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与近代中国东南社会变迁

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现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活动,在瓦解中国古老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直至穷乡僻壤,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度不容忽视。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侵略的加深,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买办阶层,可以说买办是东南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方面,买办阶层的形成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新型阶层,他们的商务经营与社会实践活动则促进东南社会进一步变迁。因此,在研究东南社会变迁这一命题上,买办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买办与上海钱庄的近代转型

近代买办与传统的钱庄相结合,促使了传统的钱庄向近代金融机构的转化.在买办云集的上海此种影响尤为显著,首先是,买办将钱庄纳入近代商业、工矿、交通企业中,为钱庄开拓了广阔的金融市场;其次是,大量买办投资于钱庄,或是钱庄成员侧身买办行列,使钱庄的组织成分进一步地资本主义化;最后是,买办的加入钱庄行列,促使钱庄功能的资本主义化.     

论近代买办的企业主形态

从买办所从事的进出口业务、买办组织、买办合同及买办收入来看，买办是中国近代市场经济中形成 的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商人，是中国近代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形成的一种较特殊的独立商人，已初步具有了独立的企业主形态，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导致他们采取了买办这种畸形的市场主体形式。     

毁誉不一的“买办”阶层

“买办”是近代世界范围内欠发达国家（旧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今为第三世界）的共有现象，但程度不一。百年租界史中，中国特色买办阶层长期存在，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是不能回避的历史真实。中国租界（主要是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近代化，是在外贸洋商侵入的推动下完成的，而不像西方近代化是由欧美本身的产业革命得来的，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由此，买办的生命线首先是受西方列强雇佣的“商”，前者是辅助洋商经营贸易和金融投资；其次的生长点才是“产”即引进科技产业、厂矿实业，以催生民族经济。中国买办阶层在五口通商后逐步发达。到1920年，买办人数超过10万。本文指出一个参照系——以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日本租界及买办阶层的嬗变历史作为借鉴，揭露和分析中国买办固有的封闭性、虚荣性、懦弱性，指出这些特性导致大多数买办富豪家族在20世纪繁荣奢华之后，必然走向衰亡。行贿成为洋商打开中国市场的一个潜规则，大量腐败案件与外贸有关。洋商通过商业贿赂，垄断市场、垄断技术。中国的官僚买办为私人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严重阻碍了国内的自主技术。我们必须牢记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此外，本文对“买办研究第一人”——PaoKuangYung（包培之即包光镛）做了考证。     

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及其社会生活状况研究

买办是近代中国通商口岸显赫的、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在以往的研究中,较多关注十九世纪买办的兴起及其社会状况,而一般认为到了二十世纪以后买办逐渐走向衰落。从三四十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征信所等所进行的调查中整理出大量有关买办的资料显示,在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呈现更为复杂的样态,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仍具有一定的势力与影响。     

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广帮(1845-1912)──以上海地区为中心

买办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产生的一种形式,是近代中国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在上海。在由地缘关系形成的各商帮中,广帮是其中的大帮。本文旨趣,在探讨广帮买办是如何由广东区域性商人群体发展为买办的主流的,探讨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广帮买办所从事的诸方面的活动,以及这个群体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力图作一些适当的评价。     

从唐廷枢看买办在洋务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从唐廷枢看买办在洋务企业管理中的作用李志英洋务企业是中国土地上第一次出现的使用机器的近代意义上的企业。怎样管理这样的企业是中国人面临的新课题。买办，因其最早接触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成为中国最早熟悉了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人。正是随着买办的介入，洋务企业的...     

“新剧过台湾”的现代性悖论——以厦门通俗教育社为线索

1923—1925年间台湾最早的新剧演出团体"鼎新社"和"星光演剧研究会"成立,这两个社团的发起者受厦门通俗教育社影响,引进新剧剧本及演出方式,推动了台湾新剧运动的兴起。厦门通俗教育社代表民初厦门的新剧活动,其结合着地方精英领导的社会教育和近代市政建设,使演剧充分介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现代文化的启蒙借助于传统的人情社会得以施行。而当新剧被引进台湾后,因缺乏现代与传统、精英与民众之间的相互沟通,最终归于失败。两岸新剧活动的差异为探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     

家族国家观──近代日本政治的误区

家族国家观──近代日本政治的误区李卓家族国家观是近代日本的统治者为维护天皇制和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运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原理，将家族关系与政治关系等同起来，以实现天皇对国民进行统治的国家伦理观。它利用了日本人在传统家族制度下养成的唯命是从的精神，驱...     

近代军阀私人投资是官僚资本吗?

按照传统的观点,中国近代资本形式有两种: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其定义是这样下的,官僚资本: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也即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称。(《辞海》第1016页1979年缩印本)民族资本: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一般为中小资本。(同上,第1806页)那么,近代军阀的私人投资到底属何形式呢?史学界一般把军阀的私人投资也算作官僚资本,因为军阀亦军亦政,他们利用政治特权,通过滥发纸币、募借外债、商业投机     

香山籍买办与宁波籍买办特点之比较

在中国近代众多的买办中,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是最大、最典型的两个群体,也最受研究者关注,但是对它们两者的不同特点尚少研究。综观这两者的产生发展过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香山籍买办由于有澳门和广州两个对外贸易中心,使之首先具备生成的条件而得以产生;宁波籍买办虽因缺少生成条件而尚未产生,但宁波所具有的外贸环境为它在后来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良好的基础。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香山籍买办虽然盛兴起来,但因不能很好地利用有利条件而使其发展受到制约,表现为一种保守型和单线性的发展,并导致其势力逐渐衰退;宁波籍买办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出现,但它能主动而充分地利用有利机遇而得到全面快速的发展,其势力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超过香山籍买办,表现出多线发展的特点,具有较多的开拓性。     

家族政治:亚洲政治的魔咒

家族政治是家族组织长期控制或者影响政治体系的一种政治形态。它表现为家族力量在一个政治体系里居有支配性地位和特殊影响。在亚洲地区,家族政治成为一种政治常态,左右或主宰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亚洲家族政治渊源于久远的家族社会,而近代以来又没有发生内生的民主革命,从而使家族政治延续下来。家族政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特定价值,对于保持政权稳定性、政治连续性、推动政治转型都有一定作用。但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如接班人的正统性、家族政治的认同性、权力经济、政党分裂、家族政治的延续性等。所以,对现代政治体系下出现的家族政治这一政治返祖现象,需要作认真分析、全方位考察。     

郑经治理台湾的历史作用

一 郑经是郑成功的长子,在郑成功病逝后成为统治台湾的第二代藩主。郑氏祖孙三代统治台湾的二十三年中,台湾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郑成功至台后不到一年即殂谢,台湾的开发主要由郑经及其长子郑克(土臧)经营。郑克(土臧)被杀之后,郑克塽上台,不久就降清。因此,对郑氏政权开发台湾的历史作用的评价,主要应以郑经治台之时的贡献大小来论定。 郑经在他执政的十八年里,农商并重,台湾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提高,跟上了清代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步伐。郑经在台湾开发治理方面取得     

买办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和变迁

买办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活动中特殊的一类人 ,他们的经济活动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本文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买办的产生、发展、评价作一新的探讨     

试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买办出身、官僚出身还是商人出身都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相对于外国资产阶级而言的,买办、官僚、地主等出身的资产阶级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阶层。因此,近代中国只存在一个资产阶级,没有独立于民族资产阶级之外的另一个或几个资产阶级。     

试析1860—1895年台湾早期近代化道路

试析１８６０—１８９５年台湾早期近代化道路张缨１９世纪中叶台湾地区的近代化道路是特殊的，它是“内地化”、“西化”与“台湾特色”的结合“；在政治近代化方面，以“内地化”为先导，仿照大陆建立起秩序的政治统治结构，政治民主化的内容相对缺乏；在经济近代化方面...     

“黄金狂时代”台湾和殖民地近代的全景(panorama)——从王童电影《无言的山丘》切入

殖民地近代性指的是在殖民地状况之下接受的近代性,即假如谈论其近代性,一定要考虑到殖民主义的历史脉络。台湾曾为日本殖民地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台湾现代性的品格。台湾电影导演王童的《无言的山丘》展现日据下台湾"黄金狂时代"的历史画卷——"黄金狂时代"既是日本殖民者巩固殖民统治与掠夺殖民地财富的重要表征,也是殖民地的台湾转型进入"近代"的历史意象——这部作品表达了在殖民者的歧视与剥削下"台湾自我"的压抑与反抗,从而呈现了台湾殖民地近代的历史脉络以及内在的复杂性和两面性。     

从买办到民族资本家的朱志尧

从买办到民族资本家的朱志尧聂好春朱志尧，字宠德，号开甲，１８６３年生于上海南市董家渡，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企业家。他是从买办转变为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人物。２０世纪初年，在“实业救国”的旗帜下，朱志尧投资创办了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和其他一系列民族工业，成为近代...     

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政治倾向──兼谈盛宣怀与孙中山、袁世凯的关系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他因大力创办中国早期民用工业企业而享有“实业巨子”的美誉；也因曾充当中外反动势力的走卒而留下了“买办官僚”的骂名。他的政治地位同他的经济业绩一样显赫，如果不是“四川路案”使他一夜之间成了革命与反革命双重打击的对象，他可能会在“办大事”、“做高官”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盛宣怀不过是一个悲剧人物：正是他所办的“大事”，加速了他所竭力维护的那个制度的灭亡。辛亥革命后的盛宣怀虽已离开政界，但并没有游离于政治斗争之外。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封建专制势力…     

浅论近二十年来台湾小说中的“性政治”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无论如何标新立异，其最终的目的仍是直接或间接地关涉社会与人心。当我们考察近二十年来台湾小说的题材指向时，自然很容易就会发现有不少的作品涉及到了台湾当下社会中的一个特殊毒瘤——“性”与“政治”的交易。台湾社会的这种特殊的“政治”情态，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既是指性政治——女人的命运，也是指一般的政治——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台湾的命运。这种以肉体换取权力的交易的特殊模式在台湾政坛是一种丑恶的政治腐败，也严重毒化了台湾的社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