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已尽而意有余”辨──论钟嵘《诗品》中的“兴”

通检钟嵘《诗品》，“兴”字出现九处，而从诗学范围来谈的则有七处：“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斡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着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诗品序》）“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且辄书．内元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诗品》卷上）“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　　不奇。”（《诗品》卷中）“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     

从《文选》的抒情赋看萧统的文学观

赋体文是由《诗经》中“赋”的表现手法演化而来的。《文心雕龙、论赋》指出：“《诗》有六义，其二日‘赋’。‘赋’者，销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也。”认为赋是体物写志的，这个概括很精当。“物”、“志”范围很广。《文选》赋类前面放的“京都”、“郊祀”、“耕籍”、“畋猎”、“宫殿”类所写的“物”是指与帝王生活有关的物，抒写的是合于帝王好大喜功的“志”。除此之外，更能打动人心，流传久远的恐怕是那些描摹一般景致、不太追求比并寄托、不重经国体野、更重作者个人情志的小赋。这类赋，《文心雕龙·诠赋》在大赋后讲：“至于草…     

论唐宋赋的尚理倾向

赋主体物,这在晋代已被充分认识并明确指出了。陆机《文赋》所谓“赋体物而浏亮”,即抓住了汉魏赋在艺术上的这一特色。以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则以“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赋重抒情,是汉末才开始出现的,至魏晋六朝时已蔚然成风。所以刘勰论赋已不能专以“体物”来加以概括,而要以“体物”和“写志”并列了。他对“物”和“情”在赋中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这就把赋在汉魏六朝时的主要艺术特色概括出来了。赋尚说理,则始见于唐而终盛于宋。对此,历代论者多加以指责,认为赋的这种创作倾向有悖于传统,破坏了赋的艺术准则。元代祝尧是发难者。他指出唐代     

谈谈“赋”在表现方法上的作用

无论从诗歌理论,还是从创作实践来说,把赋、比、兴作为一种表现方法来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从古及今,对这方面的研究,只有一些零散见解。概括起来有以下三层意思: 一、“叙物以言情谓之赋”。赋要“写志”,不“言情”、不“写志”,不能算赋。情就是感情,志就是思想,它们的有机统一就构成了诗的思想内容。赋要     

论钟嵘《诗品》对江淹诗歌的评价

论钟嵘《诗品》对江淹诗歌的评价谢文学江淹以其（恨赋）与《别赋）著称于世,而其诗歌几乎淹没无闻。其实他的诗歌是很有特色的,最早受到了他的学生钟嵘的重视①。钟嵘在其《诗品）中说：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     

“兴”法八面比较论

本文将“兴”与赋、比、象征、比兴、假借、卒章显志、比喻论证、寓言,从八个方面进行了比较论述。     

写物与体物——《文心雕龙·诠赋》中的创作论

从汉魏六朝的具体赋作出发,结合《文心雕龙》的相关篇章,探析《文心雕龙·诠赋》中关于“写物”与“体物”的创作理论。这是刘勰在充分研究汉魏至宋齐赋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前人理论的精华,加以发挥创造的结果。     

先秦两汉赋体寓言与诗体寓言叙事分析——以《晏子春秋》和《焦氏易林》为中心

《晏子春秋》是记述春秋末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言行的著作。作为赋体寓言的杰出代表,其独特的叙述者俳优,营造出了对话体的叙事场景;《焦氏易林》作为演《易》之文,是我国古代诗体寓言发展的最高峰。其四言韵语、声画相交的叙事空间和＂似谶似谣＂的话语模式,构成其鲜明的叙事特征。赋体寓言和诗体寓言的叙事模式,凸显了寓言作为早期口传叙事文体所兼具的声符语言和图符语言的叙事方式。通过《晏子春秋》和《焦氏易林》中的典型案例,对赋体寓言和诗体寓言的叙事特征进行了分析。     

“滋味”解说

<正>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许多含义独特的文学范畴。“滋味”,以其丰富的内涵而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今,当我们融现实视界与历史视界为一体时,就更能看清它的文学合理性。“滋味”第一次正式被突出为文学的标准,实为钟嵘的功绩。“滋味”是他诗歌理论以及实践的最高理想和准则,他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在批评玄言诗时他也说: “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值得一提的是,“味”在钟嵘的《诗品》中,触及了文学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作为在“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诗品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意蕴,即“滋味”,或称“意味”。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论的长河中影响很大,后来的“意境”说,就滥觞于此。而另一方面则是从文学审美鉴赏的品味、体验意义上来讲的,如“使味之者无极”(《诗品序》),它属于鉴赏论的范畴。钟嵘在《诗品》中重点是谈的前一个方面,所以本文也只是对前者作些探讨。     

写物与体物——《文心雕龙&#183;诠赋》中的创作论

从汉魏六朝的具体赋作出发，结合《文心雕龙》的相关篇章，探析《文心雕龙&#183;诠赋》中关于“写物”与“体物”的创作理论。这是刘勰在充分研究汉魏至宋齐赋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吸取前人理论的精华，加以发挥创造的结果。     

陆机“赋体物而浏亮”与中国抒情传统中“体物”诗学诗艺的建构

中国抒情美学物我情境互动中的“物”除了在“情志”聚焦范围下被选择呈现外,还有一个穷形尽相,曲尽物貌,求情感、情景、情事之妙的“体物”传统。“体物”诗学诗艺关联着中国抒情传统的一个重要维度———“物”。陆机在《文赋》中首先提出了“体物”这个理论命题。当超越“赋体物”这一单纯文体自觉的层面来理解“体物”的时候,“赋体物而浏亮”对“言志”“缘情”主导下的中国抒情传统“感兴”论述是一个重要补充。职是之故,“赋体物而浏亮”的理论贡献和诗学意义需要放在“中国抒情传统论”中来认真地整理与阐释。     

“滋味”——有限无限的双重转化——《诗品》审美标准的再认识

钟嵘在《诗品》中明确提出以“滋味”为标准论诗,以“滋味”为标准评诗。其“滋味”说,继往开来,对中国诗歌理论影响深远。历代的文人学士从不同角度对“滋味”曾加以不同的阐释和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诗论独特的审美观念。今天我们研究《诗品》,应对钟嵘的“滋味”说的源流、本质及作用,作全面深入的研究,以寻求钟嵘“滋味”说的底蕴。 一 “滋味”,“混沌”的审美观 “混沌”理论,是揭示事物复杂性的科学,是探讨事物有序与无序统一、确定性和随机性统一的科学。“混沌”,是介于绝对混乱和绝对有序之间的过渡状态。以“混沌学”的理论考察钟嵘的“滋味说”,会惊异地发现其中竟蕴含着“混沌”理论的内核。钟嵘以形象的比喻“滋味”,道出了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中审美的混沌状态。     

《老残游记》:一部寓言体的小说

《老残游记》作为晚清的一部著名小说,自问世以来.其影响远远在同时代作品以上。这不仅仅因为“《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写的缘故,也不是因为鲁迅先生把它列入晚清“谴责小说”的缘放。其根本原因在于《老残游记》是一部寓言体的政治小说,它成功地运用了寓言这一艺术形式,借助寓言来寄托作者的心迹,借助寓言的意象来抒写作者的忧患意识,来表现作者对时局动荡的不安,从而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所以它虽然是一部“游记”,实为一部寓言体的政治小说。一、名为“游记”,实为寓言     

当代寓言叙事的伦理视点

寓言是近年文界衡量叙事文本的常谈,也是至高的尺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叙事方式发生剧烈变化,由此引起寓言文体的再生,本文讨论了此种文体生变的感知、认识上的“限度”前提,以及相随的道德和审美的新锐。当代寓言不仅彰显了物的“恶”德,也显示了存在者作为“物像”被思想遮蔽的论题,展示了物像的痛苦和死亡往往是无声的、可怜的,进而突破传统中大自然诗情画意的俗套,直逼其神秘而残酷的深处。     

以情纬文——曹丕赋的诗化探析

赋的抒情化是“赋的诗化”的本质体现。曹丕的赋,或自抒怀抱,或者代他人抒情,或因景、感物抒情。均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使得赋作情感绵邈、细腻,打破了汉赋物情相离的传统,开辟了赋的诗化的新起点。     

解"叙事性"--元小说写作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观念的冲击

中国当代有自我意识的并形成潮流的元小说创作始于马原。元小说写作对中国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小说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传统小说叙事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本文以为,解“叙事性”是“马原式的叙事革命”的意义之所在。它通过叙述的自觉,实现小说从“写什么”向“怎么写”转变;通过写作小说的寓言,实现小说在“写怎么写”上的创新;通过互文性写作,实现小说对虚构本质的哲学反思,创作出“写写写……”的小说文本。     

空间与汉大赋--兼论汉大赋"趋图性"的审美艺术特色

空间在汉大赋的创作与审美两方面均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汉大赋以“体物”为宗 ,以“巨”“博”为尚的特色 ,使其必须寻求一个能“寓繁多于整一之中”的总体艺术架构 ,从而把纷繁的物象统一为宏大的、气势生动的审美整体。空间的无限性、共存感与形式特征正合乎此需 ,因而“赋家之心”就与一种普遍的空间意识、空间心理图式密切相联 ,此其一。其二 ,由于空间与人的视知觉紧密相关 ,这给赋家在创作中通过突出视觉效果来增强空间感或以空间感来引起、强化视觉意象创造了条件 ,有利于赋家采取种种方式沟通文学与绘画的艺术感受 ,令读者的审美接受直观、新颖而强烈 ,乃至产生“写物图貌 ,蔚似雕画”的艺术效力     

钟嵘“品第”批评方法的理论意蕴及意义

学术界目前对钟嵘创立的“品第”的批评方法在理解上存在偏差。钟嵘的“品第”法实际上包含有“分三品以定高下”和“显优劣以证品第”两个方面的内容,文章结合钟嵘的批评实践对“品第”法的基本理论内涵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进一步阐发了“品第”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独特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从汉人论赋到刘勰的赋论

汉人论赋的基本观念是有无“风谕”。刘勰的赋论既有继承汉人“风谕”说的一面,但又和汉人走的路子大不相同。刘勰的赋论以赋体“铺采捣文”的特点为核心,一方面要求极力对事物进行描绘,另一方面又要求体物写志,反对辞采过于淫侈。刘勰不仅注重汉赋形象描绘的特色,而且总结了汉赋的“侧附”、夸张等艺术经验,这说明他对汉赋形象描绘的重视是有意识的。刘勰的赋论虽然主要从汉赋的经验中总结出来,但却反映了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意义。     

试论赋对明清传奇宾白的影响

<正> 关于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位置问题,郭绍虞教授曾著文论述,认为作为一种文体,赋的发展史,就是受不同历史时期诸种文体影响不断演变的过程。自先秦两汉以来,一方面有与歌相结合的诗体,一方面有不歌的小诗——短赋;一方面有楚狂《凤兮》、孺子《沧浪》等以“兮”字为特点的歌,于是便有骚赋的诞生;一方面有《庄子》、《列子》等寓言和苏秦、张仪的纵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