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政党体制内外组织结构的相互关系

政治体制外政党从中央到地方和基层的各级党的组织结构称为“体制外结构”,而进入政治体制内,适应特定政治体制的规则而形成的党的组织结构称为“体制内结构”。政党体制内外组织结构的相互关系（法定的和习惯的）是政党在政治体制中正常运作的必要纽带。西方各国政治体制内和政治体制外的组织结构在人事、政策等方面的权力和责任是不同的,因而,各国体制内外结构的相互关系差别甚大。研究这些差别及其原因,对于我们深刻认识现代西方政党的运作规律和现代西方政党政治的现状、走向及其实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区域公共管理模式:理论基础与结构要素

作为公共管理发展前沿的区域公共管理正在引起国内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现有的研究未能对“区域公共物品治理是如何实现的”即区域公共管理的模式问题予以阐述。在厘清从多层治理到网络治理之理论演进脉络、准确把握网络治理之内在特质的基础上,根据网络治理理论,从体制框架、运行机制和组织机构三个方面论述区域公共管理模式的构建问题,能够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发展型救助与社会工作介入

发展型救助就是在救助理念上将发展注入贫困救助的价值之中,在干预方式上运用多种手段满足贫困者多方面需要,特别是增加有潜能的贫困人口经济参与的机会和能力.社会工作独特的价值、理念和方法在发展型救助中具有突出的专业优势.目前,社会工作介入贫困救助的可能性途径有两种:其一,直接进入政府主导的救助体系参与贫困救助工作,即体制内介入;其二,加入民间慈善组织参与贫困救助工作,即体制外介入.     

论服务行政模式中的组织整合

在关于组织的宏观理论研究中,现在去探讨未来组织的制度和体制显得为时尚早,然而从组织的整合机制入手,却可以把我们导向设计未来组织制度和体制的正确方向。在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坐标中,我们看到公共组织发展史实质上是权威整合、竞争整合和合作整合三种基本的和主要的组织整合机制的依次介入并取得主导话语权。和谐社会中的服务行政必然要求和生成以合作整合占主导的三元公共组织整合机制,这也势必要求公共组织从“内、外、上、下”等方面进行通体的合作型变革。     

中国农民的有组织开放体系与农村信息经济选择--读《经济组织的制度逻辑》的启示

《经济组织的制度逻辑》是华南农业大学罗必良教授的新作 ,也是山西经济出版社最近推出的“中国农业经济学博士论丛”的一种。该书以经济组织为研究对象 ,在运用制度经济学原理构建出一个关于经济组织的分析框架基础上 ,对中国农民经济组织问题进行了应用分析。全书除导论外分三篇 ,第一篇包括第 1- 2章 ,主要是提出问题和设定问题解析的逻辑起点 ;第二篇包括第 3 - 7章 ,主要是根据经济组织性质与组织制度演进逻辑来分析经济组织的结构多样性、功能差异、效率边界与规模极限 ,并遵循经济组织的内在机制来推导经济组织的集体行动逻辑 ,从而…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七十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

决策和融资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两个基石。本文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出发,考察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历史变迁。通过对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至农村税费改革时期、后农业税费时期的考察,揭示了我国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转变路径和逻辑。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对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力度日趋加大,以一事一议为主要制度载体的体制外民主式供给模式日渐兴起。但随着体制内融资逐步取代体制外融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模式也逐渐发生改变,村级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面临着新的道路选择。本文认为,应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树立新的准公共财政理念,建立体制内民主式的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化:必然、应然与实然

改革开放促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从体制内的“单位人”向体制外的“社会人”转变,处于传统组织之外,这是他们感到具有“自由”优势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有组织关心他们,以实现身份认同、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因此具有比较强的再组织化意愿。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及其所具有的一些个性化特点是能够将其组织起来、实施组织化的重要基础。当前推进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化主要沿着三个层面展开,即国家层面(党委政府)、社会层面和人际网络层面。通过这三种途径来搭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政议政平台,促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健康成长,履行社会责任,更好地发挥他们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中的重要作用,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利益集团的成长逻辑与动力机制研究

西方学者形成了解释利益集团产生的三种典型的理论模式:杜鲁门的絮乱理论、奥尔森的利益集团发生论和索利兹伯里的交换理论。论文基于这三种理论考察了中国利益集团的成长逻辑与动力机制。论文指出,社会内生演进构成了中国利益集团的成长逻辑;利益分化和利益组织化的双向运动型构了中国利益集团的动力机制,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结构从阶级阶层到利益群体再到利益集团的发展演进。     

新中国公共政策的演进逻辑与运行轨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公共政策演进有着内在的逻辑、轨迹与动力。在“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引领下,遵循着“生存”-“生活”-“美好生活”的逻辑理路,公共政策演变有一个“绿色化”的演进轨迹。中国公共政策演进逻辑与“绿色化”轨迹背后是需求驱动、使命驱动、正当性驱动的共同推进。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工具,公共政策在“绿色化”中日益走向绿色政策,推动着国家治理的绿色转型,并以基于绿色政策的绿色政策网络回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弘扬绿色正义、与时俱进供给绿色政策、加快绿色空间营造、打造绿色政策网络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是以绿色政策网络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创新性路径。     

慈善超市筹资机制的合法性分析

慈善超市是在“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社会福利和救助制度的创新,是集中社会扶贫济困资源以实现社会救助目的的非营利组织,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普遍出现了资源紧缺的问题。慈善超市的筹资机制具体包括对体制内资源的利用、对体制外资源的动员和特卖经营。政府选择型非营利组织的资源获取依赖政府资源和行政力量;外部制度对非营利组织筹资有促进和约束作用,政府应在加强行政支持的基础上改善法律环境。     

职业地位获得机制的体制内外差异分析——基于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

利用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并进行对比,探讨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对于职业地位获得的效应在体制内外的差异。分析表明:对于个体职业地位获得,人力资本的正向效应在体制外比在体制内更明显,而关系资本的正向效应则仅在体制内有显著表现。强关系效应在体制内的作用比在体制外更为明显,而弱关系仅在体制内表现显著。信息资源、人情资源和混合资源都在体制内表现出显著效应,而信息资源和混合资源在体制外的效应则相对弱一些,人情资源效应表现不显著。在基于"市场逻辑和权力逻辑并存"假设的分析框架下对相关理论做出回应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的问题。     

论再造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基层民主权威

中国农村改革的原始起点是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但其逻辑演化过程却是通过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再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亿万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通过农村政治体制的改革,再造基层社会的民主权威,使亿万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然而,由于受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缺乏应有的发展,一再拖延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乡村社会也出现了“治理危机”。下一步应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思路,重点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民间融资机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为核心的综合改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部活力,不断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市场分割、家庭资本与住房分化

关于住房分化机制的解释,学术界主要有个人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理论取向。笔者整合两种理论解释,同时考虑到反事实问题与异质性问题,提出了影响住房分化的hte模型。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对这一模型检验表明,条件相对较差的家庭,高人力资本给其带来的住房收益则比较高;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干部给其带来的住房收益也较高;体制内的干部家庭的住房收益比体制外的干部家庭的住房收益更多;而体制外的大学家庭住房收益比体制内的大学家庭的住房收益更多;垄断行业的大学家庭的住房价值回报并不比非垄断行业的大学家庭更高。     

论经验隶属性和法治化程度对司法裁判的影响——基于认知科学角度的实证分析

在不同的法律制度、机制和文化环境下，不同性质的先前经验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司法裁判。具备体制内和体制外工作经验的法官具备不同的知识优势，进而通过不同的方式促进司法裁判。其作用机制因法官知识结构的差异而不同。在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体制外工作经验对司法裁判的促进作用更强，同时借助动用体制内的社会关系能提升具备体制外经验法官的司法裁判能力。理应化解甚至打破“行政”和“司法”并存甚至相互竞争的格局，培育法治文化和法律意识。启发立志于从事法官职业或正进行法官职业的人员理性的积累有助于未来司法裁判公正性的经验。     

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演进及进路探析

在当前公共行政领域,“治理”一词可谓广受欢迎,对“治理”的研究也风生水起。从治理的定义、概念,或是从治理的外延和具体内涵,对治理的研究和应用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首先,我们将论证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是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其次,我们将求助于公共行政思想史对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三个范式之间的演进逻辑进行分析,即对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治理的演进进行一个深入的挖掘,从而对当前公共行政领域盛行的新公共治理理论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最后,我们将对新公共治理理论能否解决当前的公共行政困境进行一个必要的探索。     

嵌入-合作型社会企业：就业帮扶车间的组织性质及发展

就业帮扶车间是以发展乡村产业、扩大村集体规模经济、实现农村弱势劳动力就近就业的组织形式,也是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组织载体。随着进入转型过渡期,帮扶车间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而明确其组织性质则是应对挑战的基础和前提。基于社会企业理论,抽取“价值、目标、路径、利益相关方”四个特征维度和“政府-市场-社会”三重行动逻辑建构分析框架,对就业帮扶车间组织性质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帮扶车间符合社会企业基本定义及特征,可识别为一种社会企业。在此基础上,相比市场-社会行动逻辑“双轮驱动”的传统社会企业模式,帮扶车间因政府行动逻辑的嵌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因而呈现出更强的混合逻辑特征,形成了利益相关方之间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和持续有效合作。基于此,就业帮扶车间可进一步被定性为“嵌入-合作型社会企业”。从组织性质出发,针对帮扶车间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尝试通过动态调整三重逻辑关系、引入更多利益相关方、强化其社会企业身份合法性等途径加以解决。     

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的基本内涵及其政策走向

中国取消农业税标志着“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正式步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中国下一步应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现代国家政权双重构建的整体思路,全面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综合性改革,重点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民间融资机制、乡镇政府机构、农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体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财政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经济的发展活力,不断扩大基层社会的民主政治。     

唯物史观新解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所提出的因果链条律是宏观动力机制规律,而不是微观动力机制规律;马恩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仅仅是针对世界历史总的发展轨迹而讲的,而不是说历史演进的快慢、具体实现形式等,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典作家所讲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实乃历史变迁的微观动力机制。而之所以社会形态的演进最终可以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因为在经济、社会系统的反馈控制机制中,最终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效果检验标准的。     

新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与政策启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变迁愈发受到学界关注。历史制度主义为探寻新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和趋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经“两方分管”“三方分管”“公安机关统一负责”三个阶段。在动力结构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宏观制度结构框定了体制变迁的基本方向,决策者的理性选择以及公安、交通等部门间的竞争决定着体制变迁的具体路径。变迁过程具有基于体制路径依赖的渐进式变迁逻辑和在“关键节点”对渐进变迁成果进行制度定型的演进逻辑。当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呈现出协同治理的趋向,需要通过平衡利益关系、采取渐进策略、把握“关键节点”来克服阻力,从而推动体制的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科学体系及其逻辑结构和方法论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这一体系的逻辑结构至少含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逻辑层次：一是哲学基础即辩证唯物史观;二是基本原理即城乡关系互动关联论、城乡关系发展趋势论、城乡关系演进动力论、城乡关系融合实现论;三是重要范畴即基于分工的城乡浑然一体与城乡分离的关系、基于所有制的城乡对立与城乡融合的关系、基于时代特征的城市乡村化与乡村城市化的关系。其结构特征至少于有如下三个,即人民主体性、历史洞识性、社会整体性。这一思想体系的方法论启示主要有：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坚持“人民中心”,走城乡共同富裕之路;发挥制度优势,走城乡权利平等之路;深化改革举措,走城乡土地同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