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月汉关寄愁心——王昌龄边塞诗评析

一 盛唐,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期,也是边塞诗的黄金时代。丰富多彩的边塞诗,象奇花异葩盛开在盛唐的艺苑里。它描绘了频繁的战争,抒写了火热的边地情怀,也托寓着无数热血男儿立功报国之志。在艺术上,它又继承了前代边塞作品的优良传统,并且在题材上加以新的开拓和发展,在表现手法上进行新的探索,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基调:豪放悲壮。诚如胡应麟在《诗薮》中所言:“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概括地讲,盛唐边塞诗正是盛唐气派的一种形象展示。     

从酬赠诗看高适对陈子昂的继承与超越

陈子昂和高适分别是初唐和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陈子昂的诗论和创作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从酬赠诗创作来看,高适在诗歌的创作主张、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以及诗歌的整体风格上对陈子昂有所继承,同时,在人生态度上、在诗歌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上,以及诗歌的艺术成就上都实现了对陈子昂的超越.     

初唐诗演进轨迹寻踪——兼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评价问题

唐代立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初唐诗坛都笼罩在齐梁诗风之下.7世纪下半叶开始,作为下层文人集团代表的"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相继踏上诗坛.随着诗人们社会生活基础的巨大变化,开始了有唐一代批判宫廷文学中齐梁遗风的自觉意识.在唐诗发展史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无论是从理论实践上,都为初唐诗的革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然而无论是"四杰"还是陈子昂从其理论、实践、地位与影响均不具备彻底荡除当时诗坛上六朝形式主义诗风的能力,他们的影响也很有限,不足以改变当时诗坛的状貌.盛唐诗人所继承初唐诗歌革新的优良成果,并不是直接来自"初唐四杰"和陈子昂,而初、盛唐间近30年的诗歌史正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渐变过程.     

人生追求 政治才略 诗歌创作——高适新论

高适是盛唐一位很值得研究的诗人。他的诗名很高,被近代论者誉为边塞诗的代表人物,与岑参并称。他在政治生涯中也是成功者,史称:“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旧唐书·高适传》)有唐一代,高适虽不能独占风景,然而在盛唐的诗人中,高适在政治上的显达是超乎同辈的。     

唐代边塞诗的先声——谈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边塞诗

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盛唐边塞诗,是有唐一代边塞诗的高潮。然而任何高潮的出现,都不可能是平地风波,总有它的基础和准备,边塞诗也毫不例外。 在整个唐诗的发展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可说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行者。在初唐,写作边塞诗的作者有五、六十人之多,而其中能够开一代风气、影响后人     

昂壮的战歌 奇丽的画卷——论岑参边塞诗的艺术特色

岑参是我国盛唐诗坛上的著名诗人,向与高适齐名,为盛唐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岑参的边塞诗昂壮雄浑,奇峭峻拔,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以其别具一格而显示出巨大的艺术魅力,从而在唐诗苑中独树一帜。宋人许凯曾指出:“岑参诗自成一家”(《许彦周诗话》),元人范德机则赞岑诗“为一家数(《木天禁语》),翁方纲亦云“嘉州之奇峭,入唐以来所未有”(《石州诗话》),赢得了历代的高度评价。     

论陈子昂的边塞行与边塞诗

唐代诗坛,群星灿烂,流派众多。其中边塞诗派以写边塞战争、边塞风光、边塞生活等独特风格别树一帜,深得后世喜爱。学术界讨论边塞诗,往往盛称岑参,高适,并有许多专文研究;但对于唐代初期的边塞诗作,却很少有人论及,至于对开有唐一代诗风的陈子昂的边塞诗作,尽管许多论著中提到了,但迄今未有专文加以论述。事实是:陈子昂早在青年时期就满怀报国志向,慷慨从戎,两历边塞,在筹策安边的同时写下了许多与边塞有关的著名的诗文,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边塞诗人;陈子昂的边塞诗作内容丰富多彩,格调质朴刚健,曾经对盛唐边塞诗产生过重大影响,是边塞诗从初唐转入盛唐的里程碑。     

初唐诗弊与陈子昂革新

陈子昂是唐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与重大影响的作家,历来评价很高,少有异辞。近年学术空气活跃,学者们从不同的方位、角度,对他重新进行研究、审视,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评骘亦有参差。这是可喜的现象,它说明唐诗研究在更新中有了深化。我对陈子昂素无研究,这里说的不过是基于某些事实所作的推想,卑之无甚高论,尚乞方家指正。陈子昂生活在初唐后期。初唐之后是盛唐,从来认为盛唐是唐诗的极盛期,正如高棅所说:“夫诗莫盛于唐,莫备于盛唐。”盛唐之“盛”,在于它能“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     

论初盛唐东北边塞诗及其政治军事背景

初盛唐时期的东北边塞诗创作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唐太宗为代表;第二阶段以陈子昂为代表;第三阶段以高适为代表。东北边塞诗具有丰富的内容,情感基调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将陈子昂、高适的东北边塞诗与开元、天宝时期的西北边塞诗相对照,会发现前者写边疆负面现象较多,情绪不及西北边塞诗高昂。这种差异,只有统观唐代武后至玄宗后期从国家西陲到东北的总体边疆形势、民族关系态势以及朝廷的应对策略．将相关诗歌置于初盛唐时期总体民族关系态势影响下的各战区实际状况之中,方可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再探讨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对开元诗坛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押仄韵而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盛唐以来祧体齐梁、声律未谐、风格清新典雅的应制和试诗之体。除却文宗个人因素以及试诗一体独特的体制渊源，这一独特体制的出现又是中晚唐诗坛齐梁体“声病”特征集中凸显、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的重新发现的共同结果，具有独特的体制与风格内涵。     

李白王昌龄七言绝句之比较

七言绝句是唐代诗苑中最引人注目的花朵之一,盛唐诗坛的七言绝句尤为卓绝。一时诗人辈出,名花竞艳。王之涣、王维、王昌龄、李白、高适、岑参、贾至等,都是诗坛的俊彦,七绝的高手。李白、王昌龄在七言绝句的创作上,则是这群诗人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其七绝如双峰对峙,二水分流,高踞有唐三百年诗坛,占尽千古风流,使后人无出其右者。历代学者品诗谈艺,抉微探幽,对王、李或轩此轾彼,较其高下;或相提并论,誉其擅场。概而言之:推崇自然俊爽者,以太白为上;喜爱含蓄深婉者,以王昌龄为高。但纵观前人之评论,虽不乏颇中肯綮之言,然只只言片语,缺乏系统之理性分析;今人亦鲜有将二人七言绝句作全面认真之比较者。故不揣浅陋,略抒鄙见,就教于专家同行。     

边塞诗人高适和岑参

在空前繁荣的盛唐诗坛中,高适和岑参一向是以擅长边塞诗而著称的。虽然王昌龄、崔颢、王维、王之涣、李白等盛唐诗人也写过边塞诗,而且各有其特色,但在数量上和某些篇章的艺术成就上没有高、岑突出,所以高岑是盛唐边塞诗派的重要作家。 边塞诗不始于盛唐,汉魏古诗中就有《战城南》、《陇西行》、《饮马长城窟行》、《雁门太守行》等乐府古题。六朝诗人象陆机、谢灵运、谢惠连、鲍照、沈约、庾信等,都有乐府旧题,写边地或征战生活之作。到盛唐时期边塞诗大量出现,这固然与整个唐诗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但也有其社会政治原因。     

贾岛诗的渊源和影响

贾岛诗是晚唐诗的代表，上承盛唐，下开宋诗，不愧开宗立派之作；而一般人心目中的唐诗只是回旋着盛唐诗的旋律，是很偏颇的。晚唐诗是盛唐诗的合理继承和发展，在中国诗坛有着与盛唐诗同等的深远影响。     

崔颢诗论

<正> 盛唐诗坛,百花齐放,群星烂灿。李、杜、王、孟、高、岑诸大家之外,他如王之涣、李颀、储光羲、王昌龄等人,诗作也各具特色,对后世皆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与李白、高适、王维同时的崔颢却比较寂寞,除那首传说曾使李白搁笔的《黄鹤楼》流传较广外,其他作品似乎很少被人论及。现在流行的几部文学史对崔颢也只是点到为止。但在当时,他的诗名却相当大。《旧唐书》说他和王昌令、高适、孟浩然齐名:“开元、天     

高适岑参诗韵系异同比较

高适、岑参是盛唐时“边塞诗派”中成就最高的诗人,一般并称“高岑”。从语言视角考察高适,岑参的诗作,也可以看到他们有许多近似之处。尤其是诗的用韵所显现的韵母系统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从中窥见盛唐时中原一带某些实际语音特征。     

陈子昂诗歌理论略论

陈子昂出现在初唐后期诗坛上，他以其鲜明的诗歌理论主张及杰出的创作实践在唐诗发展史上写下极为重要的一页。在初唐诗向盛唐诗发展的过程中，子昂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明高　云其“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①，评价极为准确。陈子昂诗歌理论的出现并非偶然，既有当时的社会原因，又有历史的继承关系，是时代精神与文学发展的共同要求。唐建国之初，统治文坛的仍是南朝文风，南朝后期文学走上了一条消极的道路，忽视文学内容与社会效果过度追求感官刺激，这种绮丽柔弱的文学风格反映的是齐梁上层统治者的生活…     

论张九龄的兴寄诗学与创作实践

张九龄提倡“风雅之道，兴寄为主”,明确提出诗歌以“兴寄”为基本的创作精神与艺术手法，这是他在陈子昂兴寄思想的影响下，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形成和确立起来的诗学。开元前期中朝诗坛有着传播陈子昂兴寄思想的有利条件，群体唱和也多重比兴，这是张九龄兴寄诗学形成的诗坛环境。而个体的寒素身份意识与仕途遭遇又促使他突破群体的比兴程式，尤其是外放洪州及荆州时在感激忧思的情境中，他进一步发展了以景兴情的创作，突出了兴寄诗学兴发的特点。《感遇》十二首则是他在丰富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源头上学习诗骚感物兴发的思维本质和陈子昂林居观化的思理，立意新颖而兴寄遥深，展现了张九龄兴寄诗学的自我突围。     

简论盛唐边塞诗的时代性格

边塞诗的渊流一直在发展着,其中盛唐边塞诗特别引人注目,究其原因是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盛唐强大的国力、巩固的边防与时代的种种条件;其次是在这种国力下,诗人们本身形成的与时代相一致的胸襟与气度,及至反映在其诗歌中的风貌;最后就是盛唐边塞诗本身的发展,继承了建安风骨,实践着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并且盛唐诗歌在内容与题材上都有突破。以上三方面的原因实质体现了一点:盛唐边塞诗的时代性格-英雄主义。     

一代唐音起射洪──论陈子昂在唐代诗文革新中的机遇问题

关于陈子昂在唐代文学史上之影响和地位问题，历来评价甚高。但就他的创作和理论看，以“古雅”拯时弊．确无多少新意，且不说他创作上的“蹈袭””之病，就是其理论也有“倒退”嫌疑，故当代学者对他于唐代文学之开创之功颇有持怀疑态度的。笔者以为：陈子昂在唐代文学史上之影响和地位不容否定，前人对他的赞誉并非虚辞，后人对他的訾议也有理有据。我们主张将他的理论和创作放在初、盛之交这个特定的文学背景上考察，以为他在唐代文学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和赢得的声誉．皆是时代使然，机遇所致。其文风改革的成功秘诀有二：一是抓住机遇采取矫枉过正之手段停止人们对形式的痴迷，二是把握契机高扬“汉魏风骨”以补充那业已成熟的至美的声律形式。陈子昂在唐代文学发展史上之功绩仅在于此，拔高或贬低都是不切实际的。     

常建边塞诗的悲苦意识

前人论唐代边塞诗,多以高适、岑参为代表。宋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元辛文房也说:岑参“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使人慷慨感怀”。可见,豪迈雄壮,乃是高、岑诗歌的共同风格。这种诗风融注了盛唐边塞诗中反映建功立业的功名意识。然而,在唐代边塞诗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忽略了与之相对应的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格和精神——沉郁悲怨的风格和悲苦意识。具有这种风格和意识的代表诗人则是边塞诗作不多,却又独具风貌的常建。本文拟对常建边塞诗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