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福特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国内学界研究述评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当前国内学界对尼克松、福特时期"中美关系解冻及正常化进程迟缓的原因","正常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及台湾问题","正常化启动、发展的影响与评价"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当前部分研究成果多侧重于这个时期政治、经济领域的宏观构建,在文化、意识形态和微观层面上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因此,若能以"决策"的视角并结合新近解密档案来考察整个正常化进程,尼克松、福特时期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定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7年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曾表示要继续推进对华关系,完成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但同时又把对苏关系置于中美关系之上;在台湾问题上也是瞻前顾后,使得中美关系在他执政的第一年内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随着美苏缓和的受挫,美国政府决心加快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两国终于就关系正常化达成了协议,从而结束了两国关系长期的不正常状态.     

中美“桐油贷款”外交始末

本文根据中美外交档案,详细研究了中国抗日战争初期中美“桐油贷款”的缘起、交涉、决策及影响,强调此项借款名为商业性贷款,实为政治性援助。它是中国对西方外交的一个突破,同时也表明美国的东亚政策在原有的绥靖日本这一基本内容之外,出现了援华制日的新因素。     

周锡瑞与美国“失掉机会论”

作为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重要代表人物的周锡瑞教授,在1974年编辑出版了《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报告》一书,其中保留了许多国民党与共产党对峙时期美国对华关系的珍贵资料,成为研究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外交的重要史料,是美国反思对华关系的"失掉机会论"的又一力作,为推动20世纪70年代中美恢复外交关系提供了历史参考。     

中美日内瓦会谈与钱学森回国

1954—1955年,处于相互隔绝和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外交谈判,最终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从两国解密的外交档案来看,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的回国问题是当时中美在平民回国问题上外交博弈的焦点。经过多次试探,中美双方在会谈中逐渐形成了等价交换的默契。钱学森的顺利回国是中方在中美日内瓦会谈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中国学界的外交决策研究文献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决策研究开始起步以来,中国学者在该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学者们主要在分析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内外因素,构建外交决策的模式和理论探索,深化中国外交动机及危机决策的研究,以及注重微观实证和个案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美国企业界对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

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时受到多种因素、多种意见的影响。由于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竞争日益激烈 ,美国政府决策中经济因素的影响与日俱增。这使美国企业界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主观动力加强 ,对政府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本文具体分析了企业界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国内政治体制背景 ,回顾了其历史发展进程 ,总结了其影响方式。本文并对美国企业界影响外交决策的程度以及企业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东盟国家对华外交战略的调整

20世纪70年代初,冷战以来形成的中美紧张关系出现缓和并走向正常化,使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开始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随着这一国际环境的改变,东盟国家过去采取的“亲美(西)反共(华)”的外交战略发生动摇。东盟国家开始重新制订对华政策,力图构建“新小国外交”的战略。文章以美国的盟国——泰国、英国的盟国——马来西亚和走“独立外交”道路的印度尼西亚为例,分析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东盟国家所造成的冲击及其各自相应做出的对华外交战略的调整。     

费正清关于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未能持久原因研究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费正清认为当时新中国所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战略不会持久,最终注定要被调整。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费氏加强了对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并没有持久原因的研究,认为:(1)受到中国传统外交心态和外交战略的影响;(2)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和平和中美两国利益;(3)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苏关系"貌合神离";(4)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相结合的苏联与新中国在文化上差异甚大。费氏的有关认识和研究既是他一直主张美国外交战略要贯彻"美国国家利益"和"现实主义"两大原则的体现,也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历史及亲身体验中苏两国不同文化氛围的必然结果。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1972～1977年）

尼克松访华之后至中美建交前夕 ,大量美国国会议员访问中国 ,使国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和了解程度极大地提高。此间国会有关中国问题的辩论表明 ,台湾问题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绝大多数美国人在赞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 ,反对“抛弃”台湾。国会的对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行政部门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