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礼学体系结构探论

张载首先从宇宙本体的角度为礼的存在寻求理论依据,认为礼源于太虚、天。从礼的实施主体的维度对礼的形上依据作了追寻。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提倡克己复礼,主张变化气质以克服人性的偏差,从而永保天地之性。其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不断教育与学习以反礼,并主张以礼治国,以礼化俗,从而使社会井然有序,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张载认为,实现礼治的重要途径就是学,在教学中以礼为重。     

张载礼学思想的建构特征

张载通过对礼的理论建构,试图为重建社会秩序寻找依据。在起源上,他认为礼本于天,论证了礼的永恒性、合理性及其实践过程中应有的自觉性;在内容上,他推崇《周礼》,并据此描绘了一幅治世的理想图景;在本质上,他强调礼合内外,主张内外兼修的践礼方式;在实践上,他坚持以礼为教,体现出“为天下开太平”的儒者情怀。     

黄式三、以周父子"礼学即理学"思想析论

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而经学的复兴,以礼学的兴复为先导,且以礼学成就为最著.在清初诸大儒兴复礼学的努力下,研礼者踵继而起,续有兴作.乾嘉以降,蔚为大观.凌廷堪、阮元继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后所倡"以礼代理"说的揭出,更将此前礼学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而黄式三、以周父子"礼学即理学"思想的相继张扬,遂使一代礼学思想演进得一成功总结.故而,对黄式三、以周父子的礼学主张加以梳理分析,有裨于厘清有清一代礼学思想演进的趋势.     

试论张载的礼学思想

张载的哲学体系中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以礼为教”和“精思力践”是他把传统“礼”学思想向实学方向转化的主要方式,从而完成了他把礼仪思想融入现实的需要之中,努力地实现着他济世宽民的政治理想。     

论北宋理学义理之学的特点

北宋理学学者在复兴儒学的过程中 ,进行了为学方法的变革。他们一反汉唐儒者繁琐说经、支离蔓延的治学风气 ,注重从整体上探索、把握儒家经典的内涵与精神实质 ,根据自己的主观体认来直接领悟并阐发其中所蕴含的大义 ,表现出鲜明的义理之学的特点     

姚莹理学思想初探

嘉道时期社会剧变,封建王朝危机四伏,清政府面临着旷古未有的变局.在这种情况下,清代的学术文化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程朱理学有了"复兴"之势.作为宗理学者姚莹在学术上宗崇程朱理学,但又具有时代特点:黜虚崇实,注重经世致用,把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给当时的学术注入了一股活力.他的理学思想反映了嘉道时期理学"复兴"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康熙推崇实学探赜

康熙在文化思想上推崇程朱理学,昌明实学,这不仅有时代风会和当时学术思潮镌刻的烙印,更与他自己务实的内在禀性紧密不可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掌握文化思想统治权,巩固大清江山。     

论孙奇逢的学术思想

孙奇逢在对现实社会和儒家学说的反思认识中,重倡了儒学经世致用的宗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学思想。其思想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他详加评析朱熹与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学术得失,形成了宗本阳明心学,兼采程朱之说的思想特点,强调治学不可拘于门户之见,而应归本孔子之道、圣人之理。二是他既重视尽心知性体认天理的心性修养,又强调躬行践履经世致用的实用实行,指出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理学思想的内容。所以,孙奇逢的理学思想,力矫了明末以来清谈空疏陋习,推动了清初崇实致用的学术发展。     

周敦颐礼学思想探析

周敦颐既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又是推陈出新的礼学大家。周敦颐一方面强调礼乐的社会面相,另一方面着力挖掘礼乐的哲学内涵,为新儒学的创新与拓展指明了方向。周敦颐认为,"诚"是太极和本体,也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更是圣贤的修养工夫,其以"诚"论礼的思想为宋代礼的哲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周敦颐看来,"中"意旨天下大治,是"至善"之性的呈现,体现于礼乐制度中,其以"中"代礼的思想为宋代礼学与理学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相较二程和朱熹,周敦颐礼学思想理学化程度还不够深入,致使人们容易忽略其礼学思想在宋代礼学中的地位。     

论老子的礼学思想

人们通常因《老子》第三十八章的内容,将老子视作反礼的代表人物。但是,礼有形式与内容(即礼之文与礼之质)两个层次。从《老子》文本看,老子所反对的是礼的形式,而不是礼的内容。他重视“质真若渝”的礼之质,拒斥生活中的种种装饰、种种疯狂。他对“因名而知止”的交往理性的强调,对“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礼学精神的阐发,都表明了他的思想与礼学之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     

张载"性"论思想对程朱的影响

张载的“性”论思想是中国古代“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张载的“性”论思想对二程和朱熹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夸大张载“性”论中的神秘因素,赋予“性”以神圣的性质,从而构建起为封建制度作论证的理学思想体系。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宋元明礼学研究

宋元明时期,历史发展出现转向,学术也出现了深刻变化。礼学走出了"疏不破注"的阶段,礼图学兴起并蔚为大观;从宋"荆公新学"到明《五经大全》的经院礼学完全是统治者施行时政、统一思想的工具;士大夫们注疏的三《礼》更多是为了表达自我观点,寄托改造社会的理想。改革开放40年来,宋元明礼学开始受到学者瞩目,学术空白开始被逐渐填补。但是,原先只重视宋元明心性之学的研究,忽视经学研究的传统并未改变;宋元明礼学的文献学工作远未告一段落,明代礼学研究尤然。宋元明礼学渗透政治生活的具体方式研究更是阙如。将来这些领域存在广阔的学术增长空间。     

中国礼学文化的嬗变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词"礼",能超过"理","礼"的含义很广泛。由孟轲性善论生成仁、义、礼、智,有类于康德始终坚持在他的先验纯粹理性和彼岸实践理性中阐释他的先验道德论。荀子礼、法相融合是儒家礼学的创新和转型,传统礼学在宋代理学的实践层面上能找到。清代以戴震为代表的"新理学"是情感哲学,情感哲学向礼学的转变,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看一看礼学文化的历史嬗变,对理解现代社会的若干定位很有启发。     

庆历学风与王安石的《诗经》学

王安石的《诗经》学主要是在庆历学风的影响下产生的,庆历经世致用学风、尊《序》风气、疑古学风和性情思想等,对王安石"据《序》言诗"、《诗序》作者观及《诗》学性情论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载之学与《四书》

张载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非常重视与推崇,对《四书》思想资料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与发挥,并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加以应用,从而使《四书》成为其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学术依托。     

王夫之对张载“礼之本”论的承继与新释

张载和王夫之皆基于时代需要,在其“礼之本”论中内嵌天人合一结构。王夫之在承继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礼之所以具有自运而运天下的特性,就在于道为礼之本。二者所言之道皆分天道和人道。就天道而言,张载释《礼记》中“礼必本于大一”为太虚即礼之大一,王夫之释礼之大一为理无不涵、富有万殊而极乎纯者。就人道而言,二者皆由天与性的关系,主张礼本于天与礼出于人心是相贯通的,但张载言性是合两结构,以礼可持天地之性,王夫之则言一本然之性,礼通天道之理以治人情。     

情礼之辨——万斯同的丧服丧礼学论析

清初学者万斯同除以史学著称外,其经学造诣亦为时人公认。在万斯同的礼学中,“礼由情起”是其逻辑起点,万氏在继承儒家缘情制礼的基本价值的同时将其推展至相当的高度,甚至对于没有先例和经典依据的新礼亦持开放态度;但重视情并不意味着对其无所节制,对于已然沦为流俗而害于礼教者,万氏则坚决予以反对,并明确提出“秉礼以正俗”的理念;将情作为礼的基础根源必然推导出亲亲优先于尊尊的礼制原则,但当礼要落实应用于具体场景之时,亲亲与尊尊原则亦当根据实际情形而有所考量权衡,是以万斯同提出“情固宜从厚,礼贵乎得中”的理念,以调适平衡亲亲与尊尊的适用范围。透过万斯同丧服学这一切入点,考察其学术特征,亦可为清初礼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案例参照。     

船山礼学的哲学基础与文化价值取向

王船山礼学与先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的渊源甚深,特别是与张载的礼学关系密切。船山认为礼是天理的体现,合礼者是天理,不合礼者是人欲;礼与天理相关,亦与人情相系,礼甚至由心而生。船山认为情可能过或不及,而礼可矫正,使其合乎中道。礼是"五常"的范畴之一,而船山将礼从"五常"中抽离出来,并视其为"三纲五常"的大体。在船山的礼学思想体系中,夷夏之辨、人禽之别的根据就是礼治的有无。船山从礼学的角度彰显文化主体意识,还体现在他对佛老和阳明心学的批判态度上。     

张载生平若干问题辨正

张载上书范仲淹的时间当以《宋史》所载＂年二十一＂为准;张载并非范之门人也无师承关系,范对张载思想的转变的确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张载之学是在与二程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独立的思想体系,＂京师论《易》＂对其易学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张载与邵雍观点的不同,体现了宋代易学气学派和数学派的对立;张载卒时以吕说为妥,主要卒因是病逝,虽然政治失意对其心理和身体会有影响。     

论方东树的学术渊源

方东树作为桐城第二代中坚作家,潜心于宋明理学,著《汉学商兑》极力批判汉学流弊,对道光以下学术风气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意在从方东树的家学、师承、桐城理学风气及清初致用学风的影响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方东树学术思想的渊源及其思想特色,对方东树的学术品格有一个总体的掌握和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