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的“体”概念——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构

宋明道学的“道体”被认为是与“今所谓本体意同”的真正本体论。程颐始以“道体”来解释“子在川上曰”,并以“与道为体”论述“道体”,朱子认为其“体”字为“体质”义,而非体用之体,即非体用论意义上与“用”相对的“本体”义。与此相应,朱子认为《中庸》“体物不遗”的体物也不过是“物之体”的意思。王船山延续了程朱的道体论,亦强调“体”即形体义。然船山基于其气学立场,认为道体无非是道之体,强调“道体自流行于天下”这一宇宙论形态的道体流行观。对船山而言,道之体即阴阳,也就是阴阳为道之体,故道与阴阳(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结构。然而道与器并非分属形上形下,亦非两种“异体”,相反,道器构成“交与为体”的一体关系。重要的是,在道器结构中,器为基体,道为属性,因而只可说“道者器之道”,却不能说器者“道之器”。这是由于世界的实在性唯在于“器”,故曰“天下惟器”。总之,船山哲学通过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新诠释,建构了“形形皆有”“体用胥有”的气实在论,而这一理论特质印证了张岱年所说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肯定“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论断。     

宋人的正祀、淫祀观

宋代祠神信仰十分活跃,宋人对“正祀”与“淫祀”的认识亦更为复杂。“正祀”包括祀典与获得封赐的祠神,而朝廷、普通官员、士人主要从民众生命安全、地方治安、经济利益、伦理道德、貌像仪式不伦、神灵出身等方面来认定“淫祀”,尤其关注仪式行为的不合法。官员、士人在判定祠神信仰是否合法时虽然有朝廷制度与儒家经典两套标准,但起实际作用的多为前者。理学家运用理气、诚等概念重新阐释传统儒家经典,提出了十分严格的淫祀观念。在大部分宋人心中,正祀与淫祀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与学界将正、淫祀对立二分的观点有很大不同。     

闻道、载道与近代中国的由器变道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这个转变可从道器关系来考察。尽管历代主张道器不分的人都特别强调道不离器,可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形而上的道。到近代则反过来了,实际是器的胜负决定了道的优劣。道器关系的颠倒,外来冲击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却也不无内在的发展理路。从古代侧重践履的闻道,到清代章学诚提出的道因器而显的观念,以及他反复论证的多种即器闻道的取向,在思想上成为后来变化的预备,揭示了一条认识近代道器颠覆何以发生的内在理路。     

从唐人小说看中晚唐士人人生理想和价值观的变迁

士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中晚唐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发生了变迁。他们对“士志于道”的儒家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坚持,对侠独立人格的倾慕都是基于对生命价值、人性、个性的肯定和张扬,士人逃避现实,溺信佛道的消极心态,同样有着时代背景和士人自身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原因。对此,唐人小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反映。     

论“士人公共空间”及“子学阐释”之特征

“百家争鸣”是先秦“士人公共空间”的产物。处于君权系统与庶民阶层之间的士人阶层具有与生俱来的“中间性”特征，特定的历史语境赋予他们言说冲动、言说能力和言说自由，共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关怀则为他们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这些都成为“士人公共空间”形成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百家争鸣”才成为可能。支撑这一“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或“公共理性”表现为士人所共享的文化传统给予他们的文化常识和共同的现实问题所导致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思想共识。但由于他们对“道”的理解不同，甚至相互对立，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具有否定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从阐释的特征来看，诸子之间的相互阐释基本上是一种否定性阐释。     

中唐墨学复继与诗学观念的新变

中唐作为一个变革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面对盛唐之后的衰落,士人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提出复兴的主张及措施,也开始在学理层面展开思索。以往学界多注重士人对儒、释、道的接受情况,并以此来考察诗学观念的嬗变。从儒墨相用、孟墨同气两个方面考察中唐士人对墨家思想及精神的接受,并由此进一步分析中唐士人文化心态、角色心态的特...     

论士人境遇对汉初文学的影响

汉初选官之法尚未健全,朝廷与藩国同时享有人事权力,人才往中央政府和诸侯封地两个方向流动。环境差异作用于士人心态,便造成其文学创作过程中选材倾向和文体偏好的明显区别。以贾谊、韦孟为代表的“朝廷命官”密切关注时事,谱写出大量反映社会及民生问题的诗、文佳作;以枚乘、邹阳为代表的“藩国宾客”倾力迎合寄主,敷缀出许多讽喻君王或摹物颂圣的文、赋名篇。     

10世纪华北地方士人活动诸层面:以柳开家族为线索

柳开家族是10世纪华北典型的地方士人家族。家族成员任官既有文职、武职,亦有由文转武者。柳开父辈任官中朝廷除授与幕府辟署者交错,仕宦区域集中于魏博六州;兄弟子侄辈则均为朝廷除授之官员,任职区域遍布全国。这两点反映了10世纪华北地方士人家族发展的一般情况。唐末五代世乱之下,地方士人或逃亡隐居,教授乡里;或因仕途狭窄,为求仕进被迫由文转武,效力军门,尤以服务藩镇幕府者居多。到了宋初,随着国家统一、文治兴起,士人仕途前景广阔,隐居不仕者纷纷应举出仕。同时,五代宋初朝廷逐渐收回地方人事权力,幕府僚佐也基本转变为朝廷命官。以柳开家族为线索,我们可以观察到地方士人政治抉择、家族发展的诸多层面及其与时代变迁的复杂关系。     

“易之器”论纲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周易》之中,道器并列对应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道与器在元文化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道为宇宙与人生发生与演化的道理,“尚象制器”为发明创造的哲理。《周易》在理论上把“尚象制器”列为“圣人四道”之一,要求圣人必须有所发明创造;在认识评价上,“尚象制器”的功劳可以与天地日月相并列;在实际生活中,把圣人“尚象制器”的业绩看做是头等大事。但是,秦汉以后,器在理论与实际中均失去了与道相对应的同等地位,最终造成了中华民族的两种状态:一、发明创造长期领先于世界;二、被西方的发明创造所击败。     

区分与融合：论北宋审美趣味的变革

随着科举制在北宋的日趋完善,庶族士人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主导者。他们是具有“文—官”双重身份的新型士人,这种身份对于审美趣味产生深刻影响。概而言之,就是富“文”又重“道”,士人需要在雄厚的文化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审美趣味超越政治上的朋党之争,形成一个审美共同体,它既是对异己趣味的排斥与区分,又是对相似趣味的认同与融合。无论是区分,还是融合,士人都有明确而自觉的意识。在北宋士人的共同努力下,审美高度繁荣,超越前人,创造出诸多新的审美范式,对于此后的审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什么是儒学——《简明儒学史》导言

儒学是“为道之学”。道是“主张”、“主义”,道不是规律。道的核心内容是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治国的前提,格物致知又是修身的前提。儒学与经史术艺、天文律历是密不可分的。儒学的发展可分为重视礼仪制度阶段和重视心性理论阶段。     

《宋书》校议(二十)

《卷二十四·天文志二》永和五年……十月 ,月犯。占曰 :“朝廷有忧 ,军将死。” (中华书局 1974年 10月版点校本 ,第 713页 )按 :“占曰”云云 ,《晋书·天文志下》作“占曰 :‘胡有忧 ,将军死。’”与上载相去甚远。今考本书卷二十三 ,《天文志一》载魏正始元年有“十月寅 ,月又犯北头第四星 ,占曰 :‘犯 ,胡不安’”事 ,并记敦煌太守王延于次年斩鲜卑阿妙儿等事 ;同卷又载晋成帝咸康八年“八月 ,月犯 ,占曰 :‘胡不安’”事 ,并记石虎废石弘自立 ,幽杀石弘等事。可见此星变之应实在胡而不在晋 (朝廷 )也。按之下文记是年“十一…     

大学之道的古典哲思与现代诠释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古典大学之道的哲学诉说。大学在科技与信息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下,凭借学科优势,以科学研究、立德树人、服务社会展现其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创新时代诠释。“三纲领”凝练了古典大学之道,“七证”之方求证了内明修养,“八条目”阐明了“亲民”实际学养,体现了古典大学之道的教育哲学内涵。大学之道的蕴意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映射其时代特点,并在本质属性上呈现守正出新的继承性,在继承中创新理念的创新性,展现了现代大学之道对古典大学之道的价值传承。科学技术时代,大学以其大智、大树、大爱履行社会职能,再释大学之道的古典哲思与现代诠释的完美结合,展现其“道”与“器”的一轴两翼,彰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道器”交融,以“道器”相融对大学生进行价值引导,承担立德树人的时代使命。     

论儒家哲学的生命信仰——以孔颜之乐为中心

随着阅历的增加及修养的进一步提升，晚年的孔子有“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之论。这里的“乐”当然是因“学道”“诲人”带来的。这其实就是孔颜之乐的内涵，即把对“道”的学习与追求，内化为生命的信仰，而后又用于指导实践。这一生命的信仰超越了功名利禄，故能收拾人心。具体地说，从三个方面影响了士人的行为：第一，给予士人生命的意义。第二，给予士人人生的前进动力。第三，给予士人学术的方向。这一思想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乐广的“名教中自有乐地”还是范仲淹的“瓢思颜子心还乐”皆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并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及后来的士人。宋明理学的主题其实也由范仲淹开启。     

论中国近代西方设计观念对传统设计观念的冲击

中国传统设计是基于农耕文明的封建社会手工艺体系而发展的,曾经一度辉煌;清末统治阶级“重道轻器”、闭关自守、忽视创新的观念造成了近200年的设计滞后,鸦片战争迫使国门洞开,各阶层的传统观念才被动地发生了“千古未有”的转变,“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以及各种民用企业引进了西式机器和工业设计,改变了过去一味拒斥西方设计的观念.无论从道器观、夷夏观、人才观还是传统的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显示出西方设计观念对传统设计观念的强烈冲击和影响.     

论晚明士风的嬗变

晚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引起了士人价值现、人生观和道德观的改变,出现了逃禅归隐、弃儒从商、纵欲享乐之风。这不仅表现了封建秩序已遭到严重冲击,也反映出士人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     

侨寓与仕宦:社会史视野下的唐代州县摄官

州县摄官制度在唐代前后两期呈现出显著差异,其间缘由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中唐以降,地方州县中活跃着大批自两京迁徙而来的侨寓士人。依托与朝廷卿相、地方牧守的亲故关系,侨寓士人成为州县摄官的重要来源。在岭南等地,甚至演变为一项地方人事惯例。对某些家贫无业的士人而言,摄官是一种变相的衣食之资、利之所系,而不仅是维系政务运转的人事制度。与摄官类似,唐后期地方行政中还有使府辟召以及正员州县官的荐授、奏留等选任机制。此类机制的萌芽虽可追溯至唐初,但均盛行于中晚唐,这多少都与士人侨寓风潮以及由此催生的仕宦“地方化”倾向存在某种关联。     

明代名节论的衍变及其影响——以明季士人殉节为中心

以对陈白沙“名节,道之藩篱”一语的诠释为中心,明儒的名节观分化成了两种路径：一部分士人坚守名节自身所带有的防闲之义与道德意涵,但因“非圣人则非人”而导向的严苛的工夫论,使得明清之际死节几乎成为“名节”的唯一表现形式;另一部分士人对“名节”这一所指的认知虽无不同,但通过对“藩篱”一词中“非道”这一潜在语义的表彰,确已形成了与传统名节观截然不同的路径。出于对明朝灭亡与满族入关两种失序的反省,明遗民试图通过矫正学术之偏以建构一种儒家理想下的政治图景。一方面,注意于“名节”的自觉性与“士风”或“学风”间的关系,试图重塑“士人”这一政治身份在道统观下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罔死”与“变节”的批评在延续明季道德严格主义风向的同时,也经由对名节观的厘正,而为自身在不仕清廷的前提下打开生存空间。回视程伊川之论党锢,在某种程度上,此两者皆可视为丧乱之后对宋学的回归。     

器道升替:中国近代进化论的历程

本文拟对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由兴起到落退的历史过程，作一纵向的考察。这里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器”和“道”来把握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的涌来退去。一、由器而道：进化论思潮的形成“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进化论作为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属于“器”的范围，然而它一旦成了宇宙社会的普遍规律，则进入了“道”的领域。进化论思潮形成于戊戌前后，就是由器提升为道的过程。中国近代中学与西学论争中的“道（体）器（用）”之辩，是进化论思潮涌出的前奏。甲午战争之前，作为自然科学知识传入中国的进化论，并未引起中国人…     

宋神宗解“前朝后市”

“前朝后市”是中国古代首都的一般布局,以皇宫为中心,前面设“朝”即“朝廷”,后面设“市”,即市场。这种布局有特定的含义,代表了一定的封建制度。有一天宋神宗在朝廷上问专门管经典的官员道:“《周官》上的‘前朝后市’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