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郊祀歌》作者考——兼谈司马相如的诗人身份及其诗体创作

司马相如是汉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以往学者研究司马相如多集中在讨论其人其赋,忽略了其于诗歌方面的创作。本文从《郊祀歌》入手,通过对传世文献的搜集考证,分析司马相如作品与《郊祀歌》的一致之处,进而论证司马相如是《郊祀歌》的作者之一,表明其不仅是汉代的赋家,亦是诗家。《郊祀歌》是先秦礼乐制度于汉时继承和创新的表现,司马相如《郊祀歌》对汉诗体裁的开拓以及对后世"郊庙歌辞"诗歌类型的构建,体现出司马相如的诗体创作在中国诗歌史、文学史中独特的地位。     

司马相如与长安文化

被誉为辞宗、赋圣的司马相如与长安文化呈现双向互动性。一方面长安文化玉成了司马相如，使他从纵横之士转变为辞赋之士，创作意识发生了转变；同时使其赋作具有儒家一统、帝王独尊的思想主题；长安文化的审美观念也使其赋作展现出一种大汉气象和大美风范。另一方面司马相如推动了长安文化的发展，他从长安文化的接受者转为传播者，扩大了长安文化的影响；赋作的重一统天下、重宏博气象进一步丰富了长安文化的内涵。     

司马相如“买官”“窃色”“窃财”辨正

从西汉扬雄开始,对司马相如的批评就没有中断过,批评的焦点集中在“买官”“窃色”“窃财”方面.汉初文景时期曾实行“赀选”的选官制度,司马相如“以赀为郎”凭借的正是这种国家法定方式,是合法的,不存在“买官”的问题.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成都,是采用当时娶寡妇常用的“协议抢婚”的方式,不存在“窃色”的问题.至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从卓王孙那里得到了巨额财富,其中很大部分按照当时的法律是卓文君应得,不存在“窃财”的问题.     

《凤求凰》——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原名司马长卿，因仰慕战国时的名相蔺相如而改名。生于公元前179年生，四川蓬安人，西汉时期的辞赋家。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子。同时，他与卓文君《凤求凰》的经典爱情故事也广为流传。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汉代长安与成都的文化交流

汉代的长安与成都,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大都市。长安与成都是"天府之国"的双子星座,二者的互动促进了汉朝的巩固与繁荣;长安与成都是辞赋文坛的联袂双城,二者的互动不仅造就了司马相如等汉赋大家,而且掀起了辞赋创作的高潮;长安与成都是"丝绸之路"的文明双塔,二者的互动将两汉文明的光辉投射到了遥远的西方。     

《楚辞·远游》不作于屈原说

《楚辞·远游》的作者,学术界已有屈原、司马相如、班嗣和无名氏四说。本文只就《远游》不作于屈原这一点,略陈浅见。一王逸在《楚辞章句·远游序》中,肯定《远游》为屈原作。根据是:“屈原履方正之     

何以安妥灵魂:<<废都>>和<<白夜>>的文化解读

庄之蝶与夜郎等都是乡下来的“都市人”。他们离开故土闯入都味着与农业文明割断脐带,而社会大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社会严重失序他们倍感困惑和焦虑,他们的文化心理决定着他们向传统文化退缩。     

从汉大赋中的天子车驾看汉代礼制

汉大赋中的天子车驾包括大驾、法驾、小驾.透过汉大赋车驾描写的不同,可以发现汉代礼制的变迁及文人心态的转变.从《子虚赋》的奢侈到《上林赋》的守制,司马相如确立了汉大赋的描写格局与摹礼特色.从《上林赋》的崇儒车驾到《甘泉赋》中的甘泉卤簿,汉代赋家于崇儒外衣之下,兼容了多种文化精神.而在《两都赋》与《二京赋》的车马描写中,则可见东汉文人在追慕西汉与赞扬当朝之间的尴尬处境.     

经历乳腺癌：从“疾病”到“残缺”的女性身体

在身体社会学的理论背景下,本文关注女性乳腺癌问题。基于对14位有乳腺癌经历女性的深度访谈后发现,经历乳腺癌女性的身体与其说是一种患病的身体,不如说是一种被视为残缺（了乳房）的、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性别态身体。“残缺”表现在身体机能与感受（疼痛感与行动受阻）、身体形象（掉发与切乳）、个体认同（患者身份、女性身份及正常的社会人身份）和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本文展现了女性在经历乳腺癌的过程中（尤其是被切除了乳房之后）如何面对、管理被医学与社会标定为“残缺”的身体,如何努力恢复身体和“正常”的亲密关系;表达了身体从医疗空间走向社会空间时,“残缺”感与正常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以及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多重性与政治性。     

现代生命的“社会化”图景

齐美尔在与康德的对话中提出“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将社会学确立为对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探究现代个体如何与周遭世界产生联系并由此构建自我。齐美尔通过对比古今社会化形式,进而得出对现代生命内在困境的基本洞察。面对现代世界的外在化和碎片化的生活感受,他并未完全采取康德的思路--用认知的方式构建统一的世界来解决主客体冲突,而是参照歌德的生命观,提出一种介于康德与歌德之间的生命学说,使个体能从自身生命的根基生长出与世界的深刻关联,在生命直观之中达成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和解。     

丰城市实施"三个工程"打造"三个民政"

江西省丰城市民政局在创先争优活动中,以满意在民政,工作创一流为主题,把以民为本理念融入到提升实力,解决民生、落实民权、维护民利的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局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的作用,全力打造知识民政、实力民政和人本民政,促进民生与社会和谐发展.     

“乡土”与超越“乡土”：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的文明社会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人类学学科领域从传统的部落社会研究扩展到对文明社会的研究,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两位人类学家为这一转变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贡献。本文梳理了这一过程的学术史,认为是这一时期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导致两人不约而同发现“乡土”社会。两人都对文明社会研究进行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拓展：在处理社区多样性方面,费孝通使用类型比较法,雷德斐尔德则提出了乡村-都市连续统模式;而在纵向社会结构方面,两人都提出类似的城乡一体的整体社会结构模式。本文描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并对二者的差异性进行了评述。     

上下级政府间“考核检查”与“应对”过程的组织学分析——以A县“计划生育”年终考核为例

中国基层政府执行国家政策或上级指令过程中一个普遍的组织现象是,上级对下级工作进行频繁的检查或考核,而下级政府采取各种手段、策略来应对。本文以华中地区某农业县2007年度计划生育年终考核为例,试图从组织学角度分析、解读这一检查与应对过程,尤其关注基层政府应对上级政府的各种策略。本文认为,这些非正式组织行为的普遍存在和重复再现常常导致自上而下考核检查的失败,究其根源,主要是组织结构、组织设计的不合理,尤其是监督制度、激励制度与组织目标、政治环境等方面的不兼容和内在矛盾。     

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从“个人模式”到“普同模式”

近20年来,中国的残障者数量骤然增加,相关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也随之兴起,但对残障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却依然滞后。本文主要通过考察现代英美社会在残障问题上的研究历程,集中探讨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变迁,反思面向个体援助的福利框架和重视治疗的“医疗模式”,基于对残障观念从“社会模式”到“普同模式”的转变进程的理解,揭示障碍研究的主要问题。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社会模式与普同模式批判“健全者中心主义”的制度建构,逐渐确立起残障者作为生活主体的理念,并试图通过连带普通人的障碍体验为策略,汇聚成制度改革的合力。障碍研究的推进,提示了各类模式,引发了诸种思潮,试图改变制度、改造社会,并转变人观。理解这一社会历史进程可以为中国应对残障问题以及化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启示。     

“深耕者”与“鼓动家”:论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中的“农运派”

“查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中重要的组织动员技术,它同时蕴含着强调经济标准的“算阶级”和强调情绪鼓动与暴力斗争的“闹革命”两种面相。既往的学术研究将“闹革命”理解为革命实践中的过火与偏差而未追溯其渊源。本文尝试对“闹革命”这一传统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再考察。研究发现,“闹革命”主要来自“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设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干部构成了其具体“担纲者”。本文综合运用多种史料,通过对农讲所以及农运派干部具体实践的考察,呈现其作为革命的“深耕者”与群众的“鼓动家”的精神气质,进而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理解“闹革命”这一具体的组织动员形态,更为深入地理解早期乡村革命的复杂历史面貌。     

“未成年人”的“生”与“死”——以美、日为借鉴的社会学研究

本文尝试以美、日两国的法制史、社会史为基础论述少年司法制度的社会历史生成机理,并指出有关少年司法、“未成年人”的问题意识的形成都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书写文化的出现使得儿童与成人之间产生了质的区分,而工业化、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则改变了人们看待儿童的方式,由此现代儿童得以发明。未成年人以现代儿童为蓝本被创造,构成了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预设和实践基础。随着新的媒介环境和个体化趋势的展开,儿童自身和人们看待儿童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直接导致了未成年人形象的消解,进而促成了两国少年司法的成人化。     

<<阅微草堂笔记>>因果报应问题辩证

《阅微草堂笔记》一书含有不因果报应的内容，历来论者对此大多持否定态度。本文结合文言笔记小说的传统题材，通过对纪昀思想以及作品具体分析，认为：写因果报应，只是纪昀曲笔为文的一种手段，其真正的目的在于暴露黑暗腐败的官场和世风日下的社会。     

抛却英特质后的人性真实:谈<<三国演义>>中非理想化人物的塑造

《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上体现的是典型化的特点,然而,在那些非理想化人物的塑上,由于作者没有把作者的理想与愿望强加上增,人物形象反而显更丰满,更真实可信,更能体现出“人”的真实感。     

社会秩序的护卫者 ——亚当·斯密论“正义”与“自然法理学”

通过对“德性”以及“人性”的重新阐释,亚当·斯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将“人是城邦的动物”改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启蒙精神为斯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试图用一种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来重构整个自然法理学体系,为其提供一个世俗化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行为、为立法者提供理论指引。“社会”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理解了“社会”与其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家理论的真正意涵。本文所要阐述的,正是“社会”对其自然法理学的意义及其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特点。     

“组织与社会”专栏征稿启事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特的文化背景和转型实践与快速的现代化结合在一起,为中国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前,社会转型仍在继续,计划体制、单位制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传统的组织形态和关系网络重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也以其强大的力量重塑着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与制度体系,整个社会的运行在焕发出巨大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变得极为复杂与多变。在学术研究当中,传统的结构分析、组织与制度理论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已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学者们在关注正式的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的同时,正在把更多的精力转向不明言的制度、权力关系、社会网络与组织的实际运行方式的研究。
从2004年开始,以“倡导专业规范,培养研究队伍,打造学术共同体”为宗旨的“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为了进一步做好学术传承,形成学术积累,特以“上海高校社会学E 研究院”为依托,在《社会》杂志开辟“组织与社会”专栏。
本专栏从2009年第1期开始试办,每期3篇,迄今已有3期刊发了相关文章。本专栏采取选稿、约稿、荐稿、投稿相结合的方式,即从每年的工作坊论文中选择部分优秀稿件优先予以刊登,并根据专题需要约请部分专家提供特稿,同时接受公开投稿和荐稿（请标明专投“组织与社会”专栏）。对于所有通过编辑部初审的来稿,我们将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专家评审制度。对于本专栏发表的相关论文,上海高校社会学E 研究院将定期进行评选,对优秀论文给予奖励,并分专题结集出版,热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踊跃来稿,稿件请注明《组织与社会》专栏。
来稿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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