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出型贫困视角下农村社会救助扶贫效果研究

贫困问题的界定决定贫困问题的治理方式。我国对贫困的界定和测量都是以收入为标准,然而,考察当前农村贫困可知,由于重大疾病、子女教育、突发事件等原因形成的支出型贫困越来越多的成为导致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由此,针对支出型贫困的社会救助项目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是提高精准扶贫效果的关键。本文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FGT贫困测量指数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扶贫效果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扶贫效果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针对支出型贫困的救助项目尚未得到重视。因此,为提高社会救助对精准扶贫的效果,今后农村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提高低保水平、有针对性地对支出型贫困进行救助、建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等。     

场域视阈下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分析——基于闽西地区SM村的个案调查

基于对12名农村老年人的访谈,以场域理论为分析视阈,以文化惯习约束与社会场域型塑相融合的研究路径来深化对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现象的认识：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失衡的农村家庭财富支出结构、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老年贫困的原生性型塑因素;农村孝道文化的式微、“养儿防老”社会风俗的固化、“代际互惠”的依赖型养老心理是农村老年贫困的次生性建构因素。二者相互依存交互影响,将农村老年贫困的型塑与建构融合于农村老年生活的实践。要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需要破除农村老年贫困的养老惯习,建构改善农村老年贫困的生活场域,强化突破农村老年贫困的社会实践。     

我国农村反贫困进程中的社会政策创新——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路径

农村贫困问题是我国社会建设和民生问题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从本质上说,我国农村贫困是多维度贫困的综合状态,农村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被剥夺,发展机会丧失,发展权利缺失。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反贫困政策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补缺型"政策模式,偏重于经济上的救济,而不注重培育发展的理念,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群体的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发展型社会政策将"发展"要素嵌入反贫困政策,符合我国农村社会政策的转型方向,是构建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创新路径。     

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 ———一种人口社会学的分析

以光棍率作为分析单位,文章发现,光棍率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变化较为平缓,自1980年代中后期至今则逐渐加剧上升。根据其形成的直接原因可以将农村光棍划分为历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经济贫困型与缘分宿命型四种经验类型,而经济贫困型光棍逐渐成为当前农村光棍的主要类型。农村婚姻圈的持续扩大造成婚姻资源的不对称性流动以及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时期严重失调的双重挤压效应,客观上使得农村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具有较强的要价谈判力,从而使得婚姻高消费成为可能并因此而导致了经济贫困型光棍的形成。     

发展型社会政策嵌入我国农村反贫困路径研究

农村贫困问题是困扰我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农村贫困实质是缺少自由、缺少生存发展机会与能力的可行能力贫困。传统的反贫困政策以问题为导向的补缺型公共治理,其直接的目标指向于生存意义上的经济贫困,发展的内涵与意义凸显不足。发展型社会政策是一种与发展理念及目标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政策模式。对我国农村反贫困而言,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嵌入为我国农村扶贫开辟了社会政策新路径。     

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机理与实证研究

在构建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匹配CFPS微观数据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数据,测算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而采用包含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的Probit、Tobit模型,从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个层面验证农旅融合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及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农旅融合能够减缓农村收入贫困,但其减缓农村多维贫困效果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多维贫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农村居民工资收入水平和人均资本是减缓农村收入贫困的重要传导机制,但其对农村多维贫困的传导作用不显著。因此,在深入发展农旅融合时,“因症施策”“多措并举”方可有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减少的经验研究

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贫困减少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本文通过构建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影响机制的计量模型,利用中国1980—2005年的时序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发展、金融波动和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少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有利于农村贫困减少,但是影响很小,并且对农村绝对贫困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2)金融波动不利于农村贫困减少;(3)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少也没有促进作用。因此,要加快对农村正规金融的改革,同时积极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尽早建立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和谐共生的农村金融体系,减少金融波动对农村贫困减少的不良影响,为改善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残疾人收入贫困特征及致贫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辽宁省沈阳市的实证

残疾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与贫困往往具有同源性,其贫困问题应该得到足够重视。利用沈阳市残疾人生活质量调查数据,定性分析残疾人收入贫困的隐蔽性、传递性和支出型贫困特征,并采用二元Logit模型探讨残疾人陷入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没有劳动能力、受教育程度低、不参加社会公共活动以及农村残疾人更容易陷入贫困,医疗保险、教育和就业是帮助贫困残疾人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并在最后就贫困残疾人精准脱贫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及未来政策选择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现象的基本特征将由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 ,且相对贫困将逐步成为农村贫困问题的核心和扶贫开发的重点。因此 ,必须及时转变农业、农村及扶贫开发政策 ,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 ,建立起有效的反贫困治理结构 ,提高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能力和农业生产率 ,在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中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水库移民多维介入型贫困的动态测度与致贫因素研究

将改进的A-F多维贫困测算方法与搬迁前后移民贫困状态的变化相结合,构建了“多维-动态”的介入型贫困测度体系,利用三峡库区农村移民的生计跟踪监测数据,对移民多维贫困指数和致贫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水库移民虽已摆脱高维度数贫困,但仍陷入低维度数贫困;工程建设并没有引发严重的冲击型贫困,然而水电开发也没能有效地缓解持久型贫困;搬迁前后移民所处的贫困维度有明显改变,且不同致贫因素对各类动态贫困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据此提出了完善非自愿移民贫困识别与退出机制,区分贫困各维度并精准施策,创新水库移民安置模式,将移民后期扶持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有机衔接等建议。     

回族贫困地区女童教育特殊政策探析

近年来,回族贫困地区女童教育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发展回族贫困地区女童教育需要特殊政策给予支持。客观认识和分析回族贫困地区女童教育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及制定政策应遵循的原则,提出合理的女童教育特殊政策建议,有助于保护和促进回族贫困地区女童教育的顺利开展和健康发展。     

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评价与视角选择

反贫困战咯的效果必须经过贫困缓解的状况来评估和考察。从我国农村贫困形势依然严峻的现实来看，反贫困战略的制定与运行尚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过于强调贫困的物质内涵，忽略了贫困及反贫困的人文特征，因贫困农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发展的内在张力缺损。在新形势下，农村反贫困战略重点应转移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培育上来。     

关于改善和解决农村人居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研究

改善农村人居生态环境是新时期、新阶段关乎民生发展的重大问题。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依然非常落后,存在着垃圾污染严重、乡村绿化综合效果不佳以及人居环卫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建议从关注民生发展的角度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绿色宜居村庄建设、农村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建设以及发展农村循环经济、提高农民生态环保意识等方面加以完善和增强,从而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生态环境落后的状况。     

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道德伦理追析

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经济或政治问题,更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道德伦理从更深的层次上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与制度的安排。从道德伦理视角分析中国农村环境问题背后的道德伦理根由,揭示传统道德伦理观在农村环境问题上的负值效应,并提出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相应路径。     

中国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

中国贫困农民的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就在于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但中国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有效地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政府必须实施有效的公共管理,加大宣传力度,把农村劳动力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轨道,建立健全劳务转移就业的组织体系,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扶贫力度,从而实现中国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和“城市病”及其治理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与“城市病”并存且相互影响。农业小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相对贫困和部分群体绝对贫困;“空心村”的普遍存在是现阶段“农村病”的主要表现。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承载力薄弱、“城中村”环境和治安问题等为表征的“城市病”集中爆发,并向二、三线城镇蔓延。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以及东中西各区域之间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与方式有悖于健康城镇化要求等等,这是导致“农村病”与“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化解城乡间与城市内部的双重二元矛盾;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治理“农村病”与“城市病”的基本思路。     

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效衔接研究

农村医疗救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确保农村“病有所医”的制度保证,然而在实际运行中由于两种制度割裂运行衔接不充分,导致诸多问题产生,给农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利用卫生资源带来不便。实践表明,要使医疗救助对象得到最大程度救助的最佳选择,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实现医疗救助制度与新农合制度的有效衔接。     

构建农村人口有序流动的调节机制

农村人口进城所带来的积极效应毋庸置疑,然而由于其流动的无序性,给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隐患.农村人口无序流动给农村发展所带来的隐患主要有:“失血般”的人口外流;农村高素质劳动力流失;农业生产力下降;农村养老问题愈加严峻;农村男子往往成为婚姻挤压的牺牲品.农村人口无序流动给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主要有:城市贫民数量增多;城市住房愈加短缺;城市环境污染加剧;对城市治安管理带来挑战;加重了城市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难度;对城市教育资源带来冲击.本文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农村人口有序流动的调节机制.     

民族地区贫困县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民族地区贫困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中,存在着自愿参加原则与高参合率要求、低筹资水平与高补偿愿望、统筹大病为主与扩大受益面、定点医院费用高昂与合作医疗基金有限等相互制约问题。本文以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长顺县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贫困山区农村人口城镇化问题与对策研究

贫困山区农村人口城镇化问题是我国目前城镇化工作的难点。解决贫困山区农村人口城镇化问题需要大力发展镇域经济,稳妥推进贫困山区农村人口"异地完全城镇化",大力开展青壮年补偿教育,加大对贫困山区人口城镇化工作的支持力度,将人口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