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战时动员之探析

在＂一切服从革命战争需要＂的强大话语下,面对中央苏区频繁、高强度的以＂扩红＂为主的军事动员与以筹集战费为主的经济动员。消费合作社积极回应,运用了合理的动员策略和措施,动员了苏区有限的资源,支援了革命战争。     

美国西部战时经济动员与中国三线建设比较

笔者从经济建设基础、投资来源和产业结构三方面,比较美国西部战时动员和中国三线建设,指出两者基础不同、投资主体相同、产业重点不同,并认为一国相对落后地区经济开发的主要动力应来自政府,外推力持续与否决定建设成果能否持续。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抗战动员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连接民众的纽带.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持召开两届参议会,老一辈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一系列重要的议案,推动了政府的抗战工作.边区参议会把民众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团结抗战的局面,调动民众踊跃投入抗战洪流.动员民众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今社会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陕甘宁边区对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党和边区政府建立了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注重推行民主政治,为抗战而生产.边区政府注重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更以教育推动少数民族价值文明的现代重构,大力开展民族统战,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对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最大程度地整合了边区各民族的抗战力量,推动各民族的现代化转型,在党的民族政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更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定型化的开始.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正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与抗战民主有机结合的具体体现.     

论抗战期间的妇女动员

抗战改变了中国妇女素来缺乏动员的状况。通过采取政治动员、组织动员和妇女干部动员的方式,中国妇女最大限度地被动员组织起来,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国共之间的摩擦、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和国统区政治腐败、民生凋敝也影响了对妇女进行更有效的动员。     

四川省战时乡村服务团与抗战时期四川民众动员

抗战中期,四川省战时乡村服务团成立,成为大后方发动民众广泛参与抗战工作的民众动员组织,在其领导下,广泛开展了宣传鼓动、军事、经济和文化动员以及生活服务等,成为稳定后方、整合力量的重要团体。不过,由于人力财力限制、组织混乱、成立时间过短等因素,战时乡村服务团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失。     

社会动员与抗战救亡——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公演活动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的内迁,重庆成为陪都,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1939年1月16日,以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南方局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积极开展文化工作、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等,其中,也包括利用公演这一为社会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抗战工作。由于国民党的限制,南方局只能开展秘密工作,通过“第三厅”、“文工会”、“文协”及“中艺”等机构开展公演活动。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公演活动类型多样,以话剧、电影、音乐等形式为主,在社会动员、抗战救亡及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共华北抗战动员

日本全面侵华后,抗击日本侵略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广泛发动人员抗战乃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在华北,中共为动员广大群众参战做了大量深入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此时来华北访问的外国记者,以其记者特有的敏锐视角,对中共在这一地区的抗战动员组织、动员形式、动员对象和动员结果作了客观、公正、真实的报道、分析和研究,认为广泛发动人民参战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塘田战时讲学院与湖南抗战文化运动

塘田战时讲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湖南抗战文化界爱国知识分子倡办、用以培养基层抗日干部兼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的干部培训学校,是湖南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塘田战时讲学院聚集了当时湖南最优秀的师资,面向全国各地各阶层公开招生,对学员进行科学文化教育和抗日救亡教育,在当时的湖南可谓影响深远.塘田战时讲学院为抗战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同时指导学生积极开展抗战宣传和对周边的民众教育,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向乡村深处发展,其统一战线的办学形式,也为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蒋介石抗战精神动员初探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日益严重的形势下,逐渐转向抗日准备。纵观国民政府对日备战,经历了先内后外、由暗而明的过程,既包括了物质方面的准备,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动员。在精神动员方面,因形势的逐步发展,所采取的形式也分别不同。试图从蒋介石抗战精神动员的基本思想,结合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等决策加以论述。     

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综述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又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90年来的五四运动研究大致分为4个时期：起步时期（1949年以前）、发展时期（建国初的十七年）、繁荣时期（文革结束至90年代中期）和拓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期间,学界就五四运动的各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学术成果丰富,而且学术争鸣之热烈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课题中所少见。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五四运动研究从单纯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的视角转向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宏观考察,开辟了五四运动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华文报刊、南下文人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嬗变——从五四到抗战

中国现代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均与华文报刊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五四至抗战时期,中国现代文艺运动伴随着中国和东南亚文化传媒的交流、两地人员的往来而跨界传播、影响到东南亚地区。在以中国南下文人为主体的东南亚华文报刊编辑的传播和倡导下,东南亚华文文艺界依托华文报刊这一重要的文学载体和传播媒介,使东南亚华文文学实现了从旧体文学向白话新文学的现代转型,并先后推动了东南亚新兴文学(革命文学)、南洋色彩文学和抗战救亡文学运动,促进了现代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壮大,由此联结起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紧密的历史文化联系。     

论古代通俗小说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

从“双线文学”理论出发,五四先驱的文学革新主张已受到了古代“基层”通俗小说的成功经验的启迪。古代通俗小说首先以“言文合一”的语体特色,为五四先驱提供了作家应该“怎么写”的有益借鉴。其次是推动五四文坛树立了以小说为文学正宗之一的新观念,从而使小说成了改良人生的利器。最后在创作的思想寄托等问题上,也给了五四先驱以作家应该“写什么”的积极影响。     

"五四"至抗战前夕的安徽报业

"五四"至抗战前夕安徽共办有报刊300余种.本文以安庆、芜湖、蚌埠、合肥四地报业为重点,评介其主要报刊,并对有关重要报刊做适当考证.     

“五四”精神与“三个代表”——纪念五四运动85周年

"五四"精神是中国青年的传家宝。这一精神与"三个代表"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五四"精神之爱国主义与"三个代表"的基本要求相一致,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三个代表"的实践主体相一致,实行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与"三个代表"的内在本质相一致。当代中国青年应该在大力实践"三个代表"的过程中弘扬伟大的"五四"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驿运

清末民初以来,传统驿站运输制度本于1913年被废止.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形势的需要,国民政府又着手恢复传统驿运制度,利用传统运输工具与动力,以古驿道为基础开辟了无数条民间运输通道,为中国抗战运输了大量军需民用的各类物资,称之为战时驿运.与其它战时运输方式相比较,其地位尤为突出,值得研究者重视.     

舆论传播与五四学生运动——以五四时期《京报》为中心

报刊是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不仅可以反映舆论,而且能够引导、组织、制造舆论,形成强大的舆论风潮,进而影响社会群体的思想和行动。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群体既富热忱和变革理想,又具有新知,他们最先与舆论媒介结合,唤醒国民,成为民众运动的先导。《京报》创办者邵飘萍与学生群体的交往,造成"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舆论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舆论引燃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情绪,同时又推动了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而且还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继伟大的五四运动之后,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这三次运动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     

论“五四”浪漫主义思潮下庐隐抒情小说的感伤基调

庐隐是"五四"时期以书写个人心路著称的女作家,她的大部分小说都具有浓厚的"自叙传"抒情色彩。感伤的情感基调则是庐隐主观抒情小说的主旋律。无论是庐隐笔下的自然环境,还是她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无不染上浓郁的悲哀色调,甚至作家本人还常常在小说中直接抒发苦闷的情绪,构成了文本中无处不在的哀感潜流。庐隐这般悲愁、哀婉风格的形成,是强调主观抒情的"五四"浪漫主义思潮与作家坎坷的人生际遇以及"五四"退潮以后苦闷、彷徨的时代背景遇合的产物。庐隐整个创作生涯,一直贯穿着"五四"的主题和感伤基调,在后期又呈现出一定的转型迹象。因此,从浪漫主义的角度切入文本,对理解庐隐抒情小说的感伤风格及其与时代构成的对话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