗歌美学。一方面,"平衡伦理"是弗洛斯特在传统伦理和现代伦理之间缔造的中庸理念,提供给现代人遭遇存在困境和价值抉择时的多种伦理选择,从而为理解和解决现代人多重的存在问题构建出多元化的选择策略体系;另一方面,弗洛斯特在传达其复杂的诗学理念和满足大众读者的需求之间也遵循着"平衡伦理"。弗洛斯特的艺术成就与其诗歌的普及程度相得益彰,这也恰恰展现了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现代人生存问题的不凡探索。     

林雪的诗歌世界

林雪是东北地区著名的女诗人,她的诗歌温婉而又不失深度。《大地葵花》是林雪2006年出版的一部诗集,这部诗集向读者呈现了一个诗人以诗人立场或者诗人身份构筑的诗意世界,融注了诗人对生存、死亡、历史、现实的多重思考。     

震古烁今的历史回响——王夫之诗学再评价

王夫之诗学在本体论、意象论、意境论、美学结构论、创作论等五个层面上对中国古典诗学作了总结与拓进,把对诗歌发生学的哲学追寻和对诗歌创作学的美学求索有机地统一起来,把传统的诗学意境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将真、善、美统一在自己的诗歌美学中,把诗歌创作过程看作是一种外化与内化相结合的运动。     

论华兹华斯的"快乐"诗学及其伦理内涵

华兹华斯不仅是英国19世纪杰出的抒情诗人,也是有着自己独立诗歌观念的诗歌理论家.华兹华斯主张诗歌的情感、题材、语言和创作目的都要以"快乐"为起点和终点,"快乐"成为其诗学中的核心理念,这就构筑了他独具个性与魅力的"快乐"诗学.在这种诗学观念的指导下,华兹华斯的诗歌充满了一种崇高的自然与人间之爱及其独到的伦理内涵,成就了其诗歌在英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并对当今世界的诗歌与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对中国美学和诗学的重要建树

《二十四诗品》是盛唐诗歌各种美学风格的概括和总结,体现了司空图对诗歌艺术多样化的审美追求,是盛唐诗人的审美理想在诗学理论上的集中反映,它所描绘的二十四种诗歌风貌,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诗歌的意境创造,对唐以后的美学和诗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二十四诗品》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和诗学在理论上已经步入成熟。     

中越诗歌关系视野下的阮保诗歌创作考论

阮保是在以推行汉文化为实质的科举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具有重要个案意义的越南诗人。他留下了越南创作时代最早的应制组诗和七言应制排律诗,他的应制组诗风格清婉、用典丰富;应制排律诗具有初唐排律声格流丽、从容颂美的台阁风范。阮保同时还是越南早期留存送别诗最多的诗人,他的送别诗偏离了重在抒发离情别意的古典汉诗传统,其功能由抒情转为交际,造成了送别双方在情感交流上的疏离。阮保的诗歌创作深受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直接将唐诗移植到自己的诗歌中、化用和借鉴唐诗名句、以唐人名句为诗题和主题进行吟咏;应制寓目诗和送别诗沿袭中国诗歌的结构模式;根据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体验和生活想象而进行虚拟化创作。通过阮保的创作可以看到,越南诗人在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由于对传统诗歌惯例、法则和标准的选择,推动了越南汉诗在诗歌功能上从抒情转化为应用。     

中国古典山水诗和英国浪漫主义自然诗美感意识之比较

文章旨在探讨中国古典山水诗和英国浪漫主义自然诗中所体现出的美感意识上的差别及其成因。文中以王维和华兹华斯的诗为代表作比较并指出,中国古代诗人在创作中采取的是一种"以物观物"的观照方式,作者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景物直现读者眼前;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则将美感的主位放在诗人的智心中,以智心的活动而不以山水景物自足的存在为依据。论文进一步探讨了两种审美方式的形成过程。中国诗歌创作因受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和佛教"妙悟说"的影响,强调形象的直觉体验,接近了自然天然的美学理想。而英国浪漫主义作为当时理性思潮的反叛者的姿态出现,诗歌中时刻流露出对主客观之间的分裂竭力加以弥补的痕迹。     

试析王夫之诗学“诗乐一理”论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诗评诗既讲诗歌的情景交融 ,又追求诗歌的声情并茂 ,从而将其诗学研究推向了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集大成的历史总结者的高度。概而言之 ,船山诗学“诗乐一理”的要义在于 ,强调诗歌艺术更靠近“乐”而非“文”。这一诗学命题是对宋人“以文为诗”的反拨 ,是对沈约“四声”说的纠正。“诗乐一理”说无论在船山诗学和美学的理论体系中 ,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研究史上 ,均占有重要地位     

论希梅内斯诗学的相对边缘性

希梅内斯是西班牙第一位荣获诺贝尔奖的诗人。通过将他置于欧洲现代抒情诗结构这一共时性的语义场中,整体性、历时性地把握其诗学,可见希梅内斯的诗学理念、读者观和创作观在一定程度上与弗里德里希诗论里的“现代性”潮流相异甚至逆行,呈现出相对边缘性的特点。希梅内斯诗学的边缘性体现在他传承西班牙诗歌传统的内在脉络,以恢复人们的自我主体性为旨趣,批判现代谣曲的艺术工具性;把读诗的权利赋予“广大的少数人”,构建在诗歌接受层面的民主意义;在诗歌创作中,他彰显个性化和人性化,用心灵和自然对抗理性化的僭越,成就了音韵与语义的和谐平衡。弗里德里希的经典诗论构成了对希梅内斯的一种误读,后者的诗学的相对边缘性反而获得普遍的美学力量。     

沈约的诗学理论及其对齐梁诗的影响

齐梁诗歌是南朝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我国诗体变革的重要时期。中国古代诗歌在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嬗变。沈约是齐梁文坛上很有影响的一个文人。他的诗学理论对齐梁诗歌在理论上起了一定的导向作用,引导了齐梁诗歌的发展方向,为齐梁诗人开创了崭新的美学理想     

于坚诗学观念中的二元对立因素对其诗歌写作的影响及其他

当代中国的诗坛上，云南诗人于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都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存在，而他的诗歌写作与其诗学观念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关系。本文在发掘出于坚诗学中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于坚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对其诗歌写作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指出了其诗学观念存在着的先天缺陷和危险的偏执倾向，以及其诗学观念难以回避的一种尴尬。     

艾青早期狱中诗歌研究

艾青早期的狱中诗歌创作多采用"回忆与怀念"的抒情模式,并且喜用长句抒发和挖掘内心感悟与想象,既充满对西方都市文明的怀念与批判,又贯穿着对青少年流浪生活的回忆与无奈,这种矛盾情感的相互纠缠构成了艾青早期狱中诗歌的情感主调。诗人通过诗歌传达着对个人身份命运的思考,对艺术选择的探索,并且在迎战苦难的征途中寻求多种方式反抗以求得到精神解脱,这些探索成为支撑艾青意志的力量,也为他日后能够承受更大的苦难奠定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