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干部角色冲突与调适

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常会出现冲突的情况,如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与角色外冲突。角色内冲突基于村民社会分化以及村干部理想与现实角色的差异,角色间冲突基于村干部的多种代理人身份的张力、应然角色与实然角色的分歧,角色外冲突基于乡镇干部对村干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界定以及村庄政治的竞争性格局等。经过对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角色冲突类型及冲突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从三个层面来缓解角色冲突的调适策略：即要在社会与政策层面、村庄层面和村干部层面开展具体的行动,采取具体的措施,如此才能让土地流转规范有序,乡村治理有序转型。     

村庄竞争性选举动员机制及治理后果研究 ——基于浙北D村的个案考察

通过对浙江北部D村的个案考察,从村庄社会内部的角度出发,力图分析经济高度分化背景下利益密集型村庄选举过程的表现样态及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深层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其村庄治理层面的后果。研究表明,村级权力的高价值激发了村民参与选举的意愿,以纵向经济分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圈层化构成了村庄内部选举高度竞争化的助推机制;在竞争性选举过程中,竞选者以利益派性为组织基础,采取关系、金钱等策略性动员方式获取选票;村级权力的高价值直接带来了村庄选举以及村庄治理的谋利化色彩,表现在村级资源的分配上,即为分配原则的私人化,导致了村庄底层以上访为主要方式的针对处于村干部位置之上的富人群体的抗争,村级组织面临合法化危机。针对此种情况,提出国家和党组织需对村级治理进行相应的干预。     

农村居民对村委会选举的评价研究—对湖北省长阳县1281名农村居民的实证调查

本研究从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两方面考察了农村居民对村委会选举的评价状况,并分析了不同个体特征的村民对村委会选举评价的差异.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对村委会选举的整体评价不高,对选举结果的满意度也较低;相比之下,男性村民的评价高于女性村民,年长村民的评价高于年轻村民,党员和有过村干部经历的村民的评价高于普通村民.     

村民委员选举中影响村民对候选人选择的因素

村委会的选举,是一种在一定范围内有选择的选举.随着村委会组织法得到有效实施,村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偏好对候选人进行选择.由于村民之间的利益划分往往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因此,是地域关系而不是家族关系,成为影响村民对候选人进行选择的最主要因素.此外,村民在选择过程中,也着重考虑候选人的品德和他是否具备担任相应职务所需要的能力.     

村干部在村委会选举中的角色与行为特征——对40个村委会选举观察的综合分析

本文通过对40个村村委会选举的观察研究,发现在选举中村干部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它对选举具有重要的影响。文章从分析村干部对选举的心态入手,通过对他们在选举中的作用途径、方式的分析,揭示其角色与行为特征。此外,还分析了选举对村干部所带来的实际影响,指出尽管乡村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事实证明,村民直选对村干部的冲击是客观存在的,选举作为村干部的一种约束机制,它能促进村干部进行必要的自我调适。     

公共品供给满意度对村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退出-呼吁”理论的新视角

公共品供给不仅与村民收入及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也与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对中国“十县百村”1 981位村民的调查分析表明：（1）村民会出于对村级公共品的需求而参与选举,反之,退出的概率就会显著增加;（2）不同村民对村集体提供的公共品存在不同的潜在需求,因此也会采取不同的选举行为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3）个人收入来源、受教育水平、村庄规模对村民参与选举的行为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组别之间的影响有所不同。     

村民自治、组织发展与村级治理——以福建省乡村调查为例

依据对村庄问卷调查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发现村财收入影响村庄发展水平,新农村建设需要发展集体经济;“经济能人”主政是村庄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村民在选举过程中倾向选择有能力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候选人;村民自治过程除了加强村两委会组织与制度建设之外,还需要加强对村庄老年协会与乡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引导工作,全面增强村庄自我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村霸治理

［摘要］我国村干部直接由村民选举,在我国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化的推进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我国政治民主发展和现代化的一大标志,但是,在取得可喜的成就之时,也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村霸势力通过贿选、使用暴力、恐吓、威胁等手段影响、干扰、控制村民的选举意愿和行为,影响我国农村的选举秩序和民主化推进,进而影响我国农村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本文就村民自治选举和村委会运行过程中村霸产生的原因及应采取的措施展开简单论述。     

论社会转型中宗族文化的复兴与乡村选举

宗族文化是传统中国农村主导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生产力水平的相对落后、国家行政力量的弱化和宗族自身功能性作用的重新张扬,是改革开放以来宗族文化复兴的重要原因。这种复兴对乡村选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间接影响村民投票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村民自治的选举过程和后续性影响选举产生的村干部的公共管理行为。深化体制改革,强化国家权力影响,建设先进文化,是降低宗族文化消极影响并最终促进其蜕变与消亡的必然路径选择。     

农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的行为逻辑与角色规范

采用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方法,分析村干部在农地流转中的经营人角色,探究其行为逻辑。研究表明,作为村庄经营人,村干部是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其农地流转经营人角色主要表现为农地租赁中的"中间人"、土地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农业资本的合伙人。村干部参与农地流转有利于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推动农地流转的有效配置。但是,作为村庄经营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行为逻辑受到正式权力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俘获,导致村干部经营行为的自利性。因此,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应规范村干部的经营人角色,强化其公共身份,弱化其私人属性。     

福建省村委会选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福建省村委会选举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1)加大普法力度,提高村民民主与法制意识;(2)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民因谋取眼前利益而参选的行为;(3)健全和完善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法律法规,保障村委会选举有法可依;(4)加大对选举的监督力度,使选举更加透明化;(5)实行公开演讲制度,避免村民投票的盲目性。     

论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利益补偿机制的构建

加快农村土地合理流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随着农村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农民的利益流失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征地补偿制度不公平、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农地流转市场体系不完善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等都会造成农民利益的流失。必须从法律体系、市场体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人手,积极构建农民利益补偿机制,推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又好又快发展。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嬗变与政策重构

财物贿选,宗族势力影响,黑恶势力滋长,“半拉子”民主选举渗杂农村民主选举过程,致使农村民主选举制度嬗变,给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基层反腐倡廉工作、和谐农村建设以及当地健康乡风民风的形成带来极大危害。提出重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政策,针对农村基层不同的具体情况,建立行之有效的“新生代”村干部选拔机制,从大中专学生、乡村经济精英、下派干部、技术骨干中选拔村干部,从源头上预防村干部腐败,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农地整理项目农户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现状,对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程度进行了测定,并对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因素进行了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整理项目农户参与程度偏低。影响农地整理项目农户参与程度的显著性因素有是否为村干部、农户耕地面积、农地流转价格、是否涉及权属调整、是否成立了农户质量监督小组、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权责的明确程度、地区差异、村干部对农地整理的态度、户主文化程度、农户耕地块数、灌溉和机械等投入成本、本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已实施的农地整理项目满意程度、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工作程序的清晰界定。所以为充分调动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应重点考虑上述显著性因素。     

竞争性选举对村干部行为的影响

运用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观点进行分析 ,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村委会选举制度引入中国农村 ,对村干部行为的深刻影响。一方面 ,竞争性的选举使得决定村干部去留的权力由乡镇干部转到村民手里 ,村干部为了在换届选举时连任 ,都要致力于为村民做一些实事 ,注意不得罪太多的村民。另一方面 ,村干部也会积极处理好与乡镇的关系、贯彻上级的政策 ,因为他们要做好自治范围内的事情 ,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乡镇的帮助和支持。     

国家权力主导下的村民选举——从自发性民主到现实性民主的探索

中国以村民选举为主要内容的乡村自治的改革经过30年的发展,乡村民主逐渐从自发性民主过渡到现实性民主,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乡村社会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有法律保障的民主权力。村民选举能够在乡村逐渐推行,主要得益于四种力量的推动,即各地农民的实践、民政部门的总结、中央高层的推动和全国人大的立法。乡村民主的每一步发展,都和行政力量的推动紧密联系,可以说村民选举是民间智慧和国家权利相互配合,共同寻找到的一种新的乡村社会管理模式。     

中国农地流转的障碍及其出路

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农地流转合法有序地进行,运用法学和社会学理论,分析了当前国内农地流转在思想观念、基本制度、运行机制和流转动力等方面所面临的多重障碍。分析表明：从宏观规制方面坚守农地流转的基本原则,完善农民权益保护层面的利益协调,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安排好农地流转配套机制,这些都有利于进一步构建高效、规范的农地流转机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利益平衡机制研究——以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转包或农地的租赁为视角

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中,为了平衡农民的生存利益和农地规模经营的经济效益,必须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民非农就业的预期稳定性,准确把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地适度集中的规模和范围以及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地适度集中的时机。为此,可以通过发展经济,解决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弱化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为了平衡国家的粮食安全利益和流入方的经济利益,必须严格管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耕地用途。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中,还应该平衡兼顾农村土地所有者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入方的利益。     

村民委员会“组合竞选制”生长与逻辑的考察

1989年,村民委员会"组合竞选制"在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首次试点。此后至今,村委会"组合竞选制"走过了24年的历程,安徽已有10多个县市的几百个村进行了实验、试行、运行,从未间断。村委会"组合竞选制"经历了"单个村范围内试点"、"乡范围内村实验"、"跨镇范围内村试验",直至"县范围内村试行"。"组合竞选制"的诞生是实践、理论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主观探索与客观背景紧密结合的产物,并且因地制宜地探索了中国特色"草根民主"的具体发展形式。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三同”流转与农地矛盾转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即“三同”）.分析了我国农地流转收入分配的制度基础,农地“非三同”流转的收入分配及其矛盾,探讨了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三同”流转的收入分配及其矛盾.认为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三同”流转后,征地比重将下降,由征地诱发的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官民矛盾会减少,但随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的增加,乡村干部和农民之间有关流转决策权、流转收益风险分摊、收益分配和争地的矛盾将迅速增加.主要农地矛盾将由农民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的官民矛盾转化为农村内部乡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干群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