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

南京大屠杀是南京市民记忆中永远无法忘却的一页。 1982年 ,日本教科书事件后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纪念碑相继建成 ,架通了南京市民连接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记忆通道。在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中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情感 ,两者相互缠绕 ,共存共生。幸存者对大屠杀的史实记忆刻骨铭心 ,而他们的情感记忆更多的则表现为宽容。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已超越了原始复仇阶段。创伤记忆理应置换为人类追求和平的宝贵财富。     

德国大屠杀纪念日刍议

1996年，联邦德国把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比尔肯瑙集中营的日子“1月27日”确立为国家纪念日，命名为“纳粹主义受害者纪念日”，或简称为“大屠杀纪念日”。这一举动既是德国社会经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后最终接受大屠杀历史的反映，也是新德国政府及其领导者在面临复杂国内外局势后所做出的积极回应。此后，该纪念日成为德国政府回应当代问题、塑造公众健康历史意识的舞台，并对国际二战记忆的塑造产生了积极影响。     

法国的大屠杀纪念

在政府、学界、影视界及社会各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法国对“二战”中大屠杀历史的认识经历了从神话建构、有意遗忘到解构重构的过程。大屠杀国家纪念日的确定体现了在这一过程中,各方力量对大屠杀本身的反省以及对大屠杀纪念究竟应该纪念什么的主张。这些主张的背后,既有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各方对诸如反犹主义、种族主义、社会公正和人权等问题的共识,也有他们对自身所代表的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的强调。同时,对大屠杀纪念的质疑之声从未消失。对大屠杀历史的否定以及大屠杀纪念的复杂性在法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和文化根源。     

大屠杀见证：创伤记忆与历史再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70周年,但对于纳粹大屠杀的研究和讨论却一直没有停止。战后对于大屠杀的见证分为三个部分：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德国人对罪恶的见证和历史的再现。幸存者的见证由于创伤后应激反应,充满了再现的困境;德国人的见证则聚焦于集体罪恶和个人罪恶的问责;而历史学家的再现则从道德的、法律的、文化的、现代性的角度规范了再现的过程。这三个部分体现了大屠杀见证过程中的三个阶段,都将成为历史经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文从这三个部分出发,对大屠杀的再现过程进行特征描述和归类,以求获得创伤后各类反应的发展逻辑及各种问题间的整体关联,在概念和经验上揭示和解释大屠杀的原因和现象。     

欧洲犹太移民潮与以色列国家的移民问题

在严格意义上说 ,以色列是现代世界上唯一的移民国家。一是指以色列国家首先是由欧洲国家的犹太移民建立的 ;二是指以色列犹太人口的一半是建国后从世界各地移民而来。从欧洲历史上看 ,欧洲国家的犹太人 ,经历了五次的“阿里亚”(AL IYA)即“移居以色列地”的移民潮 ,最终确立了以色列国家的合法地位。以色列建国后 ,从世界各地进一步移民 ,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现代化 ,但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移民社会问题。     

记忆的编年史: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的叙事结构论

在村上眷树的《奇鸟行状录》中,内在地潜藏着一个在代际间传承战争记忆的叙事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战争亲历者通过追忆确认了自己必须或不得不把历史记忆传达给后代的责任,而企图悬置“历史”的战后第一代在成长历程中,发现“自我”与“过去”难以割裂,战后第二代则为摆脱历史精神创伤更为自觉地重构历史。这种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指涉,既透射出战争记忆在当代日本自我身份认同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呈现了民族与战争历史情感记忆方面的复杂性。     

历史与记忆

记忆研究是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其影响至今方兴未艾。记忆研究在史学领域中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社会学、心理学和心态研究都对之作出了应有贡献,但其在史学研究中地位的确立则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的贡献。促使记忆的观念转变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概念,关键在于历史学科内各种思潮的汇流,以及相关的历史方法和主题所产生的影响,西方当代文化政治,尤其是大屠杀对记忆研究无疑具有推动作用。记忆研究及其与历史的关系必然引起人们对历史知识、历史意识乃至历史性质的反思,这对于形成一种新的历史观念,进而以一种新的方式再现过去无疑大有裨益。     

二战城市历史记忆的改写、遗忘与竞合——以广岛与南京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在1945年,部分城市的二战记忆迄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被改写,其延宕的历史记忆争夺仍在不断上演。广岛,是作为近代日本军都的“廣島”,是第一个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地“ヒロシマ”,也是战后构建的日本国际和平城市“Hiroshima”。南京,是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史忆之所,经历了二战后被遗忘与再记忆的过程。2017年南京成功入选为“国际和平城市”。鉴于此,二战的加害者与受害者均申报了“国际和平城市”,但“和平”实旨有所背离与伪饰,呈现出当代二战历史记忆的杂糅与矛盾。与此同时,在影像传播和历史口述等领域也展开新一轮记忆竞合。只有把单个国家的二战记忆上升为世界共同记忆,从“跨入战争”的反省到“跨出战争”的实践,才能真正以城市新生促进战争和解与世界和平。     

社群整合的历史记忆与“祖籍认同”象征:新加坡华人的祖神崇拜

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讨论海外华人的民间信仰,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注较少的课题。本文从新加坡华人的祖神崇拜切入,以新加坡蓬莱寺的六个姓氏庙为研究个案,考察跨境“分香”的祖籍神明如何在新加坡移民社会环境下“定居”即“再社群化”,与建构新加坡华人社群“祖神”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承载着祖籍原乡历史记忆的祖神崇拜对于新加坡华人社会内部社群认同与整合的意义,以及历经从移民时代到本土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沉淀,“祖神”逐渐成为当代维系华人与祖籍地关系的象征符号和“祖籍认同”对象的历史演化。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和华人与祖籍地互动关系中,涵盖了祖籍地和移居地两方面历史记忆的“祖神”崇拜,将作为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和动态发展的文化纽带持续地发挥作用。     

纳粹大屠杀、美国犹太人与人权外交

犹太人是参与和影响美国人权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战后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犹太人参与美国人权外交的活动在主要参与者、目标和内容、活动策略和方式、活动的主要舞台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由于犹太社团在美国的成功及其积极推动,大屠杀逐渐成为犹太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乃至美国社会文化的重要部分,它也成为影响美国犹太人参与人权外交的独特因素.大屠杀幸存者和教研群体实际上成为人权网络的重要支持者,大屠杀教育则成为美国公民道德和人权教育的重要平台.大屠杀留给犹太人的受害者身份使他们容易透过"大屠杀棱境"去认识世界各地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有所作为"而不是做"冷漠的看客"成了一种道义要求.与大屠杀相关的事物和语汇也成了强有力的象征,可以借此开展宣传、动员和意义架构.     

集体记忆与历史书写——基于寿县清真寺的考察

文献记载和口头叙述安徽寿县清真寺修建年代多为明天启年间,但通过梳理当地流传的与修建清真寺相关的“王老贤上北京”、修建清真寺过程中引起的“高度之争”的历史记忆、“关公显灵退流贼”等传说,结合笔者田野调查,考证出当地清真寺修建年代为康熙年间。文章进而指出人们关于清真寺修建年代错误记忆,乃是历史书写过程中的历史心性造成的,这些传说和历史记忆反映了寿春镇“过去”的知识和社会结构、认同体系、权力关系等情况。     

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

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惨无人道的残暴行为 ,给南京市民造成了心灵与肉体的巨大创伤。战后 ,由于国际形势等诸因素的影响 ,南京大屠杀被深深地埋在南京人的记忆之中。80年代之后 ,日本右派势力的日益嚣张与广泛关注 ,南京大屠杀从记忆和尘封的历史中走出。对 60余年前南京大屠杀的主动与被动记忆 ,这本身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去思考的课题     

抗战剧折射民族复兴的历史情怀

抗战剧作为当下荧屏热播的主流节目类型,不独是一种简单的文化传播现象。基于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进程上重要且特殊的地位与意义,将中华民族这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以影像化的形式呈现,表面上看是用视觉语言向观者传递一段历史原境或历史形象的过程,但是稍一深究,就会发现其中更为深刻而丰富的历史情怀。历史与记忆是一组饶有意思的关系变量。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新文化史研究兴起后,大批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这一研讨的趋向突出地表现在关于民族创伤问题的讨论中,其焦点是大屠杀、世界大战、大灾难等所造成的社会或集体性的创伤记忆。无疑,抗日战争的创伤记忆具备了连接历史与记忆的桥梁价值。抗日战争虽以反法西斯同盟胜利的形式结束,却是以一个极其屈辱的民族创伤为前提的。这种屈辱,自中日甲午海战就开始埋下伏笔,一直萦绕在国人对于民族战败与屈辱的普遍反响中,铭刻在心。时至今日,依然挥之不去。     

过去与现在：对杜甫诗歌的个人解读

杜甫博览群书并能背诵大量文本,这是他与同代诗人共有的特征。文本记忆形成的“精神文库”（“mental corpus”）令唐代诗人常引经据典,并期待读者能理解其中暗含的“第二重”意义。然而,这种特征在西方的杜甫研究及杜诗翻译中很少被探讨。通过对数首以马为主题的杜诗进行解读,尤其是参照《江汉》中的“老马”形象,可以尝试重现这种“第二重”意义。     

关于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若干认识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人对于现代化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由“四个现代化”转变为现代化是“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一个包罗宏富的转变过程”。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革命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现代化范式”可以将革命史的内容包含其中,与“革命史范式”相比,“现代化范式”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实际情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可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     

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兼对《大宅门》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

没有历史记忆就没有历史叙事,电视剧所再现的家族记忆和个人故事,通过将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从而达到重建社会记忆的目的。问题是电视剧的叙事者是如何利用个人想像记忆对社会集体记忆进行编码的,在编码的过程中是否受到男权意识形态的操纵,电视剧《大宅门》的叙事即投射出叙事者对于历史的记忆与编码,女性在历史中位置的缺失或变异,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人们深思。     

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军歌与日本的战争记忆

“声音景观”和“听觉经验”在当代历史研究中蔚然兴起,但关于战争军歌与历史记忆的研究方兴未艾。军歌本身不仅是记忆的媒介,也是媒介的记忆,是一种易被历史表征化的政治声音。作为战争记忆的“同期声”,日本军歌随之兴起,成为昭和战争的“进行曲”,日军形象的“美化剂”,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在1945年宣布战败后,日本军歌作为战败记忆的“回潮曲”,仍依旧传唱复兴。需要警惕当代军歌“怀旧潮”中体现“历史伪饰”的情感共同体、假借“军事趣味”的代际延续、甄别“反战和平”的现实需要。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历史进程中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 ,提出了“一纲四目”的思想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继续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理论。     

中国早期历史记忆留存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以乐与诗为中心

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诗歌、乐舞共同组成了保留、传播族群历史记忆的立体空间。雅乐概念的衍变标识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其具体内涵展现了由仪式乐舞所建构的线性历史框架。其中的《大武》不仅是对周初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表达,更揭示了仪式性活动与早期历史叙事的关联。周代乐师的“讽诵诗、奠世系”具有记忆族群世系、建构文化认同以及融合古今历史、填补记忆缺口的功能。随着礼乐制度崩坏,以及乐师主导的仪式性记忆模式向史官主导的文字性记忆模式的转变,原先附着于礼乐机制上的《诗》的乐义为后来孔子创作《春秋》所吸纳,这便是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内涵。借助理解仪式性记忆与文字性记忆在早期文化发展中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此后学术发展中“口述”和“书写”两种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经学阐释在“重义”和“重事”上的两种偏好。     

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历程与经验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实质上已经开始了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这个过程在经历了第一代领导人的初步探索和第二代领导人的初步发展两个阶段后,以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大发展阶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就要认真总结和遵循共产党自身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做到与现代社会的总的价值取向相吻合,从党建理论、党员队伍素质、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内运行机制等方面实现党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