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实困境与对策思考——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量设立及良性发展,可以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集聚和优化,加强小生产与大市场联接,提高农民经济效益、降低市场风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现实却是: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之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诸多举措旨在重塑乡村社会转型期合作社发展所需的信任基础.     

信任与公平:发展语境下的两个中国现实

本文在综述近期研究发现的基础上,以案例和观察事实的呈现,探索发展、信任与公平这三个表征社会进步的指标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基本的研究结论分为描述和解释两部分.描述性结论指出两个中国现实:(1)发展了,中国人保留着稳定而低度的一般信任水平;(2)发展了,中国人仍旧拥有稳定而低度的公平感意识.其解释性机制为:道德和绩效作为一般信任和公平感的内在联系机制,可以用以解释发展后中国依旧存留的两个稳定现象.首先,“稳定而低度的一般信任”,在道德伦理上与传统“家本位”的特殊信任挤压一般信任相关;在绩效上与监管提升成本、降低信任,以及监管-逆反现象密切联系.其次,“稳定而低度的公平感”,在道德伦理上与传统的威权顺从文化相连;而绩效上与国家的“绩效合法性”转向休戚相关.     

农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政府信任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政府所实施的公共政策是增进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关键因素，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村社会变迁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考察农村社会质量变化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以及政府质量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显著提升；(2)农村社会质量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信任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具有激励作用；(3)基层政府质量提升可以强化社会质量对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着力提升农村社会质量和基层政府质量，这有助于增强基层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从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共同富裕。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社组织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     

信任与怀疑之间——中国政治信任研究

目前中国政治信任的问题不在于政治信任度低,而在于政治信任度下降。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导致“信任下降”很难被“容忍”,这主要基于三点原因：“良性”政府的预设导致民众对政府高期望;唯一执政党的制度导致对执政党高要求;信任与政权稳定紧密相连的传统导致政府对民众高敏感。在实践中,我国政治信任表现为：信任政治目标与不信任政治过程并存;信任高层与不信任基层并存;短期事件围观与长期信任影响并存。政治不信任会导致怀疑、冷漠、恐慌、嘲讽、愤怒一系列后果。为了推动政治信任建设,政府和民众要共同努力,实现从人格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     

政府质量评价与社会信任:基于一项全国样本的实证研究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文化沉淀的结果,更受制于当下的政府行为和质量。根据2011年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数据分析,政府质量评价对社会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民主制度评价、行政效能评价、法治水平评价以及腐败控制评价等政府质量评价的分指标都显著影响着社会信任水平;腐败控制评价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具有稳健性。上述发现表明,提高政府质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际信任并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     

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实践中农民的主观体验与政府信任的构建——来自贵州省的实证调查

农民对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观体验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农民在对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观体验上呈现出对制度认知的匮乏性、权利意识的淡薄性、冲突应对方式的趋消极性和暴力性、功能意识的工具性、社会参与意识的缺失性、社会公平感的低落性等特征。在这一新的制度实践中,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偏低,且受农民的主观体验的显著影响。在所考察的一系列主观体验因素中,对制度的认知、公平意识和对冲突应对方式的选择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正相关,权利意识则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负相关。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伦信任视角解读

尽管人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揭示和本质分析有很多视角,但作为一个不争事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是和人伦信任存在密切关系.人伦信任型塑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人治”以及“无讼”特点.人伦信任为视角有利于深化和深度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当下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以往的那种借助于血缘或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人伦信任关系对法治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和消解作用.因此,对人伦信任的反思与超越,便成为构建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     

和谐社会的信任文化因素研究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高度信任的社会,反之亦然。在和谐社会的视域下,社会信任具有超情感性、知识性、利益性、契约性与公共性等特征,并受到产权关系、信任文化、人生经历、理性选择、个人道德期许、社会分配不公等因素的影响。要建设和谐、信任的社会,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强化法治以保护产权,维护信任理性;其次,深化经济文化的濡化功能,培育社会信任文化;再次,创建和谐家庭、和谐校园、和谐社区,塑造信任道德心理;最后,扩大社会平等,缩小贫富差距。     

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基于五城市的抽样调查分析

政治信任——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运行能够产生与其预期相一致结果的信心——被认为是联结普通公民与政治系统的重要途径。本研究根据2011年五大城市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运用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验证制度主义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信任建构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以制度绩效为核心的制度主义因素以及以威权主义、社会信任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因素同时在中国城市人的政治信任建构中发生作用。而基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政治系统信托者积极行为的社会参与对于政治信任的支撑力是微乎其微的。     

社会信任:幸福感的精神生活图景

当前信任危机日渐演化成普遍社会心理,侵蚀社会机体的健康。信任具有道德理性、法治理性和社会资本的三维价值,是关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重建社会信任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针,是社会公众精神生活幸福感的美好图景。     

社会资本与企业运行的伦理—经济难题

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向社会化演进的重要性,在于它的信任伦理特质和社会文化意义.它表现为社会资本引发企业运行之伦理—经济难题的两种理想类型:伦理优先和经济优先.韦伯论题基于特殊主义信任和普遍主义信任之区分,指证儒家由于过于重视“家”而阻碍了现代经济模式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这一论断忽视了中国文化中企业运行走出“家族主义困境”的社会资本的文化设计,即“天下理念”的文化设计.中国社会中基于“天下”理念的普遍主义信任,来自“家文化”及其衍生的对“家文化”的辨证、反拨和文化矫正,它是中国企业应对伦理—经济难题并寻求企业融合社会资本的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     

政府信任关系的研究路径与缘起

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也存在着三种政府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的、契约型的和合作型的。研究政府信任关系需要从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秩序、制度、权力出发,进而在价值、意义、文化的层面上展开。其中,秩序可以成为政府信任关系研究的起点。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来探讨政府信任关系,我们发现,人类社会最初的一种政府信任关系类型属于习俗型的,这种信任关系又是深植于农业社会的秩序要求的,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等级状况决定了它的基本特征。     

信任研究中的文化与制度分析范式——兼谈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中的信任问题

当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政府实现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然而要发展健康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信任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有研究显示在三种主要的信任研究范式中,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但理性主义信任研究需要其他的研究范式,特别是制度/文化取向的信任研究范式的补充和配合,才能帮助人们形成对信任行动和信任关系的完整理解.因此,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形成委托人/代理人的关系中,用制度/文化取向的信任研究视角观察与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十分必要,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社会信任模式与合作型信任的重构

在增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过程中,应开发利用信任资源。信任的秩序功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增强,到后工业社会发展为人类合作的主导模式,合作型信任为合理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后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研究立足点,良性善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合作信任作为其文化建设体系与社会整合机制。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公众感知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调查数据,从政府职能感知满意度视角,考察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公众社会信任的影响及机理。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建设性支出降低了公众社会信任水平,而公共服务性与社会管理性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社会信任水平,后两者对社会信任的挤入效应要大于前两者的挤出效应;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实施社会管理、分配资源收入等方面的满意度感知对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关系起到中介传导作用,保护生态环境绩效的中介效应因为公众的环保意识不强而未通过检验。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归属感、提高社会管理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安全感以及完善制度带来的公平感来提升社会信任。     

寻找政务诚信建设的新视角

当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阶段,政务诚信建设成为提升政府信任、解决社会信任问题的共识性路径。但在寻求解决信任问题、提出建设政务诚信的方案时,必须意识到的是,西方学术界以社会资本视角理解信任,是资本精神、交换经营意识浸淫到西方社会文化层面、日常生活领域和人的行为模式的结果,极具工具理性特征,不能以拿来主义的做法,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目标。因此,中国信任问题的解决和政务诚信的提升,应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避免资本原则和资本精神在政治、文化和日常社会领域的转移,摒弃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信任理解,以资源而非资本为视角理解信任、解析中国政府信任问题,并以此为基础,突破运动式、口号化的政务诚信建设窠臼,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结构化互动关系中开发、培育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资源。     

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当前中国社会信任缺失原因探析

信任是连接个人与社会、他人的一种基本纽带,信任缺失对人们之间正常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信任缺失的原因包括,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导致信任缺乏文化持续性;人的个体意识理性不足导致信任缺乏理性基础;中介系统不完善导致信任缺乏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