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贵州与日本的友好交往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一九七二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时,周恩来总理曾提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今天我们探讨近代贵州与日本的友好交往情形,对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都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 由于僻处西南腹地、交通不便等原因,近代贵州在对外交往方面,远远落后于沿海及交通便利的省份。从一八四○年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尽管帝国主义已经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贵州却依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除了部分早已进入贵州的法国传教士引起过两次影响较大的传教与反传教的纠纷(当时称“教案”),和为数极少的英国、荷兰、法国商品,通过中国商人间接输入贵州外,贵州与     

胡锦涛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

2005年2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率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到贵州省视察指导工作,同各族干部群众一起欢度春节,带来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贵州人民的亲切关怀,对贵州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寄予厚望。胡锦涛总书记说:贵州正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宝贵机遇,各族干部群众一定要进一步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周恩来与贵州

周恩来一生两次来贵州,一次是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随红军长征途经贵州;一次为1960年4月30日至5月4日,是他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以后,从昆明来到贵阳,在贵阳停留了三天.周恩来两次来黔,对中国革命和贵州地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周恩来第一次来到贵州,正是红军进行长征、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由于他和其他同志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及时召开遵义会议,批判了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对此,已有许多文章详作论述,本文在这里仅就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作一简要论述.     

红军在贵州

卒一九三O年四月三十日,由邓小平、张云逸同志领导的红七军一部攻占榕江县城,守敌六百余人大部被歼,缴获粕六百余支,子弹十万余发,电台一部。第二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红军在县城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党的主张,始各族人民指明争取解放的道路.图为会场旧址。红军在贵州@吴仕忠$贵州生博物馆历史组 @金德明$贵州生博物馆历史组~~     

贵州企业公司与贵州近代工业的发展

贵州企业公司的经营旨趣在工矿业方面,其兴办工业的过程可分为初创时期、业务调整时期、鼎盛发展时期和衰败时期四个发展阶段.贵州企业公司在促进贵州近代工业发展方面贡献卓著,经营的工矿事业范围广泛,初步为贵州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产品种类和产量飞速增加,为贵州其他相关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明清时期的贵州教育

贵州办学始于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始建贵州省。随着行政区划的设立,贵州各府、州、县也就相继建立了学校,这就是贵州教育事业的真正开始,在此之前,分属于邻近的云南、四川、湖南和广西所辖,故贵州各地的教育事业,和邻近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明以前贵州地区的教育情况,史籍上仅有简略的记载: 西汉时期,贵州曾经有盛览、尹珍等人,从学于中原的司马相如、许慎,学成而归故里,积极从事讲学,对地方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司马相如入西南夷,土人盛览     

清代贵州境内的外省商贾

清代,贵州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和交通状况的改善,为外省商人进入贵州经商提供了条件;外省商人活跃于贵州各地城乡市场,主要经营盐、棉、布、丝、绸以及洋广杂货等业务,他们的活动对贵州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贵州历史上的人口普查

根据史载,贵州最早进行人口普查是在明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户部颂行户帖统计全国户口,因当时贵州尚未平定,因此未进行统计。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贵州进行了不完全的人口普查,明王朝诏令贵州宣慰司属于少数民族地区,不编造户口,但对播州（今遵义地区大部分）通汉语的人口进行了编造。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设立布政司,相当于行省。自此,贵州和其它布政司一样编造户口。在明弘治和万历年间,贵州布政司正式向朝廷户部呈报户口黄册,据《明史·地理志》卷22记载,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贵州户数为43367户,258963口;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贵州户数为43405户,口数为297720口。贵州作为行省首次进行人口普查时间虽然在全国较晚。但是仍比欧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要早一、二百年时间。     

贵州咸同大起义与贵州近代民族关系二题

贵州咸同大起义,历时二十年,从咸丰四年到同治十二年(1854—一1874),参加起义的有汉、苗、侗、水、回等数十支民族起义军,活动遍布贵州全境.其持续时间之久,规模之大,参加民族之多,在贵州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对贵州近代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试就这场大起义与贵州近代民族关系问题作一点探讨.     

抗战初期的贵州防空

抗战初期,由于贵州地处大后方,日寇对本省的军事行动,主要表现于空袭方面。当时贵州的防空建设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效呢?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对此作一番回顾与探讨,当对贵州抗战史的研究有所补充。     

唐代贵州佛教述论

佛教何时影响并传人贵州,考诸史志,皆无明确记载.贵州地方史志,对贵州佛教的传人、分布、发展、演变和影响诸事亦语焉不详.其因盖在于以往史家对所谓“蛮夷之区”的贵州佛教不甚重视,故少有笔录,以至贵州佛教缺乏系统的史料,宋元以前的佛教难以详考.笔者化费数年之功,收罗诸种文献资料,互为发明印证,亦只能勉力考其源流,述其梗概.     

抗战时期“贵州农业改进所”对贵州农业经济开发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贵州农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直至20世纪30年代,全省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刀耕火种”、“轮歇丢荒”、“广种薄收”的原始型农业生产阶段。 七·七事变后,由于贵州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经济建设的重要基地,贵州经济获得较大发展。1937年底,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吴鼎昌“调主黔政”,以“革新贵州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进后方生产,加强抗战力量“为其主要施政方针,与中央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往复磋商,于1938年4月1日建立“贵州省农业改进所”(简称农改所),专负改进全省农业之责。所有经费由贵州省政府与中央农业实验所平均负担,技术方面则由中央农业实验所派员协助。所内先后设置了农艺、森林、园艺、农作物病虫害、畜牧兽医、蚕桑、农业经济、农业工程研究等系及农业推广委员会共九个机构。以引进、改良、推广农作物和畜禽品种为中心,开展各种农业科学试验工作。该所成立以后对贵州农业经济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略论贵州早期留学教育的兴起

近代留学教育,是贵州近代教育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05年兴起的留学高潮,展示了贵州知识界、教育界不甘落后,努力学习"新学"以拯救和发展贵州的信心和决心.在清末民初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贵州的留学教育特别是留学生群体,对推动贵州教育近代化,促进贵州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探寻黔人足迹 阐发贵州文化——《黔苑拾英》读后

近年来,介绍贵州、宣传贵州的作品纷纷问世,其势将使得世人改变对贵州的看法,因“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类旧传闻而扭曲的关于贵州的形象会由此而获得纠正.事实证明,精神产品较之走向世界的贵州地方的物产,有着不可或缺、更不可替代的理性效应.     

论贵州农业企业集团的培育

贵州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需要创新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促进要素集聚.因地制宜,采取切实措施培育贵州茶叶、民族药业、马铃薯、蔬菜、精品干鲜果、畜牧业等六大特色产业企业集团或集团公司,是贵州农业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选择.     

论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

明朝弘治年间 ,随着贵州政治经济的发展 ,书院在贵州境内陆续建立起来。书院教育的出现 ,既满足了贵州社会各阶层的教育需求 ,又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书院的蓬勃发展 ,推动了贵州教育事业的进步 ,促进了贵州学术文化的发展     

对贵州经济发展问题的几点认识

一、没有农村经济发展就没有贵州经济的腾飞 贵州有3400万人口,3000万农民搞饭吃,1000万农民尚未解决温饱,700万农民等待就业。这一最基本的省情从总体上决定了贵州还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时期,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基本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这是考虑贵州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历史的归宿。贵州经济发展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农村经济发展问题;贵州工业化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农村工业化问题;贵州城市化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农村城镇化问题;也就是说,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农村工业化问题、农村城镇化问题,是贵州经济发展问题的本质和核心。抓住了这一本质和核心便抓住了贵州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基本方向。总之一句话,没有贵州农村经济的发展便没有贵州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     

论贵州材料产业的发展

贵州具有材料产业发展的资源、技术、产业基础等比较优势,加快发展材料产业对贵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贵州材料产业的发展仍存在产业集中度不高、产品附加值低、人才匮乏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为此,贵州材料产业发展的关键是要在傲好发展战略规划的基础上,明确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构建材料产业可持续发展机制,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     

略论贵州少数民族文献资源的开发

开发贵州少数民族文献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尽快建成贵州少数民族整体文献资源体系 ,有组织、有计划、有层次地进行开发 ,实现资源共享 ,促进贵州民族文化建设。     

明代贵州军粮来源考述

明成祖永乐11年,贵州布政司设立,标志着贵州正式成为中央王朝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为了巩固在贵州的统治,明政府着重从军事上加强了对贵州的控制,设置了20多个卫所,驻屯了十几万军队.如此多的军队需要大量粮食,而贵州“乃刀耕火耨之乡,素称瘠薄”,并且在明初,对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征税,后来虽起科征收,但课额极轻.正如万历33年7月巡抚贵州毕三才题称:“贵州山多田少,额赋甚俭.”因而单纯依靠贵州地区所征田税远远不能满足贵州军粮的需求.纵观整个明代,贵州地区的军粮供给情况都十分紧张,这是明朝历代统治者在经营贵州时面临着的严峻问题.为解决贵州的军粮供给,明政府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在此,笔者试图从较全面的角度来探析明代贵州军粮的供给来源,以求方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