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初史馆

唐初史馆制度的正式确立,是中国史馆制度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唐太宗提高史馆的政治地位和史官的物质待遇,对唐初撰修前朝历史和本朝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唐初史馆成就斐然,影响深远。     

论刘知幾学派的史学风范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与其友人论道讲学,互相影响,在事实上形成＂刘知幾学派＂。在当时史馆修史弊端丛生的情况下,他们发扬＂无所阿容＂的批判精神,坚守＂彰善贬恶＂的史家职责,主张＂善恶必书＂的直书原则,展现出史家＂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这种史学风范不仅对当时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后世史学的发展。     

从《史通·本纪篇》看刘知几的史学观

刘知几的代表性作品《史通》,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专著,第一次对唐中叶以前中国封建史学的发展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批判,揭露了自孔子以来传统史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他根据自己多年修史的经验,论述史籍源流、体例,史官建置和旧史得失等,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他从史学理论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史学史的研究和史书编纂学的探讨,树立了基础和规模,其中不少观点至今仍不乏借鉴意义.自《史通》问世以来,对其评价有毁有誉,而总的来说褒多于贬.这里仅就《史通·本纪篇》谈谈刘知几的史学观点以及本人学习过程中一点粗浅的认识.     

唐代史馆官员设置初探

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国史馆之设立,始于北齐;唐代置史馆于禁中,以宰相监修,以他官任史职,称为修撰,直馆。当时建立修史机构二:一属门下省,专修本朝史;一属中书省,专修前代史。这分别修史,是史学史上的重要改革,反映唐代对修史,特别是对修本朝史的高度重视。可惜,对这方面,多年来并未引起重视。若干专著仅笼统地提到唐代设立史馆,并把两个机构所出的成果混为一谈,至于它们的组织结构,官员设置、工作制度,以及在整个政府机构中的地位和其他学馆的关系等等都未能展开讨论。即使有一些专著提到了唐代史官设置,也仅是根据两《唐书》官志的简略记载加以解说,并有认识上的偏差。本文就此作些探讨,     

略论唐代史官制度

唐史官制度承前启后,影响巨大.在此期间,史官正式定名,且有了明确的职责,优厚的待遇,集体协作的修史形式.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史学史上史官制度化新局面的开创.     

史学杂谈(下)

三、古代史官不等于史家,其职掌不应与史学工作混为一谈,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决不是历史学的功能。谈到我国史学的发生发展,不能不提到先秦至明清所形成的一套系统完整的史官制度。如前所述,我国自甲骨文开始就有了成文的历史记载,而后,一脉相承,连绵不断,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可以说,我国是重视历史记载最早的国家,也是保存历史记载最完善的国家。我国史学有这种世罕与匹的成就,与历代史官继往开来的笔耕不辍(当然也包括     

唐代史馆制度略论

唐初在前代基础上,确立和完善了史馆制度,使史馆成为修撰前代史和本朝史的正式修史机构。宰相监修显示了政府对史馆修史的重视,加强了对修史工作的监控。史料征集的制度化则从根本上保证了史书修撰的质量。唐代史馆制度经历代仿效,对中国史书修撰和史籍特色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史为鉴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深谙以史为鉴的著名君主之一.由于他在贞观年间采取了设立史馆、大力修史等诸多措施,发展史学,遂使史学功能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挥,也使他成了历史上以史为鉴的光辉典范,不仅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而且也在我国史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谈五代十国的史学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替虽然频繁,史学发展却未中断。这半个世纪的史学发展有三个较显著的特点,一是无论时局怎么动荡,各个政权如何短暂,唐史的修摆却层出不穷;二是唐代确立的史馆修史制度,五代政权基本上继承了下来,后唐、后周还有所发展;三是私人修史,不管是关于唐朝的,还是关于当时的,大都出自偏霸的十国政权。     

唐代的史馆修史制度

史馆修史是唐宋以来我国古代优良的文化传统之一。史馆制度是从古代的史官制度演化而来的。据《周官》所记,周代就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五史的职掌范围很广泛,不仅掌管记言记事,而且兼有政治和宗教迷信方面的职能。汉武帝时设立太史令,“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①,到魏明帝太和年间,在中书省设著作郎,则专掌修史了。从这个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史职日趋专门化的倾向。一般认为,东汉时,聚集史臣于兰台及东观,编修     

试论中国古代的史学政策

史学政策不仅体现于修史机构的设置和史馆制度的程序上，而且更多地表现在皇帝和历史学家二者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猜忌的微妙关系中和复杂的心态中。本文尝试从“史学政策”这个新视角，新维度去解读中国古代史学史，以揭示出中国古代中学史所蕴含的极其深厚的权力内涵和极为广泛的政治意义，弄清中国古代史学的本质特征。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唐代官方史学研究》读后

南开大学法学系副教授岳纯之先生的《唐代官方史学研究》一书200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是近年来关于唐代史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全书共分为六章，分别是唐代官方史学概论、唐代官方修史机构——史馆、唐前五代史与五代史志的修撰、《晋书》的重修、实录的修撰、唐代官修史书杂考。另外此书附录部分收入了作者写的五篇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短文，此书的第一章可以说是对唐代官方史学的总论，     

试论先秦史学发展的特点

先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发端时期。从远古神话传说的出现,到甲骨金文的记事、各种史籍的产生,以至春秋战国多种历史撰述的问世,史学的一些主要方面都已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也显示出史学发展的几个重要的十分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文字记载由简单的片段逐步形成正式的史书并出现多种历史体裁,史官产生和史官制度形成,各种历史观点和历史观念的并存等。     

历代史官与修史机构

这是一篇学术资料.其中系统而概括地论述了古代史官的起源和职责,介绍了从秦至清历代史书编纂与修史机构的发展状况,可供史学研究工作者参考.     

刘知几史传文的写作观念

刘知几(661—721),著名史学家。字子玄,唐代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永隆进士。武后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等职,兼修国史。中宗时参与编修《则天皇后实录》。他在长期修史、精研史学的基础上,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     

论贞观史学

唐代是我国封建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而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史书修撰方法的变化,史学独具的特色和史观的进步性,尤其给唐代中后期和唐以后的史学以很大影响。今姑且称其为“贞观史学”,略加论述。一、修史方法的根本变革贞观年间,史书的修撰方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通过设置专门机构撰修国史(当朝历史)与前代史,实现了史书由私撰到官撰的转变。史馆,作为官修史书的机构,始置于北齐。在此之前。北魏节闵帝时曾设立修史局,并     

明代翰林院之建置及史学功能的强化

翰林院之建置始自唐初,宋代以后不断增加了修史的内容。明代翰林院设置之后,几经改制,翰林院官员的额员及职掌也经多次变化。明代没有专门的修史机构,翰林院承担了全部修史之职,史学功能强化。有明一代,翰林院不仅设置了专职史官,而且还多次组织开馆撰修大型史籍,史学成就显著,影响深远。     

全国高校社科学报概览

复旦学报 2006年第3期 朱维铮：《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指出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北方民族政权历史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辽金元史学研究》评价

《辽金元史学研究》对辽金元史学作了贯通性的综合考察。从修史制度、多民族历史撰述、各族史家史学编纂思想入手,全面剖析了辽金元时期史学发展的新风貌和时代特色,拓展了辽金元民族史学研究的深度与维度,使人们从史学思想的视角看到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的总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