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不是学:西文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

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后，民初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国学”或“国故学”存在的正当性也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当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较早提出这一观念的竟然是一般认为偏旧的“国学家”，很能凸显民初新旧的纠缠互渗；而更趋新的学者对“国学”在清季的含义已不甚了解，这一历史记忆的遗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清季民初传统的中断。     

杂志内外的“国学”研究——以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为入口

新文化运动后，所谓“国学”的语义转换，考虑“国学”的价值偏移，谈论“国学”的言路变化，以及科学话语、现代大学体制与学术范式更替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值得认真辨析。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入口。《国学季刊》的总体面貌，与主编胡适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学丛刊》则展现了东南大学学人的思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国学”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创制过程，受到了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化逻辑和合理化设计的塑形。     

试论二三十年代南京高校教授的选聘及其特点——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二三十年代的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教授队伍。两校取得在当时国内高校中突出的专业建设成就、学术水平及其在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影响,是与这一教授群体分不开的。本文对这一时期两校教授选聘工作进行探讨,并总结其特点。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现代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人们对待自然灾害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态度.现代文学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生动形象的书写,揭示了人们对待自然的三种心态,即:屈服于自然,听天由命;顽强地与自然灾害作斗争,设法减轻灾害带来的损失;正视自然的力量,希望与自然和谐共生.随着人们面对灾害时心境的变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论大众传媒参与下的国学教育与国学教育教师培养——以电视节目资源应用于课堂教学为例

国学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已作为一门必修课进入到很多中小学课堂。但是,目前存在着合格的国学师资普遍缺乏、国学教学形式比较单一等问题。本文以国学教育教师如何利用电视节目资源开展课堂教学为例,针对大众传媒参与下的国学教育与国学教育教师培养提出建议,以期能够帮助提升国学教育教师专业素养,提高中小学国学教育水平。     

现代学术与大众传媒的互动——以《京报副刊》广告栏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例

20世纪20年代大学学术与现代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一直是副刊研究的一个热点。大众传媒如何参与并推动大学学术的开展,以及大学学术精神对大众传媒文化品格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在深入历史语境的前提下,通过《京报副刊》广告栏来透视这一独特的双向文化交流活动,探究《京报副刊》广告栏对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术活动的媒体支持,阐明现代大众传媒的学术动员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反过来对《京报副刊》自身文化品格与学术风貌的定型作用。     

民国时期唯物史观史学的非主流趋向:以中山大学陈啸江为中心的探讨

民国时期唯物史观史学共同体内部流派纷呈,中山大学"现代史学"运动的健将陈啸江即是其中的支流之一。陈啸江倡导具有唯物史观内核的"新史学运动",对社会形态问题研究进行学理考辨,构建着眼于劳动形态的佃佣社会说。陈啸江一方面笃信唯物史观,一方面极力反对以教条公式的态度运用唯物史观,将主义与学问分为二物,从而与以中共学者为主体的正统派呈现显著分野。陈啸江所代表的非主流趋向客观上构成对主流趋向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调节和平衡,是民国时期唯物史观史学多元谱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上古神话与地域文学史的建构——以四川文学通史的书写为中心

尽管神话研究不等同于文学研究,但对于上古神话的文学研究仍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这是建构四川文学通史先秦部分的基本前提。与荆楚文学等中国地域文学相比,上古巴蜀神话早期文学化程度的不足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先秦巴蜀文学的总体水平和早期巴蜀文学历史演进的地域统贯性。包括四川文学史在内的中国地域文学史书写在处理上古神话部分时应着眼于对神话固有之文学属性的分析,具体可从还原和整理神话谱系,揭示神话的“意态结构”以及讨论和列举神话对后世地域文学的影响三个步骤着手。     

论新时期以来自然主题在文学场域中的嬗变——以知青文学、寻根文学为中心

新时期以来,“自然”主题在文学场域中呈显为从发现到重构等形态。其中,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在思考人的存在和呼唤自然回归的同时,尤其能以自然作为人类生存的观照,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生存的状态进行了重新反思。     

知名学府与当代学术发展刍议——以南开大学为中心

知名学府与当代学术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不论是知名学府的创办、发展,还是当代学术建设,都经历了国际化的过程,因此需要借助国际乃至世界的眼光加以审视。     

论民国时期的中外人士教育考察——以1912年至1937年为中心

辛亥革命后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 2 0余年 ,是中外教育交流十分活跃的时期。本文全面梳理了这一时期中国官方和民间派出的教育考察人员以及外国来华教育人士的基本情况、活动内容及特点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这些交流活动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影响     

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以建安曹魏文学自觉为中心

就文学史的宏观演变而言,中国文学大体发生过三次自觉--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盛唐文学的自觉、盛宋文学的自觉,它们都是针对一个漫长时代的不自觉而发生的文学飞跃.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自觉,其重要标志是一变两汉空泛言志而形成以穷情写物为诗歌美学风范的五言诗体制,它标志了中国文学从两汉时代的政治附庸走向了自由的、缘情的、审美的文学.其中又经历了三个阶段:曹操孤明先发的探索;曹丕率领建安六子等诗人的群体自觉写作;曹植和甄氏五言诗传达出的深邃恋情及其所具有的人性觉醒的意义. "魏晋文学自觉"的提法,应该更准确地表述为"建安曹魏文学自觉",这次文学自觉的内涵,也应该是以文学本体为中心的系统的自觉,而非仅仅是以文学批评为中心的文学自觉.     

文学观、文学史观与学术史观之合一——兼论钱基博之文学史观

钱基博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他坚持学术化的文学观,并在学术史观的视野下以文学观为基础建构其文学史观,从而达到文学观、文学史观和学术史观的统一。与之相比,文学通史观、图志文学史观、文学发展史观、人性论文学史观、朝代文学史观和三古七段双视角文学史观虽然各有所长,但是仍然在三者的统一问题上存在缺憾。     

民国时期商会的抗税斗争——以厦门商会为中心(1927-1937)

在目前商会史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在研究地域方面,主要关注的是上海等地的商会,对其他地域商会的研究较少;在研究领域方面,主要是近代商会的起源、性质、组织结构与功能,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而对商会的捐税抗争则较少关注.通过分析厦门商会在民国时期的抗税斗争,例如商会捐税抗争的形式、过程、内容和效果,不仅可以从这一角度说明商会与政府之互动关系,也可考察商会在捐税抗争中为发展近代民族经济所起的历史作用.     

民国时期对福建理学的研究——以福建协和大学王治心、李兆民、郭毓麟的研究为中心

民国时期,福建协和大学王治心、李兆民、郭毓麟明确提出了"福建理学"的概念,并以此为主题展开系统的研究。他们对北宋时期福建理学家的梳理,对宋代福建理学思想的阐述,以及对明清时期福建理学的研究,都达到了相当深入的水平;开辟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宋明理学的学术领域,填补了民国时期宋明理学研究的空白。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对于今天的福建理学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跨界书写与共同主体性建构——以殖民地时期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为中心

殖民地时期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中的共同主体性,经历了建构与解构、解构与重构的历史进程。在华韩国流亡文人的个体生命自觉和民族主体性是建构共同主体性的根本前提,而在中国的现代语境则始终是其重要的变数。因为中韩志士面临着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在华韩国流亡文学逐渐表现出交互主体与共同主体性建构的特质。这一建构过程大致经过两个阶段：一是辛亥革命和大革命时期,为探索阶段与初步形成阶段,积累了多方面的历史经验。二是全面抗战时期,为成熟与全面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中韩志士作为共同主体参加中国抗战,进而建构交互主体与共同主体性;在文学活动方面表现为同一主题的共同书写以及戏剧文学的创作与共同演出等。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中的交互主体、共同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中韩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亲和性、互动交融性以及共存发展性等特点。     

多学科研究的视角——以台湾文学研究为例

本文结合作者治学的心得,从台湾文学作品的解读、台湾文学古籍的研究和台湾文学历史的编写三个方面来讨论多学科研究的视角.本文认为,在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也应当倡导多学科研究的视角,倡导多学科研究的分工与合作.     

当代区域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以重庆文学为例

文学中的区域因素是指文学中的区域文化特色,是文学创作过程中区域文化因素作用的产物,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控制程度以及文化发展选择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文学和区域文学是其典型代表。当代区域文学研究应该从行政区划的现实出发,从中引出区域文学发展固有的规律。这既可以开拓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也为文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重庆文学因其行政区划的几经变迁,成为中国当代区域文学研究的典型个案。     

论避籍制度与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以贵州为考察中心

清代边省文学发展迅猛,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这与避籍制度有很大关系。避籍制度一方面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另一方面也迫使不愿外出就职的文人选择回避制度要求相对较弱的教职,为边省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具体说来,避籍制度对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江山之助不仅促进边省本地外出文人的创作,而且边省风景与风俗也激发了入边省文人的创作,丰富了边省文坛。二是避籍制度扩大了边省文人外出交流与学习的机会,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增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三是避籍增进了主流文坛对边省文学的了解和认同,促进了边省文学的传播。避籍促进了文人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