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对外开放与人口红利——中国1979-2010年经济增长的实证

运用中国1979-2010年的人均GDP增长模型并辅之以序列平稳性、协整关系和序列相关等检验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获取了显著的人口红利,而城市化与对外开放等制度条件因素则进一步放大和提升了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文章认为,促使乡城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等措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而言至关重要。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问题研究

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是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的主要特征.文章回顾总结了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特征,指出人口转型使得中国总体人口形势已由人口红利时期总量过剩、劳动力年轻和充裕与抚养比下降的优势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时期总量减少、劳动力稀缺和老化与抚养比上升的挑战,其主要挑战来自于人口总量负债、人口结构负债、人口性别负债和人力资本负债等四方面.虽然中国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方向转型不可阻挡,但未雨绸缪,通过全面开发质量红利、充分挖掘人才红利/知识红利、持续提高健康红利和挖潜提高老龄化红利等应对策略,就能有效减缓甚至抵消人口负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实现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人口经济效益的另类解释——我国“人口红利”研究述评

人口红利是人口学领域及学科体系的扩展部分,也是人口学界与经济学界接轨而重点研究的领域.人口红利的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持续期长短及其人口红利消失后的隐患等问题的争论与研究上,但对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红利的判定方法与模型的适用性研究不够明确.对模型所选用的基础数据的处理和修正交待不明确,对参数选取、结果检验等还需要进一步的标准化.合理的年龄结构、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但它本身并不是人口红利产生的根本原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经济成果,还需要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条件.如何抓住"人口红利"结束前的十几年时间调整人口战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还会走多远？

面对2007年突然开始蔓延的“民上荒”，文章透过对劳动力供给与需求总量变动趋势的分析，指出这种现象并非周期性的暂时现象，它标志着“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我们已经开始处在迎接“劳动力短缺”到来的过渡期。科学地认识劳动力供求转折点的阶段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未雨绸缪，为“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到来做好充足的准备，同时也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做好铺垫？     

人口红利的变化与人口政策研究

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我国历年人口数据来分析阐述我国现阶段的人口结构状况，来推算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总抚养比，同时测算出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每年出生人口数和社会总抚养等人口状况指标，通过测算出的2011—2035年我国的人口状况指标预测出：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基于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和现行计生政策给我国带来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本文提出人口生育政策必须调整且迫在眉捷。     

“少子化”对台湾教育发展的影响及因应对策

一、台湾少子化的现状及成因 少子化系指每名妇女平均生育率低于2人以下，孩子生育越来越少的一种现象。根据台湾“内政部”的统计资料显示，台湾从1948年的战后婴儿潮开始，每年出生婴儿数25万人，连续近20年屡创新高。20世纪50年代中期，更达40万以上。1968年以后，婴儿潮渐成强弩之末，出生人口开始减缓。1976年，台湾出现了“第二次婴儿潮”，当年婴儿出生人数突破42万3千人。1990年开始出生人数迅速且稳定下降。     

2011—2050年青海省分城乡人口预测

本文基于2010年青海省"六普"数据,利用CPPS人口预测软件对2011—2050年青海省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青海人口将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在人口惯性的影响下于2043年达到人口增长的顶峰,其后逐步下降;育龄妇女人数不断增长,在2008年至2018年期间会出现长达11年的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少儿人口和劳动力人口比重总体上均呈逐步下降趋势,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红利"期将持续到2030年左右。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与措施

经济发展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的,其能否被充分利用,关系到中国的经济是否可以实现持续增长。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人口红利理论与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讨论了人口红利的理论内涵,进一步分析人口红利的性质,以此为基础,实证描述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和质量红利的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发现,人口红利是指特定时空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利性或机会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实质上就是一个前置条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根据对中国目前及将来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供给状况的研判,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和结构性失衡是两大长期的基本矛盾,随着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两大基本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和更加复杂。因此,未来中国,只有通过深化人事制度、退休制度改革,完善教育机制、产业机制及生育政策等,方能更好地收获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区域分布失衡与空间发展不平等：劳动力价值低估视角

“人口红利”应是劳动力数量这一“量”以及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统一。文章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主要构成及其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维度，估算出2006—2017年中国省际地区农民工在理论上需要实现劳动力价值补偿的应得报酬与其实际所得工资之间的差额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发现这一人口红利不仅均值逐年增长，而且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采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目标地区人口红利增长能够显著扩大该地区的空间不平等，同时会通过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缩小邻居地区空间不平等，而邻居地区人口红利变动也将通过显著的负外生交互效应反作用于目标地区的空间不平等。由于间接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加之邻居地区的负外生交互效应，使得人口红利总体上具有缩小区域空间不平等的作用，并且在东部地区尤为如此。文章的发现对于认识中国“人口红利”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动区域经济平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不同的人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态势与变化。中国"未富先老"的现实国情,使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性年份与2004年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这个区间的时间格外地短暂。任何潜在的人口红利,要想得到现实的开发,皆需要通过艰巨的改革,以获得必要的制度条件。未来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并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后人口红利背景下中国产业经济空心化趋势的风险及对策探究

无论学界争论的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形是不是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减已成为我国现阶段不易逆转和不可争辩的现实。本文假设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减的情况下,对后人口红利背景下中国产业空心化的趋势、风险进行预测研判,并提出积极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国未富 人已荒——兼论蔡昉拐点论想将中国拐往何处?

中国由于人口问题有二三十年的滞后性,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了三十年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近年才开始显性化:20-39岁黄金劳动力在2003年开始减少,2010年开始快速减少;19-22岁人口在2010年开始急剧减少;20-30岁人口从2011年之后开始快     

人口红利效应、产业升级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

劳动力大量流入为长三角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形成了人口红利效应,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入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产业带的形成;(2)劳动力流入的人口红利效应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竞争力提升;(3)在后人口红利期,长三角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需要转型,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同时根据长三角经济发展和人口红利效应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促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战略选择和整合策略.     

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

近三十年来,依靠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实证验证了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小乃至消失,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并有异质性表现.以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R&D投入等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优化和完善人口、教育及劳动政策,积极发掘和创造人口红利,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消极影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转向利用技术红利的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全面两孩政策对未来中国人口的影响

全面两孩是生育政策调整完善最关键的一环,其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全面两孩政策启动实施之后,总人口的规模达到峰值的时间得以推迟,少儿人口规模和比例得到显著提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减少的趋势将会延缓,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但是,最近15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使得"人口红利"加速消减,未来60年的老年人口规模不会受到影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也不会改变,同时,少儿抚养负担加重使得总抚养比增大。     

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特征及突出问题研究

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近30年来东北地区人口总量经历了从1亿人以上下降到1亿人以下的变化过程。研究发现：与2010年相比,2020年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率为-10.04%,其中黑龙江省人口增长率为-16.87%,成为全国人口负增长最严重的省份。在东北地区38个地市级行政单位中有33个人口负增长,11个边境地级市总人口10年间下降接近1/5,黑龙江省两个地级市人口增长率低于-30%。与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相比,东北地区出生人口下降速度更快,人口负增长进程更明显。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判断,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失衡状态,劳动力老化严重,特别是在农村,5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一半。缓解或减缓东北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一方面应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另一方面应减缓人口外流速度,有效降低人口负增长的负面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分析——基于人口红利视角

2010年我国人口红利达到巅峰,人口总抚养比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11年人口总抚养比开始增加,传统的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然而,在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结构整体变化和其内部变化并不一致,人口红利在人口分布上发生了乡城转移.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一直高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城镇地区的总抚养比远低于农村地区.导致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和人口红利乡城转移的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差别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为了获取更有效的人口结构转变收益和城镇化释放的人口结构红利,应该完善就业服务体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参与效率,同时通过资金、机构和服务三重保障,提高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水平.     

试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本文应用2000年人口普查等数据,对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与二孩晚育“软着陆”等不同政策方案下未来80年中国城乡人口、老人与独居老人比例、劳动力资源、退休金缺口率、女性婚龄人口短缺等进行了模拟预测与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人口总数在2038年达到14.8亿峰值后平缓下降,其在今后80年老人与独居老人比例、老年抚养比、劳动力资源、退休金缺口率、避免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等方面均优于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