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两大理论构架与“三形态论”和“五形态论”的方法论功能

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同生产力、社会物质变换关系与人的关系的统一是唯物史观的两大理论构架,“三形态论”和“五形态论”所依据的是这两大理论构架,这“两论”之间所具有的同构性和互补性使其方法论功能具有相辅相成的性质。明确“两大理论构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正确理解“三形态论”与“五形态论”的逻辑联系。     

论社会工程的本质和方法

“社会工程”是社会主体人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前提,以社会技术为中介,与“物理工程”或者“自然工程”相对应的人们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社会工程方法论与自然工程方法论有区别又有联系,应当是建构论和实在论的统一。     

论《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统一

毛泽东在1937年撰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这两部重要著作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两论”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辩证法,又是认识论;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又是历史唯物主义。“两论”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两论”揭示了“实践”的“矛盾”本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升华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的基础上,转换了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两论”实现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论自觉,统一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践智慧”。     

张载哲学思想与现代自然科学

文章揭示了张载“气”化论的思想在自然观和认识方法论上与现代自然科学统一“场”论的相似与相通 ,展示了张载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相对于现代科学的先进性 ,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和思想文化对当代自然科学和后工业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启迪作用     

反映论与文学问题

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提出用“主体论”代替反映论是荒谬的。文学创作中的情感、意志、想象活动都不是与认识无缘而是在反映的过程中与认识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     

翻译教材编写的理念创新与实践——以刘宓庆的《翻译基础》为例

刘宓庆主编的《翻译基础》以功能主义翻译观为核心理念,阐述了功能主义翻译观的三大理论范畴——翻译对策论、程序论、方法论.翻译对策论以“功能代偿”为核心,翻译程序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为枢纽,翻译方法论以“分层分析”为手段.该著作必将对我国翻译教学理念的革新以及翻译教学效果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     

新时期文艺学研究与“新三论”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热”中,文艺学界在引入“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之后不久即引入了“新三论”（耗散结构、协同论、突变论）,使得新老三论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并置。正是因为这一并置,学界在对“方法论热”所进行的反思性研究中,“新三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本文对“新三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文艺学引入“新三论”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突破了美的静态的、固定的本质,使美及审美成为一种历史化的存在;建立了以创新为主导的开放的、动态发展的文学观。     

论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中介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中介思想，其鲜明特征表现为：全面性与辩证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其中介思想作为方法论的认识论展现。邓小平的经济体制论、政治体制论和祖国统一论，是其中介思想作为方法论的实践论展现。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方法论探讨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生机与原创力在于创造性地坚持了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科学性与实践性、自由与必然、历史的和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并将这一方法论原则同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实践“三个代表”的一系列工作指导方针和工作方法,表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新精神。     

“势”的哲学基础及其理论特征

“势”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范畴。中国哲学中的气论,为“势”奠定了哲学基础,并为其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和诗学智慧。“势”的理论特征为自然。“势”体现了“道进乎技”的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论观念论、技术论、价值论浑然不分,互相渗透的特征,体现出对自然的方法论与审美趣味的追求。     

论孙子的军事哲学思想

孙子在观察和指导战争时,表现了无神论和反天命的态度。他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坚持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方法,同时,强调在客观世界面前,人们不仅要认识和尊重客观规律,还要利用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求新、求变、求实,以实现"全争于天下"的最理想的战略目标。孙子的思想价值,不局限于战争这一社会现象,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因而,这就是《孙子兵法》这部2千多年前的兵书,为什么能超越时空,跨越军事领域而为我们今人所普遍接受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统筹兼顾到科学发展观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确定统筹兼顾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法。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新阶段,统筹兼顾理论与非均衡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方法理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兼顾的新理论,进而提炼出科学发展观。     

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与教育研究

涂尔干是社会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也是教育社会学的主要奠基者。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的,也是唯理性—科学主义的。他指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应是社会事实,这种社会事实是整体的而不是个别的;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是群体行为而非个体行为。涂尔干对教育的研究贯穿于他的方法论中,并集中体现在教育与社会学、教育思想史与道德教育的论述中。对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与他对教育的研究进行梳理,尝试重现他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真实思想和运用在研究上的方法论,有利于对涂尔干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论牛顿的近代科学精神

在近代早期的科学活动中并行着物理-数学潮流和经验-实验潮流。牛顿在科学实践中统一了这两种潮流,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实验哲学思想。牛顿在从事数学研究的同时,逐渐确立了与自己的物理学研究相一致的科学实验观念。牛顿坚定的基于实验的确定性追求,其意图在于彻底抛弃以往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思辨倾向,也在于做出可检验的达到在数学上精确化的科学理论表述。这种追求,既是一种知识观意义上的根本变革,更是一种在方法论意义上对他的近代科学前辈方法论精神的扬弃。     

胡适治词的目的、方法与贡献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的词学研究与传统的词学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的词学研究,原不是为了词学的“中兴”,而是为了适应当时“文学革命”的需要,为白话文学提供“历史材料的证明”。但是他的研究本身,由于使用了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给千年词学带来了新的局面,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扩大了词的社会影响,客观上导致了词学的“中兴”。胡适对词史的分期,对词人词作的评价,与他所持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和白话文学的标准是相统一的。评价胡适的词学研究,应该着眼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     

论米塞斯行动学的公理化准形式体系

奥地利经济学派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塞斯以其经济学认识论与方法论而著称。在米塞斯的行动学方法论中,人的自由行动构成最基本的概念范畴,个人的理性行为构成经济学的基本公理,并由此引申出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通过对米塞斯经济行动逻辑的分析,借助于准形式的公理化方法,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理性主义实质及其经验主义缺陷。     

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意蕴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有着多方面的价值诉求的，它是将科学的政治观、科学的经济观、科学的文化观、科学的社会建设观、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和科学的和平发展外交观等内容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系统而完整的价值观体系。     

马克思的幸福观

马克思的幸福观是对前人幸福追求的总结和超越。他把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统一起来,追求人的自我解放与人类的自我解放,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和人类的自由,最终达到＂解放全人类＂的最高理想,从而把人类的幸福追求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马克思的幸福观具有＂利他的＂、＂实践的＂和＂积极的＂三个主要特点,并且在人生实践中身体力行,达到了知行统一的崇高境界。总结、学习马克思的幸福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进行幸福研究和实践,对于追求幸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区域·时代·人——试论梁向阳专著《当代散文流变研究》的散文史观

梁向阳先生有着运用区域研究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当代散文发展流变的学术自觉。其专著《当代散文流变研究》从“区域”、“时代”、“人”这三个彼此交叉又能够各自独立存在的视角出发，以区域研究为方法论，以时代发展对散文的影响为经，以当代散文发展过程中“人”的遭遇为纬，描绘了一个三维立体的散文史构图，形成了一个科学的散文史观，为中国当代散文研究构筑了一个“区域散文研究”方法论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