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

使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以家庭为基本研究单位,通过把城镇常住人口家庭划分为普通城市居民家庭、农民工市民化家庭和农民工家庭,以避免直接用农民工家庭与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差量衡量农民工市民化消费效应的估计偏误,试图更加准确地估计农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并检验社会保障的作用。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提高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比普通城市居民家庭高;农民工市民化还能降低家庭生存型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逐步改善消费结构;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它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家庭消费改善和教育水平与就业能力提高—总收入增加—家庭消费进一步提升,持续地推动家庭消费的增加,按现有速度测算,如果将我国1亿农民工家庭全部市民化,每年至少新增国内消费约5万亿。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述评

通过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在＂再生产＂视角下从个人、性别、家庭和制度安排4个方面,评述了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相关研究。研究发现,＂空间隔离＂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呈现复杂性;他们保持节俭并尽量汇款回家以维持与家庭相关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另一方面又追求城市消费方式以融入城市,通过消费重造主体性;家庭消费转移至城市以及打破集体消费领域的制度性歧视有利于其融入城市。研究指出,应将其视为＂完整的人＂,关注其家庭消费,同时结合生产和制度安排来考量消费。     

农村土地处置问题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

2009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大部分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土地仍由家人耕种,且1成多农民工将土地转与他人耕种,基本上保证了土地的正常耕作.本文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土地处置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家庭外出总收入和老家地形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外出期间的土地处置方式.最后提出,土地处置的地区差异、农村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和农村土地引发的社会矛盾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关注.     

当代青年农民工婚姻现状考察——基于成都市服务行业青年农民工的调查

以实证方法对当代青年农民工的婚姻现状进行全面考察,结果显示:青年农民工的婚姻呈现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点,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他们的婚姻问题凸现,影响其家庭稳定的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解决青年农民工婚姻问题的关键是加强正确引导,消除城乡二元体制。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基于系统基模的分析

基于江西返乡农民工创业典型调查的信息,采用系统基模方法深入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自身或家庭因素、外部宏观环境、具体微观环境三大因素。个人自身或家庭因素中,家庭经济状况、原来外出打工的收入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呈"U型"关系,受教育与掌握技能程度、个人与家族的人脉关系等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积极影响;外部宏观环境因素中,城市的就业压力和生活成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推进作用,但融资困难与创办企业困难又会阻碍农民工返乡创业;具体微观环境因素中,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公正待遇、家乡的发展环境改善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阶级认同到消费认同：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代际转向

在对农民（工）的传统身份进行简要回溯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历史性的社会结构分析,对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进行梳理。在梳理的过程中,聚焦制度结构变迁与农民工实际的生活处境,以消费为分析主轴,重点考察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出现的认同差异。研究认为,在高度流动性和商品化的消费时代大背景下,作为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着重新适应新环境和建立“认同”的过程,出现了新的、以消费为取向的身份认同转向。     

组织二元性： 管理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组织二元性已经逐渐成为管理研究中的一种新范式,然而,已有研究对组织二元性的内涵与外延却未能达成共识,基于对不同视角的组织二元性理论框架也略显混乱。基于组织学习、技术创新、组织架构、组织适应等领域相关研究的梳理,组织二元性的内涵与外延得以明确界定。以此为基础,搭建组织二元性跨个体、团队、组织、组织间的多层次研究框架,有利于构建中国的管理理论。     

当代中国农民工性问题的社会学探析

农民工的性问题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经济的巨大差异及二元体制,其本质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弱势群体地位。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农民工的性问题,其解决之道在于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话语权,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维护农村社区的完整性,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     

家庭策略与已婚青年农民工的性别结构差异

婚姻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外出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已婚青年农民工家庭在决定外出务工人选时普遍实行性别选择策略,最经常的结果是,男性外出务工,而他们的妻子在家留守。现行农村土地政策、二元社会管理体制、性别收入差距以及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是农民工家庭实行性别选择的重要原因。     

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是研究农民工就业的核心之一,备受关注。从实际调查的566个农民工数据出发,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技能专长、外出务工年限、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技能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就业能力,即年龄越大、技能水平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以及接受技能培训有助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高;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村域经济发展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养老负担和政府推荐就业等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没有影响。     

消费行为与农民工社会融合

在群体异质性视角下,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状况以及消费行为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总体社会融合程度不高,但具有较强的融入意愿,消费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明显促进作用.分类研究发现,消费行为仅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显著积极影响,而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对男性农民工的作用强于女性农民工;理性型消费行为能够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而冲动型消费行为却会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但是节俭型和炫耀型消费行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从结构到文化：农民工消费研究回顾与展望

农民工研究是当下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从消费行为、消费结构、消费观念等方面就近年来中国农民工消费的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综述.一个基本的发现为:已有农民工消费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结构方面,且以区域定量调查为主要方法,消费文化和消费社会功能的研究至为薄弱.而消费文化的研究将会升华农民工消费的意义,并利于农民工消费理论的建构.为此,在研究方法上尚有待加强实地研究和比较分析的分量.     

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为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采用《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及《心理健康诊断量表》对4-6年级的290名新生代农民工子女进行测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弹性整体水平不高,心理弹性与心理症状（MTH总分）显著负相关.回归分析发现情绪调节因素在心理健康中所起的作用最大,其次是家庭支持及人际支持.这一研究结果为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青年农民工家庭教育现状调查与行动研究

在外来人口的重要聚集地——上海青浦区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青年农民工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情况等基本特征以及他们所持的成才观、教子观、儿童观和亲子观等重要家庭教育观念,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探讨和总结了青年农民工家庭教育的特点和影响因素。通过对外来人口集中的学校进行入户访谈、教师访谈,确定了家庭教育指导常见且重要的问题,并开展行动研究,提出了旨在提升青年农民工家庭教育水平和能力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基于兰州市的调查

基于对兰州市所辖城关、七里河、安宁及西固四区的550份问卷调查,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以生存型为主,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不足;消费工具的使用上仍以实体消费和现金支付为主,消费的制度供给不足;消费观念相对传统及消费缺乏计划性。收入水平低、缺乏对消费环境的充分认识、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不足是新生代农民工消费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政府、企业应继续提高收入水平、提升消费环境、完善消费政策、加强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等对策,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合理、健康地消费。     

农民工创业研究评述:进展及未来取向

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的变化,其需求层次逐渐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部分表现出较强的创业意向,并逐渐成为创业主体而倍受关注。通过对农民工创业研究集中于创业原因、创业环境分析、创业路径考察,分析、评价了农民工创业的相关研究,为今后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对浙江省17位农民工的访谈研究

把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和家庭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对浙江省17位农民工进行访谈获得的第一手材料进行内容分析,建构并初步验证了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的概念构思。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是一个多维的构思,包括:工作对家庭的冲突(WFC)、家庭对工作的冲突(FWC)、工作对家庭的促进(WFF)、家庭对工作的促进(FWF)四个维度,但本文发现在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对家庭的促进(WFF)中没有Carlson(2006)所指出的情感促进和心理资本促进。     

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游戏消费行为研究

截至2010年底,国内的网络游戏消费者达到了7598.3万,其中部分是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深度访谈,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因网络游戏的新奇有趣和年轻人的好奇贪玩,以及人际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需要,大多在十五六岁就开始接触网络游戏。他们在时间、精力、金钱上对网络游戏的投入差异较大,消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娱乐消遣、结交朋友、获得成就感或拥有虚拟财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游戏消费对他们的日常消费、现实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不一,并往往与他们在网络游戏上的投入呈正相关。     

NGO与农民工就业：互动效应及其改进路径

在促进农民工就业、提升其劳动技能与维权意识、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同时,农民工NGO自身也会在社会认可度、运行成本的降低及与政府、企业的互动等方面产生推动效应。但是,NGO的发展与农民工就业互动要获得双赢局面仍然存在政策支持少、NGO独立性缺乏及监督主体缺位、服务内容特色不够等诸多限制因素。因此,就业信息的共享、权益保障的互助、政策宣研的传导、就业培训的互惠等成为二者良性互动的改进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