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现代德性伦理学的建构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德性伦理学在近现代的边缘化有逻辑和历史的必然性,对于德性形成的行为的道德性未加界定,德性规定的主观性与相对性,以及德性伦理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境况的变迁,是造成这种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将其创建成现代德性伦理学,就必须吸收规范伦理学的优点来克服德性伦理学本身的缺陷,达到二者的融合.     

中西比较：关于德性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德性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主要类型,正在经历一种复兴.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都试图在德性伦理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一定的突破.中国学者的德性伦理研究侧重于告诉我们德性是什么；西方德性伦理学尤其是以麦金泰尔、菲利普福特为代表的伦理学家则力求建构德性伦理,旨在告诉我们德性伦理学的特点是什么,中西学者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实质上殊途同归.本文选取了中国德性伦理研究权威高国希教授《德性的结构》以及西方德性伦理学代表人物菲利普福特〈Virtues and Vices〉,最终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德性伦理学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形态,即建构德性伦理.     

德性论视阈下的个人品德建设研究

加强个人品德建设,是对社会主义道德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从关注社会道德到关注个人品德,个人品德建设从关注道德规范到关注行为者本身的品质、德性、品德,研究的重点和德性伦理学不谋而合.与功利主义伦理学和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两大规范伦理学理论不同,德性伦理学聚焦行为者本身,重视行为者的品质、品德和实践智慧的养成.全面深入地探讨个人品德建设,需要规范论与德性论以及不同伦理理论范式的对话、互补与会通.     

义务论还是德性论？——走出“康德伦理学是义务论”的误区

长期以来,人们把康德伦理学判定为义务论,这是康德伦理学研究的一个误区。实际上,康德伦理学是批判的德性论。从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看,德性是自然界一切潜在属性实现的力量,道德德性是人的一切潜在属性实现的力量。因此,伦理学的根本就是道德德性,伦理学就是德性论或德性学。这也证明了康德伦理学只能是德性论。     

西方规范伦理学的弊病与诊疗——重置功利论、道义论、德性论及其道德原则

西方规范伦理学的三大理论,即功利论、道义论和德性论,不但互相排斥,而且各有无法自愈的弊病。究其病因,在于三者都是片面的规范伦理学,都藐视既有道德,所主张的道德原则也都不是既能容纳品质规范,也能容纳行为规范的一级道德原则。据此诊断,对三者的疗救方案就是将它们都作为完备性规范伦理学的部分性理论,进行位置和功用的重置。其中,德性论负责研究德性,其德性原则应为"要有德性"。道义论和功利论则是德行论中用于特殊行为选择的方法性理论,前者为是否可以在某些时刻违反道德规范的问题提供指导原则,后者为如何应对道德困境提供指导原则。经此重置,三种规范理论不仅各得其所,相安无事,而且它们原有的弊病亦随之消失。可是,如果世上并没有既能蕴含品质规范也能蕴含行为规范的道德原则,那所谓完备性规范伦理学就不会存在,对三种规范理论的病因分析和疗救方案也就失去依据。事实是,已有的"人本伦理学"就是一种完备性规范伦理学,它提出的人本道德原则就是这样的道德原则,因为其关于做人和做事的根本要求,就既蕴含品质规范,也蕴含行为规范。不仅如此,它还能同时满足一级道德原则所必备的其他条件,并且其中一条关于至善的规定,也是唯一和至善所应有的四个特征相吻合的至善。所以,人本伦理学及其道德原则是唯一正确的完备性规范伦理学和一级道德原则。既然完备性规范伦理学及其一级道德原则确实存在,而且是正确的,那前述关于西方三种规范理论的诊疗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德性的文明与德性的科学

与西方用理性来规定人的本质不同,中国传统用德性来规定人的本质。由于人是一种德性的存在,人就应该过一种以德性为根据的生活,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一种德性的文明。在这种德性的文明中,中国的传统科学是一种德性的科学。这种德性的科学以德性修养为基础,通过把握"道"或"理"来认识和把握自然万物。德性的科学有其不同于理性科学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德性与自由的融通——康德伦理思想的一个旨意

康德通过划分现象与物自体的界限,把必然和自由划归现象与本体两个不同的世界,确立了先验自由的可能性,力图由此解决道德自由的根据问题;康德通过把人理解为一种双重性格的存在物,把人的人格作为融通自由与德性的中介,力图由此解决德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康德关于自由与德性及其关系的思想,校正了其他伦理学流派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其自身也存在着一些新的问题.     

论柏拉图哲学的伦理学性质

与传统哲学史或者把柏拉图哲学描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单纯理念论形而上学,或者把它解读成一种单纯的形而上学知识论不同,文章试图证明,柏拉图哲学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伦理学。但这种伦理学既区别于苏格拉底以“认识你自己”为起点的“德性知识论”和“德性教育论”,又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它要把伦理学理解为如同物理学那样的“存在的内在机制”,如同在《蒂迈欧》中那样,自然哲学(物理学)以伦理学为开端,而伦理学最终又回复到了自然哲学(物理学),因此柏拉图实现了早期自然哲学与苏格拉底伦理学的综合统一,又大大超越了他们。文章反对19世纪以来“隐微”和“显白”之区分,这种区分意图抽空柏拉图作品的内容,在隐秘学说中寻找作品中几乎不存在的所谓柏拉图的智慧,与之相反,真正哲学的解读必须依据柏拉图的真实作品,按照“存在的发生学”考察本真存在的内在发生机制,朝向至善至美至德发生的内在逻辑,这一内在逻辑在个人和城邦的灵魂中发生,才构成外在伦理生活秩序的原型,因而城邦政治生活是以正义为伦理、以多样性的德性相互共存,从而追求幸福实现的灵魂秩序的摹本。这样来解读柏拉图虽然是初次尝试,但比把柏拉图归属于任何特殊的哲学类...     

儒家德性伦理学批判

从现代德性伦理学角度来看 ,中国古代儒家的道德哲学就是一种德性伦理学。它以人性论为德性论的出发点 ,德性的完善就是人性的扩充。德性培养的目的是为了德政 ,德性与德政在目的与手段的基础上获得了统一。同时 ,在其德性中 ,理性服从于德性 ,表现为实践理性的突出与理论理性的缺乏 ,这也暗示着其对人的某种态度。作为德性的重要范畴 ,中庸思想表现为经与权 ,经与权的辩证关系则启示了现代德性伦理学的实践精神     

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中,伦理学首先从实践哲学得到规定,而他的“实践”作为个体内在合目的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行为”,是Dasein意义上的超越性本真实存活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与“理论”对立的“实践”。当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时,他揭示出我们“常人”实存的本性就是城邦中的共存。但伦理的共存先于个体的实存,共存的伦理———公正———不是“德性”的一种,而是德性的整体,个体的德性只是附在这一“整体”上的“皮毛”。无论是个体的本真实存还是城邦的伦理共存,最终都是为了人之为人的卓越性(德性)的实现,伦理学本质上成为“人学”,其核心的问题结构是个体的本真实存和城邦的伦理共存的关系。     

德性即知识?——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问题的应答及其根底

“德性即知识”是广为流传的一个哲学命题.“苏格拉底”虽然提出这一命题,但并未给予前后一致的界说与论证.亚里士多德在对德性及知识详细探究与界定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德性即明智”,并以此前后融贯地回应了相关的问题簇.亚氏的思想根底是:德性与明智都需依赖于作为价值系统的逻各斯.“德性即知识”这一命题背后隐含的实践问题因而是:德性根植于何处?     

实践性——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主要特征

与苏格拉底强调＂德性即知识＂不同,亚里士多德更强调德性的实践性,不仅德性尤其是伦理德性的获得和实现,是在实践中完成的,而且伦理判断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实践,就连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最核心的概念中道,也没有一个统一、固定的衡量标准,而是一个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是一个依据实践不断变化的动态的量;而这种实践性品质,又根源于它的思维方式——考虑或推理的实践性。     

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特征——基于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比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德性伦理传统的代表,而亚里士多德作为伦理德性系统经典的阐释者,为当代的德性伦理学方案提供了可直接借用的资源。总结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特征,在于他力图在理性与经验、理性与欲望、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个体与整体之间寻求和保持平衡。与他的老师柏拉图相比,这种"中道"平衡的原理使其更能如实地理解人的德性实践,因而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运动中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论现代西方伦理学在思维方式上的转换

现代西方伦理学,在道德思维方式上有一个本质性的转换,它抛弃了西方传统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而用“事实-价值”二元区分(Value-fact distincion)的方法来重新寻找道德价值的基础。这种思维方式上的转化,也使得西方伦理学从传统的理性主义转化为现代的非理性主义。一、“本质主义”的道德思维方式与理性主义西方传统的伦理学,有两条发展线索,即德性论和幸福论。这二者虽然在具体的观点上各不相同,一个把德性本身看成“善”,一个把“善”归结为快乐;但是,它们都有共同的道德思维方式,一种“本质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在于它首先寻找一种人类存在的本质特征和功能,然后由这种本质特征和功能引伸出道德价值和规范,并把人的最高道     

为己与为他基于理性崇高性的统一——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价值论基础比较之尝试

反思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价值论基础相同与差异是一种尝试.两种价值论都是建立于理性之上的,据此,以理性为最终根据的行动本身就值得欲求,人们应当把这种行为本身(而不是活动的结果)作为最终目的.然而,两人的伦理学的理论背景是不同的.以理性为根据的行为分别体现于亚里士多德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和康德的依据善良意志的行为,而两者都意味着在能力范围内尽力符合理性的要求;两者是相互一致的,因为两人有比较相似的德性理论,尽管其中又存在一定差异.理性要求生命的崇高性,作为最高目的的这种崇高性并非仅指个人的崇高性,而是自我与他人共同具有的崇高性,尽管具有崇高性的人的范围对两人而言存在差异.     

伦理学的问题域及其论证方式

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或学说而言,先行标划出它的问题域,对于确定和确证它的研究对象,从而划清学科边界都是首要的工作。伦理学作为面向人的心灵、面向人的行动、面向人的行动的正当性的学问,从大伦理学着眼,它就是人之为人的学问。伦理学,无论是作为学科还是作为学说,如要做得彻底,就必须对之进行哲学前提的批判和人性基础的追问,在此基础上确立起来的问题域才是可信的,其论证才是有效的。进行哲学前提的批判和人性基础的追问,就是对人何以必须有德性、如何拥有德性、怎样运用德性进行前提追问,借以解决德性何以可能、如何可能和怎样可能的问题。基于这种追问方式,伦理学的问题域及其论证方式就沿着两条进路而展开,即作为伦理学研究对象即德性与规范的问题域及其论证;伦理学自身的问题域及其论证,而把这两种方式连接起来的核心问题便是德性如何可能的问题,亦即自由意志如何可能的问题。     

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旨趣

行政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应是行政人的德性及其实践和价值选择 ;行政伦理学的哲学伦理学基础应当是古典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论传统 ,而不是功利主义或其任何变种 ;行政伦理学应当抛弃“经济人”缪误 ,而以“德性行政人”为理论出发点 ;行政伦理学研究应当力避“概论化” ,加强其“哲学化”取向和理论深度 ;行政伦理学主要通过辨明行政人的各种价值与义务 ,探讨行政道德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服务于实践     

从朱熹的格致论出发——论儒家知识论传统的建构

学术界通常认为朱熹理学的出发点在于"理",而事实上,朱熹主要是继承并发挥了二程的格致论,并把格致论当作其理学的出发点.朱熹格致论是知识论的表述,也是一种融合了知识论并以其为基础的伦理学.它发挥了早期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思想,把伦理学与知识论统一起来,因而是对儒家知识论的建构.     

论品质及其道德性质

一般来说,品质是个人基于禀赋特别是气质形成的、体现在心理和行为活动中并对其有定势作用的比较稳定的独特心理特性。品质与观念、知识、能力一起构成个性心理特征和内在人格,但通常只对其中的品质作道德评价,因而品质属于道德调控的范围,具有善恶或德性恶性的道德意义,并因而成为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具有伦理学意义。判断个人品质善恶的直接标准是社会在品质方面的道德原则或德性原则,但从伦理学的意义上看,其最终根据在于人类谋求更好生存的本性、全人类更好共同生活的需要以及由此派生的人类的普适性的基本道德原则,同时还得考虑人类在德性原则上形成的共识。     

良知作为实践理智的另一进路

儒家关于实践理智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尽管不同,但具有相互可理解性.亚里士多德把心灵的实践理智的活动及其德性解说为明智,孔子与孟子则解释为"知"或"良知".在孔子的"知"与孟子的"良知"间有一种清晰的概念的联系."良知"是理解实践理智活动的另一种方式,区别于亚里士多德的明智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将明智作为一个辅助性的理智力量包含进来.作为对照,对实践理智的活动及其德性的明智的理解则不能把良知的概念包含进来.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它仅仅作为"理解"被提及,而没有发展成为"良知"或"良心"的知识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