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灯》编发郭老诗稿的是谁?

郭沫若的第一首新诗,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从此郭老诗兴勃发,成为一代诗人。郭老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说:“那时的《学灯》编辑是郭绍虞,我本不认识,但我的诗寄去不久便发表了出来。”郭绍虞同志在《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文中说;“但我不敢掠人家之美,因为我没有在上海《时事新报》当过《学灯》编辑”。这是郭绍虞第四次表示否认自己是《学灯》编辑了。茅盾同志一九一九年也在《时事新报》做过编辑,据他回答笔者说,当时郭绍虞不在《学灯》编辑部,而是在北     

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上海报纸副刊文化生态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上海报纸副刊由于受到营业化思潮的影响,副刊整体在思想趣味和文化品格上呈现出媚俗化的不良倾向。《时事新报》副刊《报馀丛载》就是在这种历史生态和演变逻辑的影响下首倡黑幕文化。黑幕文化的恶性发展在破坏社会文化生态的同时,也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弄潮儿、进步读者乃至北洋政府的普遍批判和制裁。《时事新报》为了挽回危局,在研究系张东荪等人的带领下,创办了我国现代第一个学术性文化副刊——《学灯》,裁撤了以黑幕文化为特色的《报馀丛载》。这不但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益壮大,已经渗透到了报纸文艺副刊,而且也反映出研究系知识分子在新的文化潮流下应时而变的积极态度。     

鲁迅与《时事新报·青光》

鲁迅一生与现代报刊关系密切,他不仅投身于创办或编辑进步刊物,也关注保守落后报刊上的言论。鲁迅曾为陶元庆画展撰文,文章后载《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该刊上的言论多不为鲁迅赞同,他晚年创作时将此刊文字妙手剪裁,或讽或谑,既成一文。《青光》成为了鲁迅重要的反面信息来源之处。本文试图梳理分析鲁迅与《青光》的关系,彰显其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价值。     

民国初期劳动管理问题初探——兼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

1920年1月底至2月初,上海厚生纱厂到湖南招收女工一事在湖南省会长沙引起了强烈反响,社会各界在长沙《大公报》、《湖南日报》、上海《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上就此事展开了激烈辩论。时任《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选择其中的15篇文章,加上自己的评论《我的意见》一起以“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编入《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第七卷第六号）,这组文章反响甚大,影响深远。后人甚至认为此文标志着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初步形成。而参与其中的穆藕初、朱执信等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朱执信（1885－1920）是孙中山先…     

1920年陈独秀决意《新青年》“独立办刊”问题之再探讨

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并发表公布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1920-1932年),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新青年》与其出版发行商群益书社之间的关系问题.根据对此一新披露资料的初步爬梳和与其他早已经公开的相关资料比证,可以看出,1920年《新青年》与出版发行商群益书社之间的矛盾、决裂乃决意“独立办刊”,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而且,此一事件也与其后《新青年》编辑同人思想分歧乃至最后分裂问题有一定的联系,甚至可以将其视为《新青年》编辑同人思想流变的一个重要“拐点”.     

《新青年》研究的新视野

近年来,《新青年》研究大多集中在边缘研究上,出现了《新青年》研究的散射状态,因此,主流研究亟待深化等问题便会引起学界的关注。实际上《新青年》范式研究是《新青年》研究的新视野。《新青年》作为“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于1915年至1926年间为同仁团体“提出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对传统进行重新估价以创造一种新文化,这就是《新青年》范式。《新青年》范式研究并不是平面化的研究,而是对《新青年》的核心问题进行带有立体交叉的学科性质的思考。因此,单维的探讨虽可获局部的精细深入,但却无法给出整体的科学阐解。范式研究便会解决这一问题。     

重新审视《新青年》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关系

《新青年》在五四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乃至胜利的全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往学界在论述《新青年》对现代汉语形成的贡献时,往往局限在《文学改良刍议》等少数有意提倡白话文的文章上,忽视了《新青年》所倡导的思想革命在语言变革中的作用。《新青年》走在汉语现代化变革的最前列与其高举“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进行思想文化革命密不可分．而这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根本性区别所在。     

从《女神》中两首诗的修改谈《女神》的研究

郭沫若同志的《女神》,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它开一代诗风,为我国新诗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新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显著的地位。《女神》中部分诗篇,曾于一九一九——一九二○年刊登于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副刊《学灯》上。作者编集成书时,取名《女神》,并写了《序诗》。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发行,列为创造社丛书之第一种。初版本《女神》,分三辑:第一辑收《女神之再生》等三部诗剧;第二辑下分“凤凰涅槃之什”、“泛神论者之什”、“太阳礼赞之什”,各收诗十篇;第三辑下分“爱神之什”(收诗十篇)、“春蚕之什”(收诗八篇)、“归国吟”(收诗五篇) ;连同《序诗》,全书共五十七篇。     

1920-1921年《新青年》嬗变考

1920年5月份以前,陈独秀和北京同人通过《新青年》保持着工作关系,1920年6月至1920年12月,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发起中国共产党组织,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公开宣传刊物。与此同时,陈独秀仍然与北京同人保持着联系,希望昔日同人继续发稿,而昔日的北京同人对《新青年》性质的变化毫不知情,遂对《新青年》第8卷的编辑方针产生不满。双方在1921年1月至2月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导致陈独秀与北京同人分裂。1921年3月以后,北京同人已不再干预《新青年》编辑工作,仅偶有稿件刊登。1921年8月以后,再没有北京同人的文章在《新青年》发表,《新青年》完成了嬗变过程。     

《新青年》的初衷

《新青年》的自我定位在文化而不在政治。它与青年探讨修身治国之道,帮助他们实现思想解放和人格独立;它致力于介绍外来新知,帮助青年从全人类的先进文明中汲取营养;它致力于传播现代政治哲学和民主共和的国家法理,帮助青年认识个人与国家的新型关系;它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和旧艺术,帮助青年冲破专制制度所造就的文化传统;它所推行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而不包括政治革命。《新青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革命的初衷,是使国民成为真正的现代公民,使国家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实际上是在为已经完成的政治革命进行补课。直到五四运动发生,《新青年》的这一初衷并未改变。对当时的国家体制而言,《新青年》不是革命派,而是补天派。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所进行的文化革命,说到底是为了保卫和巩固民主共和。     

谣言政治与文化运作——以上海光复前后的《时事新报》和商务印书馆为例

作为清末立宪政治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机关报的《时事新报》,在张元济、汪诒年的带领下,原本是为了灌输国民政法知识、预备立宪而创设的。但是在武昌首义的革命风潮影响下,随着张謇、张元济等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立宪党人内部的分裂,它与沪上其他报纸一道积极投身革命宣传以激荡风潮,尤其是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辑出版了《革命文牍类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等大量的书籍、期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而考察这些文化生产背后的种种因素,除了与立宪党人思想倾向革命、沪上政治氛围浓厚有关之外,时事新报馆和商务印书馆当时面临革命党人的谣言政治的压力,是必须要予以充分考量的。在谣言充斥的革命压力铸就的舆论生态中,时事新报馆和商务印书馆通过自身的文化生产不但证明了自身的政治立场和革命倾向,而且化解了革命党人的谣言政治带来的巨大压力。     

郭沫若的笔名和别名

郭沫若同志原名郭开贞,号尚武,乳名文豹,因排行第八,母亲呼之为“八儿”,家乡农民称他为“八老师”。“沫若”是他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付刊《学灯》上,第一次发表新诗时用的笔名。这个名字的起因,据郭沫若同志在《我的童年》中说:他的家乡乐山县有两条河,一名沫水(即大渡河)一名若水(大渡河的支流雅     

论《新青年》的公共领域图景

本文立足于《新青年》杂志的大众传媒原生定位,从“公众”的构建、文学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以及公共领域外在载体——语言革新等方面,力图描绘《新青年》公共领域图景,并比较它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之异同。     

《新青年》杂志登载文学作品数量分析表

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通过分析《新青年》杂志登载文学作品的数量、比例及其变动趋势 ,从传媒角度看《新青年》杂志所倡导的“文学革命” ,为研究者做定量分析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

“五四”时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后期出现明显的转向.这与其创始人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密切相关,而直接诱因则是陈独秀不再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事既与校外的新旧之争相关联,也涉及校内的大学体制构建,以及与办学取向异同相关的人事之争.而陈独秀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转移,及其主张的谈政治与《新青年》侧重思想的既定方针之间的紧张,还需作进一步的考察.与思想倾向关系不大的经费问题,反倒可能是使刊物与中共联系起来的一个实际考量因素.重新探讨《新青年》转向的因缘脉络,由此揭示出“五四”远比我们认知的更丰富多彩.     

《新青年》中的周作人

周作人在《新青年》反“传统”的思想革命中 ,一方面以译介的形式 ,传布东西洋文明指斥旧道德的丑陋 ;一方面注重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 ,将西方人道主义精神注入于文学革命的思想理论之中 ,具体与丰富了《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内容 ,之于新文化运动影响颇深     

对《新青年》发动批孔及文学革命的再认识

191 6年《新青年》发动批孔及文学革命以推进思想启蒙 ,确立了自身主导民初思想文化变革主潮的地位。但是 ,由于紧贴现实政治 ,使重新评价孔学这一在当时富有变革意义的学术思想文化命题未能得到更深入地展开 ,文学语体变革提出后也被纳入既有的思想启蒙框架中进行 ,并且衍生了《新青年》直接干预现实政治的主导倾向。《新青年》所以由提倡思想启蒙而转向介入现实政治有多方面的原因 ,根子则在陈独秀及其同仁身上根深蒂固的“共和制情结”。     

唐才常与《湘学报》、《湘报》

《湘学报》、《湘报》是戊戌维新期间,湖南具有全国影响的两份重要报刊。唐才常作为这两份报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对《湘学报》、《湘报》成为湖南维新变法的重要舆论阵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由湖南学政江标发起、创刊于1897年4月22日的《湘学报》(原名《湘学新报》),作为以开化湖南风气,宣传维新变法为目的综合性理论刊物,是近代湖南最早的新式报刊。唐才常任《湘学报》主编,同时兼任“史学”、“时务”和“交涉”三个栏目的编辑、撰稿工作。唐才常借助这种新式宣传媒介,以笔为枪,大胆著文,大力鼓吹救亡,倡导变法,在当时的湖南思想界产…     

《新青年》时期的胡适与鲁迅

胡适与鲁迅先后加入《新青年》 ,使得该杂志提倡新文学的招牌真正挂起。《新青年》由同人杂志而转向专谈马克思主义 ,鲁迅和胡适程度不同地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表现在行动上 ,就是不再把自己的全部文章送交该杂志发表 ,但仍然还供一些稿件。然而在《新青年》最为辉煌的第二个时期 ,与胡适的四面出击相比较 ,鲁迅的表现却相对内敛 ,这当然也是各自的成长背景、自我期许等各种因素综合后的产物。五四事件的爆发引发了胡适“谈政治”的热情 ,而鲁迅则依然执著于思想革命。鲁迅真正走向前台 ,成为青年人的偶像要到 192 5年卷入女师大事件以后     

从“盗火”到“理水”——《新青年》文学翻译浅探

五四时代是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西方的文学作品蜂拥而入。《新青年》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旗帜和号角,自然承担起了翻译的重任。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的文学翻译不容忽视。《新青年》共翻译了40多位外国作家的100多篇文学作品,其中以屠格涅夫、泰戈尔、莫泊桑、王尔德和易卜生等作家的作品居多。从对源语作者定量分析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会发现《新青年》当时的翻译存在着严重的“误读”现象,但这在当时却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