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信任面临的挑战与重建——国内学术界关于地方政府信任问题研究现状与展望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我国许多地方经常面临政府信任危机,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逐渐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在当前现实情况下,对中国地方政府信任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研究兴起的背景、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检视,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应加强本土性、战略性、针对性和应用性,提高理论研究成果对现实政府信任问题的分析力、解释力和预测力.     

论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的适配性——结构化视角中的信任关系考察

为了超越信任研究中客观主义和结构主义相对立的立场,需要把持一种结构化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中,信任既是一种系统性的关系结构,又是社会交往的实践机制。在社会体系的纵向运转和更迭中,社会信任有着不同的类型,它既可以在马克思概括的人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得到理解,也可以在工业社会的领域分化中加以把握。在结构化视角中考察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可以发现二者具有共时态和历时态上的适配性关系。     

政府信任关系的研究路径与缘起

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也存在着三种政府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的、契约型的和合作型的。研究政府信任关系需要从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秩序、制度、权力出发,进而在价值、意义、文化的层面上展开。其中,秩序可以成为政府信任关系研究的起点。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来探讨政府信任关系,我们发现,人类社会最初的一种政府信任关系类型属于习俗型的,这种信任关系又是深植于农业社会的秩序要求的,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等级状况决定了它的基本特征。     

政府服务质量影响政府信任的实证研究

政府信任是评价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指标,通过服务质量管理提升政府信任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对289名社会公众服务质量与政府信任等变量数据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研究表明:服务质量的有形性、可靠性、反应性、保证性和关怀性各维度均对政府信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个结论表明政府应当从行政人员素质、服务平台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对政府部门服务质量进行积极管理,以提升社会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水平.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兼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政府信任关系,既是基于治理理论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理论契合,又是基于解决当前治理问题的现实诉求。重塑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困境在于,政府与公众因受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封闭性、公众对政府预期的满足值以及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合作的不足与信任的缺乏。因此,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成为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信任关系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的结构化分析

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存在着三种政府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的、契约型的和合作型的。从其结构化特征探讨政府信任关系的初级形态,我们发现,人类社会的第一种政府信任关系类型属于习俗型的,这种信任关系在横向组合维度上,是立足于农业社会的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在纵向聚合维度上,表征于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与依附性秩序之中。这两个维度,又在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行为模式中实现了整合。     

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本质要求。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影响机理如何？基于天津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模型分析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其结果显示：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区（县）政府信任、乡镇政府信任、村委会信任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力随着层级的升高而依次提高。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对农民幸福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村委会信任的影响力最大;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在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要不断优化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决策与评价体系,构建完善的民众诉求回应机制,提升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提升村庄治理水平。     

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新时代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理论定位与实践任务

新时代,加快基层法治政府建设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内在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搞清楚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属性、特征、要求等一般性理论问题是加快实践进程的前提,围绕新时代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特定目标,明晰实践任务和探索具体路径,将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理论定位与实践任务有机统一起来,真正解决基层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和"痛点"问题。     

政府信任与理性怀疑:一个学理的探讨

广义的政府信任是指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耦合关系,因此,改善政府信任理应从政府和公众两个方面考虑.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是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自觉,忽略了公众在政府信任改善中应有的作用,尤其是没有认识到公众对政府的理性怀疑在其中的重要性.改善政府信任除了政府自身努力外,还需要公众能够自觉形成并秉持对政府的理性怀疑精神,唯此,政府信任才能从根本上真正得以改善.这既是一种思维定势的转变,也是一种研究路径的转向.     

政府信任与理性怀疑:一个理论的探讨

广义的政府信任是指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耦合关系,因此,改善政府信任须从政府和公众两个方面考虑.问题是,在改善政府信任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是聚焦于政府本身,而忽略了公众,特别是没有认识到公众对政府的理性怀疑在政府信任改善中的重要性.改善政府信任还离不开公众的理性怀疑,这是一种研究路径的转变,一种思维定势的转向,需要在学理层面上给以分析和论证,这也是本文的理论旨趣所在.     

契约型政府信任关系的形成与意义

近代社会,人类的信任关系从习俗型的信任关系转为契约型的信任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信任关系也是工具理性的体现.契约型信任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契约型信任关系也在人类信任模式上实现了变革.但是,在本质上,契约型信任关系是人与人疏离和不信任的结果,是形式化和工具化的信任,揭示近代以来人类信任关系的这一性质,其目的是要扬弃这种信任形式,恢复人类信任关系中的实质性内容.     

全球化进程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投入

在全球化进程中 ,政府与公民的互信和回应 ,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游戏”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更应强调这一问题的解决。在解决这一问题中 ,应强调主权原则仍是公民信任投入的前提 ,应强调重塑政府在公民中的效能形象 ,应强调建立政府与公民的新型合作关系     

基于政府信任的合作式治理探析

目前,政府信任的式微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象.西方学术界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成为当前政府再造工程推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合作式治理是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间互动关系的伙伴情谊的治理形式,它使政府成为民间的"合作伙伴",它为政府信任的巩固和提高建构了社会基础、价值信念基础、政府自身创新与改革的内在基础.     

法律文化的观念之维及其中西方差异除魅

立基于观念之维的法律文化观更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并理解法律文化的中西之分野、古今之脉络,进而致力于建设一种沿承自身传统同时指向现代法治目标的法律文化.因研究方法的宏大叙事,时空选择的非对应性,学界关于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的结论多有瑕疵.中西方的传统法律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以西方现代法律文化为标准来分析、评价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法治休戚相关的一系列观念与价值是现代法律文化的基本内容,它们所构成的法律文化保障法治得以实现,同时也只有法治才是引领法律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实践方案.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的特性分析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是政府信任关系的初始类型。它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为依附性的等级关系提供支持。就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的生成而言,具有自发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但是,当它作为一种整合机制而存在的时候,则表现出臣民对君主单向性、依附性顺从的功用。     

宪政主义与法治政府

从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对诸如法律、正义、自由等关键词的重构这两个角度重新理解宪政主义,宪政政府的存在离不开以下条件:作为强势意识形态的宪政政府观念的盛行;体现宪政政府观念的成文宪法或不成文宪法的生成;确保宪法实施的制度性基础;支撑宪政政府制度性基础的稳健经济.     

论政府信任的产生与效果及其模型构建

政府信任的式微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它是西方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学者对此关注和探讨的还不多,因此,它是理论研究者应该关注的政治学问题。对于政府信任的产生与效果,建构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政府信任高低与否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落差大小。政府信任能够增强执政者的合法性,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机整合,提高政府的施政绩效。     

中国与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及其归因——基于“西欧的社会信任模式及其起源”的译介

基于西欧的社会信任模式及其起源的译介及相关研究,本文讨论了中国与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及其归因。中国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之间,不同单位的成员社会信任程度不同;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地区之间,西北欧的国民比东南欧的国民社会信任程度更高。中国与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可归因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一般信任产生负效应,但也取决于不同方面;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可归因于不同的家庭结构。最后,本文讨论了该研究对跨文化比较的启示。     

农民工文化观念的代际差异研究

社会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的变迁,使得原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观念上呈现出鲜明的代际差异,主要表现为乡情文化观念的代际差异、消费文化观念的代际差异、伦理道德文化观念的代际差异三个方面.从价值合理性和价值意义审视,表征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利益诉求向深层次提升,展示出我国农民工文化观念整体变化的进步性和时代性,预示着我国农民工文化观念整体发展的客观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