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王昭君嫁匈奴单于是"和亲"?

在汉代,所谓的民族"和亲",是指有仇怨、相互战争的民族,彼此商定,捐弃仇怨,消弭战争,进而缔结和平亲近的民族关系.因此,在和平时期的西汉竟宁元年,王昭君奉汉元帝之命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本是巩固、强化汉与匈奴的政治整合,而并非什么民族"和亲",因为汉代史籍中从未出现过"昭君和亲说".然而,随着"和亲"词义在北朝隋唐之际的衍增,民族"和亲"与跨民族的"政治联姻"叠为一体,于是,王昭君出嫁就被唐代的学者引申联想为是一次民族"和亲",从而世代流传,延续至今,遂成定论.事实上,"昭君和亲说"既无助于阐明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的真正历史意义,又会导致人们在释读汉代史料时思维混乱.研究汉代历史,应该摒弃"昭君和亲说".     

汉匈"和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近年来,在汉代民族和亲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观点",认为汉匈和亲,并"不包含婚姻的意思",汉对匈的馈赠是经济"赔偿"、"赔款",汉嫁女与匈并约为兄弟是"政治赔偿".本文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辨明了汉匈和亲中的一系列问题,认为"新观点"的谬误在于以现代国际间的和平条约简单地比附汉匈和亲.应当从历史事实出发,还汉匈和亲以本来面目.     

论历史上的和亲

历史上的和亲,通常是指中原朝廷的皇帝以尚公主、降宗女、赐嫁妆的形式与游牧民族的君主联姻,也指游牧民族的君主之间采取同样的形式实行联姻。这是历史上各民族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自汉代提出并实行后,便形成为一种延绵不断的历史现象,几乎贯穿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始终,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这种和亲,作为各民族统治阶级的一项政策或策略,不同于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民间通婚,它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包含着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关系的综合因素。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中国古代和亲史》述评

和亲,亦被称为"和戎"、"和蕃",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所进行的联姻.和亲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维系民族友好关系、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都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深人研究中国古代和亲历史,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巩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文化交流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崔明德先生的力作<中国古代和亲史>(全书约70万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一书,是国内外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贯通中国古代和亲历史的学术著作.该书材料翔实、论据充分、论述深入、逻辑严密,集系统性、思想性、学术性于一体,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对历史学和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将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细读全书,颇多启悟,试为评之.     

汉代和亲问题三题

汉代的和亲存在直接的、单一的和间接的、双重的两种类型,以前者为多,后者为少;汉代和亲的基本属性是婚姻外交,其特征是两个国家的君主之间以对等性关系通过条约或协议而规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政治性联姻;和亲并非中国古代独有的现象,而是通行于古代世界的一种外交方式,并非源自某一个地方,而是在许多文明古国都存在过,具有普世性特征。     

略论古代西北民族的和亲

<正> 广大西北地区,大致相当于今甘肃、陕西、宁夏、青海、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历史上曾活动有众多的古代民族,如月氏、匈奴、车师、乌孙、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吐谷浑、吐蕃、瓦刺、蒙古等等,它们对西北地区的历史乃至中国和世界历史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我们称其为西北民族。西北民族间的和亲,作为它们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在从汉到清初(公元前206——公元1636年)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产生极为深刻而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影响和作用,是整个和亲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对此作初步探索,以补有关和亲研究中的不足。     

关于和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史可以用“战”与“和”两个字来概括。所谓”战”即指战争,“和”即指和好。我这里着重讲和亲。如果要对和亲重新定义的话,我想这样表述也许更确切一些: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之间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进行的联姻叫做和亲。这里有必要对“民族政权”、“目的”和“联姻”三个概念作些解释。先谈“民族政权”。     

近年来和亲研究概述

和亲始于汉初,终于清代,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二十年代就有王桐龄撰《汉唐之和亲政策》(刊于《史学年报》1929年创刊号),对此作了一些研究,解放后老一辈史学家如翦伯赞、范文澜诸先生都有不少精辟的见解。由于十年动乱,这一本来十分活跃的课题研究却沉默下来。近年来又出现了活跃趋势。据初步统计,一九八○年以来已发表了近五十篇论文和一般介绍性文章。现拟作些介绍。一、和亲的目的及性质和亲非同一般的民间通婚,而是比民间通婚具有更复杂的目的。华立认为,无论汉祖唐宗,他们从事和亲所希翼的,几手都是借以消除双方的对立状态,求得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和平相处,以缔结姻亲的方式达到和睦相处的目的,这就是人们通常赋予“和亲”二字的基本含义。(《清代的满蒙联姻》,《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     

研究和亲的意义

<正> 近年来,经常有熟悉和不熟悉的同志问我为什么对研究和亲有这么大的兴趣,我认为:第一,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现实服务,就汉唐和亲而言,可以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亲的背景、性质、特点、作用的全面透视,使人们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为加强民族团结、密切各民族间的关系提供一些借鉴。所以,和亲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第二,汉唐时期的和亲突出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因此,抓住和亲,实际上就找到了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的关键和突破口。新中国成立后,和亲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其它学科相比,仍显得不够深入,仍有不少模糊认识,仍有不少处女地需要开垦,仍有不少领域需要拓宽。所以,和亲研究     

和亲文化与婚姻文化比较研究

和亲文化是在和亲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中积淀而成的一种独特文化。由于和亲文化具有开放性、交融性、"变夷从夏"、多元性、政治性及远距离通婚等特点,所以,和亲文化在诸多方面又与婚姻文化有较多差异:一是婚姻文化中的婚媾主要是同一民族的男女结合,而严格意义上的和亲文化中的婚媾皆为不同民族或不同种族之间男女的结合。因此,和亲文化在血统上都是混血的;二是婚姻文化比较重视聘财的多寡和门当户对,而和亲文化则更多考虑政治、外交及军事因素;三是婚姻文化影响面较窄,而和亲文化影响宽广,渗透到许多层面;四是和亲文化是由多民族文化汇聚而成的,是在仿效、吸纳和汇融中出现的新的更高层次的文化;五是和亲文化大都具有宗教色彩,与宗教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董仲舒的“天”论对东汉时期天道观的影响

天人关系在东汉时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与“天人相应”完全不同的性质。从董仲舒对“天”的性质的论述入手，可以说明西汉与东汉在天道观上的差异。     

汉代婚姻形态及其启示

西汉初期的婚姻形态大都承袭秦制,经过两汉400余年的演变,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蓝本。在此,从汉代婚姻形态的社会与思想文化背景、汉代妇女的法律地位、汉代婚姻形态的演变、汉代的结婚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论《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

《大清一统志》的编修是清代的文化盛事 ,而清代又是中国古代方志的鼎盛时期。文章论述了《大清一统志》对清代方志纂修的推动作用 ,并阐述了在其影响下 ,清代地方志所形成的优良传统。     

元朝法律中的民间婚姻生育制度

统一全国后，蒙古统治者结合蒙古法与汉法，逐步建立了元朝民间婚姻生育的法律制度。法律详细规定了民间婚姻的总体原则、婚姻程序、离婚、改嫁和多娶妻妾等相关事宜，并对生育采取了多种保护、优待和鼓励政策。这不仅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而且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对民族大融合都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略论云南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即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联姻,是促成民族融合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之一。在我国,族际通婚主要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通婚联姻两种基本类型。本文谨据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族际通婚的历史渊源,汉晋之世夷汉通婚的"遑耶"制度,以及南诏、大理时期和元明以来的族际通婚的历史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与社会功能,进行探索讨论和归纳总结以供参考。     

唐与西夏婚姻制度之比较——以《唐律》和《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为中心

<唐律>是封建时代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而<天盛改旧定新律令>是党项族为维护西夏封建统治而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律.本文以<唐律>和西夏<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为中心,从主婚权、婚价和嫁妆的给取、等级婚姻方面对唐与西夏的婚姻制度作了比较,并对婚姻制度在不同民族与不同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作了解析.     

河北豪族与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

西汉末年 ,河北豪族已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 ,对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地区豪族表现为强力 (武质性 )、财富、宗族、权力的结合 ,宗族性、强力性、世官性、大地产性是其基本特征。王莽的败亡及东汉的建立都与河北豪族密不可分。河北豪族集团与其他豪族集团及中央政权之间的权力之争对东汉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先秦政治婚姻初探

就族类、中原诸侯国关于夷狄的概念及国势而言,先秦政治婚姻大致可分为七种类型;先秦各国主要出于结交军事同盟、恃大国以图存、取人之国、巩固盟约、解除兵威、酬恩报德等目的而联姻,但各种联姻的性质却不尽相同。先秦政治婚姻呈现出多元化、多方位,“媵”婚现象比较突出,小国往往被婚姻大国所灭,强国干预弱国内政等特点。尽管先秦时期的政治婚姻与汉唐和亲有很大差别,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却是非常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