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史学思想析论

何炳松是曾与梁启超齐名的史学家。他致力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形成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 ,其核心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上的总体史观 ,主张从宏观联系的角度研究历史。因此他对通史 (指西方的综合史 )极其推崇 ,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他虽重通史著作 ,但不偏废史料 ,在史料学和编纂学上有许多具体建议。他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 ,要求史学求真与致用相统一。这些思想继承前辈 ,启发后人 ,在 2 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定影响     

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

本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不同学术传统对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不同看法,这部分也可以说是问题提出的缘由;第二,关于史学的求真问题;第三,关于史学的致用问题;第四,关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关系问题。以下让我们来作具体分析。     

朱舜水史学思想及其对日本史学发展的影响

朱舜水的史学思想包括大义名分的史观思想、尊史求真的史德思想、考据存疑的史识思想和以古为镜的史用思想四个部分。其中大义名分和尊史求真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融入进《大日本史》的编撰理念中。此外,朱舜水还为《大日本史》的编撰培养了一支技术精干的专业队伍。朱舜水的史学思想还对朱子学派和水户学派的史学发展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了日本江户前期的史学发展。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科学与求真精神

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因崇尚科学而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等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论治学求真与政治间的背反现象——以历史学为例

从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历程来看,将学术当作工具,靠损伤学术来满足政治的需要,从根本上说弊端多多.我们既然认可学术(求真)和政治(致用)均为人所必须,那就不能"只许其一,不许其二".学术的本质在求真,政治的本质在实用,学术界与政治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界域,二者应当各司其职.学术、政治虽然最终统一于"人",但却不能互相替代.摆正学术与政治的位置关键在于处理好"求真"与"致用"的关系,这一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难题,实际上涉及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一种"背反"现象.对这一现象加以透析,有助于重新认识"求真"与"致用"的关系.     

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理论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史家对传统史学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和重新诠释,开创出以“实事求是”为治史观念的史学思潮。它不仅表现在考史特征和具体方法层面,更重要的是规范其治史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史家撰史品德、史学求真性质、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评价标准各方面,应当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     

“求真”与“致用”——“九一八”事变前后顾颉刚的学术心路

"九一八"事变是顾颉刚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事变之前,他心无旁骛一心治学,辗转于南北力图为中国打造一个学术的世界。事变后,为民族危机所激发,他逐渐从"求真"之学转向"致用"之学。顾颉刚的转变,反映了新知识界知识独立的现代性与学以致用的传统性的无缝连接,也反映了新知识界探索致用新平台的努力。     

新中国史学领域的"厚今薄古"大讨论述析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厚今薄古"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厚今薄古"被给以简单化、教条化的理解,过分突出了历史学的致用性,造成了史学的政治化,助长了新中国史学领域教条主义的盛行。"厚今薄古"大讨论对新中国的史学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直接左右了其在以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走向。     

梁启超与中国法律史学的开新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他所涉猎的研究范围内,有不少是他首先开辟的领域或是前人很少注意的问题,中国法律史学便是其中之一.在法律史研究领域,他所阐发的法律史具有救治时弊功能,为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开创与勃兴提供了理论依据;所总结的专史研究法具有从方法论上指导中国法律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捩的重要意义;所倡导的"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之治史旨趣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视野的开新.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

由于中国现代思想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治史方法的熏陶，傅斯年一生致力于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历史学，试图“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为了追求“纯粹客观”的历史学，他极力排斥主观，消灭自我，把历史学严格地限定在史料学范围之内。他还以史语所为大本营，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贯彻和传播其治史旨趣的专家学者，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为目的，以整理、收集和考订史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具有强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集团。傅斯年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做出的种种努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他的失误也恰恰在于唯自然科学是尊，用纯粹自然的眼光看待并要求历史学。     

中西史学的结构性差异

中西史学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差异。西方史学在结构上体现为主客体因素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领域的二元对立,其结果是在历史学的实践与理论中产生一系列矛盾和分裂。与此不同,中国史学内部则呈现为修辞、史实、思想在史著、史家以及史法方面的三元统一,其结果是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求真、求善与致用相互一致。中西史学的结构性差异,源于中西文化传统中的两种不同二分法,它是中西思维方式乃至中西文化类型差异的具体体现,二者不存在绝对的高下优劣之分,相反有相互借鉴、互为补充的可能。正确评价中西史学的成绩和贡献,综合吸收两种不同史学传统中的丰富养分,有助于深化当代历史研究,推动当代历史阐释学建构。     

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章学诚提出"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是针对清代朴学家宣扬的"训诂明道"观念,而且也是针对唐宋古文学家宣扬的"文以载道"观念和宋明理学家宣扬的"义理明道"观念.他认为这几种治学观念既推进了学术的发展,同时又割裂了"道"体的内涵与全貌,造成学术互争畛域的弊端.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与"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有助于消除学术门户之见,而且对于揭示史学的性质,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史学功用的内涵,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经世致用传统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误导

历来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多持肯定态度，本文则着重论述了它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消极影响。文章从中国古代文化的实用理性特征中挖掘了经世致用观念的思想文化根源，指出它虽是史家以史学为工具去介入干预现实，从而表现出中国学者所一向标榜的积极入世精神；但它实际是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误入专制政治的陷阱之中，使史学变成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致用工具，从而丧失了史学自身的独立学术品格。在近代以来兴起的科学民主的学术潮流中，经世致用传统固有的不足愈显不合时宜。摆脱致用功利意识，建立以求真为第一义的学术发展范式，乃是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希望所系     

论毛泽东史学思想及其特点

毛泽东一生酷爱史学,有深厚的史学素养和极高的史学造诣。他虽然不是专业史家,没有史学专著,但是他一生有丰富的史学活动。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作过深刻的阐述,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许多科学的论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过深远影响。本文拟从毛泽东一生读史、评史、用史的史学活动中,对其史学思想及其特点加以归纳和总结。一、重史学毛泽东对历史学一贯给予高度重视。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对中国历史典籍加以研究,决心以十年功夫读完“经之类十…     

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

中国与西方的古代史学是世界两大最具活力、又独立发展的支脉。其共同的理念有:一是记史求真的史学价值观,二是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中西古代史学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制度化、组织化的官方史学。从这种比较研究中可概括出,古代史学内在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记述的真实性与历史撰述的社会功用之间的矛盾,史学在这对矛盾的运动中发展并走向专业化,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历史学社会系统。     

关于重写20世纪史学史的思考——以“新史学”的传承和发展为例

重写20世纪史学史,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理论、方法、思路及体裁等诸多层面,而对原有问题展开新的探讨,亦属题中应有之义.“新史学”,以往被界定为存在于“五四”之前的史学思潮.事实上,其传承和发展并未就此终结,而是形成了与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齐头并进的史学流派,一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概括来说,梁启超在“五四”以后并未发生根本转向,而是对早期新史学予以深化发展,完成了史学体系的构建.与此同时或之后,一大批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在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标志着新史学从早期思潮和学派雏形正式演变为一大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周予同等.这一派的理论主张自成体系,其要点为:重视在史观统摄下对历史加以解释;坚持在求真前提下的史学致用观;崇尚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主张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社会生活全貌;倡导跨学科治史方法等.     

革命话语阐释下的求真探索——华岗的五四运动史研究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的一员,华岗对于五四运动史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他的研究既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将五四运动史纳入革命史框架中进行书写和阐释;又经历了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从重论轻史到史论并重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恰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三四十年代发展成熟的轨迹相一致.     

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析论

近代中国多重危机交织,改交了中国人长期具有的大国主义和安全心理.强烈的危机意识及其催生的经世情怀,是20世纪初新史学思维方式的心理趋向和价值诉求.史学新观念的确立是新史学思维方式形成的标志:旧的世界图景的崩溃,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史学思维方式的观念基础;进化论与民史观的确立,推动了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变;科学观念的全面渗透,则最终实现了史学思维方式的近代化.在20世纪初形成的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中,致用与科学作为史学价值追求的两极,经常呈现"跷跷板"效应,无法有效统一,这直接影响到20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     

“通今致用史学所急”：陈庆年史学经世思想探赜

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情势下,陈庆年经世思想和实践主要表现为：修订《两淮盐法志》及《两淮盐法撰要》;撰写《兵法史略学》等兵史学著述;稽查史书维护领土主权等.在坚持史学致用功能时,陈庆年更强调史学的求真.     

"革命"与"历史"——刘大年史学观念研究

刘大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革命"与"历史"的视角考察,刘大年的史学观念的形成与民主革命和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环境直接关联;"文革"后刘大年所坚守的革命史学观念突出反映了他的学术定位和风格;以革命史学观念为核心理念的"革命史范式"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挑战,但仍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已成为坚持这种史学观念论者们要解决的紧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