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是西方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为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新问题和一系列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效应更应该追溯于深刻而复杂的理论背景。作为一种理论，它具有进步性，但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它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发展的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才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为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新问题和一系列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效应更应该追溯于深刻而复杂的理论背景。作为一种理论，它具有进步性；但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它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发展的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才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浅析“第三条道路”的价值理念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启示——读《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第三条道路是吉登斯的重要理论,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所提出的价值理念是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现代转型的结果。他的一些主张引起了人们对新世纪人类社会走向的思考,在政治多元、文明交融的现时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读全球化背景下第三条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对于当代中国建设民主基础上的权威政府、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新特质的五维论析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破西方现代化的模式,独立自主探索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智慧的现代化新路。从比较研究的视域论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道路范式的突破创新,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制度保障、理论支撑、实践基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独立自主探索和拓展现代化路径的优秀范本,形塑了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发展模式,完成了外生被动向内生自觉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人民至上的价值诉求、和谐共生的人与自然关系、和平包容的文明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独特优势的重要表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原创性的理念制度建构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道路谱系。     

区域性贫困治理的道路选择——国家、农民与市场关系的视角

当前我国扶贫工作的重难点在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治理问题。关于区域性贫困治理的实践,存在三条治理道路,分别为以中央为主导的资源直输式贫困治理,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资源整合式贫困治理,和以农民为脱贫主体的资源反馈式贫困治理。上述三种治理路径,均以国家的资源输入为前提,但是在作用主体、实践理念、实践绩效和实践困境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尤其表现在国家、农民和市场三者关系的配置上的不同。只有以农民为脱贫主体的第三条道路才是治理我国区域性贫困问题最为有效的路径。     

“第三条道路”：从理论到实践的反思——再读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第三条道路”是吉登斯的重要理论。它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既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也是被欧洲各国竞相采用的政治策略。本文通过对“第三条道路”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对其理论内容、实践政策的回顾,解读“第三条道路”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奉行“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必须提出相应的应急政策,才能度过难关。     

解读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

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首相布莱尔极力倡导“第三条道路”理论,主张走既不同于左翼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右翼政党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本文通过深层次解读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揭示其实质与内在矛盾,借鉴其成功经验。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政治思想述评

“第三条道路”政治模式是吉登斯此前建构和阐发的结构化理论及现代性思想与现实接轨的具体成果。通过对福利国家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质疑并置风险概念于高度现代性社会之核心 ,吉登斯揭示了当今西方政策领域的多种两难困境 ,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第三条道路”的政治选择 ,以适应急遽的社会变迁 ,实现对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超越。     

“第三条道路”的历史性

“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理论,在思想史思潮中有其一定的位置;“第三条道路”作为对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的反映,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同时,“第三条道路”的执政实践以其特有的方式回应了左翼的主题,参与了历史运动的进程;最后,作为理论思潮的“第三条道路”不再流行后,其方针政策会以历史行动延续。     

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第三条道路"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第三条道路”具有内在精神纽带:(1)“双重解释学”关于社会科学的实践意涵;(2)时空条件与“第三条道路”的晚期现代性背景;(3)对现代性多维度的分析,强调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与国家的互动;(4)结构与能动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5)能动性、乌托邦的现实主义与“第三条道路”的理想。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