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代刻石文看秦始皇对法家思想的接受与发展

秦代刻石文共计七篇,它们反映出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后对未来国家发展的规划设计,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接受和继承。主要表现在重视国家法令、重视分职以治吏,以及民俗的法律化和对确定的大一统王朝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解读刻石文我们还发现,秦始皇对法家思想不是一味地继承和接受,而是同时又有所发展:他并不遵行法家着意提倡、主张的君无为臣无所不为的无为而治;他不再坚持法家非常重视的重农抑商经济政策,而是在重农的同时也为工商业提供了适度发展空间;融阴阳家思想要素于法家之中;主张偃兵息武。这些接受和发展表现为我们动态地认识先秦法家、客观地评价秦始皇提供了历史依据。     

米兰·昆德拉流亡书写下的身份认同模式

流亡状态下的个体把追寻自我的认同作为生命的本能,但认同的过程必然有其复杂性,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就呈现出个人核心的单向认同、价值核心的双向认同和双重身份的去核心认同三种身份认同模式,这些认同模式象征性地反映出米兰·昆德拉对现代性社会下的时代和个人身份的认知状态.     

从汉字、儒学、秦始皇看中国“大一统”的文化模式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地保持了自己文化的完整性、独立性、绵延性达数千年,这与中华文明早熟的“大一统”文化模式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汉字、儒学、秦始皇为这“大一统”文化模式的建构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中国的“大一统”文化模式在世界文明史中独具特色,这一模式对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唐代碑志文的盛世情结及书写模式——以初盛唐文本为考察中心

唐代碑志文的盛世情结起于文士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而帝唐大一统政权的发展更促进了这种思考,使得文士最终形成强烈的盛世期待心理。这在碑志创作中表现突出。具体书写模式表现为弘扬儒道精神、塑造时代典型、追求宏大壮丽的行文体式等,目的是为大一统政权寻找理论依据,推进帝唐强国盛世建设。唐代碑志的盛世书写具有相当的文化构建和历史传承功能,并对后人的碑志文写作颇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