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研究述评

在中国文学史上,韩愈是一位影响极为巨大的散文家和诗人。从中唐以来,历代对他进行研究和评论的学者难以数计,评述论著极为丰富。弄清楚前人对韩愈研究的底细,了解前人对韩愈评论的各种基本观点,会有助于我们对韩愈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多年以来,我在结合对韩愈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比较广泛地浏览了历代评论者的诗文集、诗话、笔记、史书和类书,掌握了一些资料。本文拟就历代对韩愈研究的一些基本观点作一综述,并略加评论。     

经典文学家的认同与推崇——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述评

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文学家,其诗歌、古文、文学思想乃至儒学思想对后世文学、文人影响极大.查金萍的专著<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选取宋代文学这一阶段,从上述四个方面入手,探讨宋人对韩愈文学的接受、认同与推崇.在研读查著的基础上,结合学术体会,对查著加以述评,探讨其得失.     

韩愈反佛思想再解读

韩愈反佛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往分析多沿袭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的观点,仅就其反佛之一般理由,即破坏经济秩序、有伤国本、有违伦理纲常、夷人之教不足征等加以理解。如此,既与魏晋时期儒佛间曾讨论过的类似问题区分不明,又不能体现出韩愈反佛之时代意义及特色。文章试图从韩愈所处历史背景出发,结合韩愈所作反佛资料,分析韩愈反佛的原因,以体现韩愈反佛的时代紧迫性,并就韩愈反佛的局限性和意义做出说明。     

论韩愈《论语笔解》的解经特色及思想

《论语笔解》以《论语集解》为底本,在对照中有目的地选择《论语》条目,抒发看法。改字解经是韩愈的重要解经方式,《论语笔解》中韩愈改易经文多达18处。驳斥先儒注解,是韩愈解经的又一方向,通过对先儒所解未尽精微之处进行修正,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韩愈还对《论语》条目、字词进行了调换和删减,开辟了宋人删改经文之先河。韩愈的解经方式与其道统论、情性论有密切关联,在经学阐释史上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韩愈对潮州文化环境的接受

中国文化史上的贬官文化现象,揭示出异质文化互动中的人地因缘.而韩愈与潮州结缘,就韩愈本身而言,首先是如何接受潮州文化环境的问题.韩愈对潮州文化环境的接受具体表现在迎合潮州祭神的民俗及接近潮州的文化名人上;还表现在自贬谪潮州以来,"潮州"成为他一段时间关注的焦点,赴潮路上着意打听潮州的情形,离潮以后多次提及潮州的经历等方面.     

韩愈“以文为戏”论

"文以明道"并非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有意"明道"之作也并非韩愈作品中的精华,过分强调韩愈散文的"明道"作用,无异于买椟还珠.与此相反,"以文为戏"更能体现韩愈文学创作的独特性.韩愈"文以明道"说在理论上并无多少创见,但韩愈对"以文为戏"的理论阐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建立在认识文学自身价值的基础上,视文学的审美追求超过直接的功利目的,因而更值得重视.     

荆公评韩新论

荆公评韩应首先考察荆公对韩愈的总体评价,而重点则是对荆公评韩言论里聚讼纷纭的《韩子》诗作新诠评。荆公评韩的更大意义在于深入挖掘褒贬背后的原因和影响,从而揭示出荆公评介韩愈在整个宋代韩学研究史上有关捩作用。     

韩愈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改革”——兼论韩愈政治思想的进步因素

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是人们公认的杰出的文学家;但对他的思想与为人,却有不少人持否定的态度,主要的根据是:韩愈“仇视”“永贞改革”。早在五十年代,就有同志认为,韩愈“反对王叔文及其领导的政治集团”,“是一个维护大地主世族地主利益,而始终和旧势力妥协者。”七十年代初期出版的《柳文指要》,则更猛烈地抨击韩愈勾结方镇、疏附宦官,把韩与当时政治上最反动的势力联结了起来。韩愈与“永贞改革”的关系究竟怎样?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事实,并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那就会发现上述说法似是而非,是经不起推敲的。     

韩愈领导统御思想简论

韩愈不但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个政治思想家,他的领导统御思想颇为丰富,即使与古代的著名思想家们相比,也并不无特色。韩愈是儒家道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他一生极力反道辟佛,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他的文学成就卓越,自然为历代研究者所称道,而对他的领导统御思想却有所忽视。本文试从韩愈的领导统御思想方面作一述评。     

有意为派：韩愈诗派意识的表现方式及其价值

韩孟诗派因诗歌交游而形成,韩愈从诗派形成、发展、定型及诗派走向均起着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集中体现在他有意为派之中,具体表现为萌芽期、强化期、定型期和稳固传承期四个阶段.探讨韩愈诗派盟主意识的变迁,揭示他有意为派的过程,从而探讨他在中国诗派发展史上的价值.     

《孔雀东南飞》中“孔雀”的神话原型阐释

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的长篇叙事诗,全诗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开篇,选择孔雀来起兴有着深刻的神话根源,孔雀在神话中是作为中国的植物神而存在的;作品本身也是神话中死而复活原型模式的置换变形,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杨慎的“诗史”论

"诗史"说在中国古代诗文评中有着极其广泛的运用。杨慎从诗歌主情的本质论、诗贵含蓄的审美论以及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等方面对"诗史"说进行了剖析,该论在"诗史"论的流变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黎族历史上的“生黎”与“熟黎”

“生黎”与“熟黎”是宋代以后记载黎族史实的汉文史籍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词汇,它反映的是古代汉族文人士大夫对古代黎族内部不同族群的认识。论题从“生黎”与“熟黎”的出现、“生黎”与“熟黎”的特点、“生黎”向“熟黎”的转化、“生黎”与“熟黎”的分布四个方面对黎族历史上的“生黎”与“熟黎”进行深入的研究。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诗歌"风"意象解析

在汉代诗歌中,"风"成为当时诗人关注的对象.文章试图通过意象理论来解析汉诗中各种形态的"风"背后的隐藏含义,挖掘出"风"意象所包含的浓浓哀愁,体味诗人当时的命运遭际.     

一曲蕴含儒家贞节观念与反抗强权精神的赞歌——《陌上桑》的主题内涵、形象探究

《陌上桑》“采桑女婉拒太守”主题的确立,主要是受到了当时儒家主流文化思想的影响。罗敷形象是民间反对桑林野合的现实主义意愿的集中体现;《陌上桑》是两汉社会风气由开放转向保守时期现实主义诗歌的引领篇章,是两汉文学思想发展的关键性标志,罗敷的形象推动了汉《乐府》德美兼备女性形象的形成。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

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汉代官方舆论收集机制

两汉政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视民意,形成了一套以规谏机制为核心的舆论信息收集系统,包括天子求言与百官进谏、朝议、吏民上书、使者采风、倾听民意等制度,既吸收了由所谓“进善之旌”、“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等构成的古制的合理性内核,又摆脱了古制富于理想色彩、适合小国寡民的局限性。它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崭新背景为平台,以现实政治实践为基础,因而更具可操作性,为两汉统治集团及时掌握行政信息、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同时也反映了汉代民众的积极政治参与意识。但是这一系统在运转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专制制度本身又是限制甚至阻碍这一系统正常运转的主要因素,因此汉代下情上达之途仍然不够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