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志演义》之行文 “重复”及其叙事效果

《三国志演义》不仅与秦汉以来的史传文学发生先后文本互涉,而且还在其文本内部形成难以计数的大量“重复”。这些纷呈迭现的行文“重复”,大略可分为言语、修辞格等层面的“叙述用语重复”和事件或场景等层面的“所叙故事重复”两种形态。前者多用以叙述瞬间之事,后者多用以叙述时空跨度较大之事。除了不断地重申某些信念或伦理道德,小说还不断地“提起前事”,制造一系列“重复”,从而建立起眼前事与往事的逻辑联系,不仅增强了小说结构的严谨细密,而且增添了多种附加涵义。同时,在这部经典小说中,“关合”、“映照”性的行文“重复”不仅呼应了传统“前伏后应”叙事之道,而且带有反讽等修辞色彩。另外,行文“重复”具有“老生常谈”性质,令人感到似曾相识而又似是而非。作者善于把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及英雄人物悲剧的发生归因于惩罚家人或下属,并善于抓住人物的个性化相貌以及日常生活大做文章,形成“祸起萧墙”、“饮酒误事”等行文“重复”系列。从创作心态看,无论是作者“津津乐道”或“念念不忘”,还是“敝帚自珍”,各式“重复”大多旨在创造某种“熟悉化”审美妙致。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战国玺印自名解

战国古玺自称为“玺”、“句”、“曲”、“丩”。从词源的角度来看,“玺”、“句”、“曲”、“丩”皆有“止”义,用作古玺自名,是因为其主要用于封缄物品的缘故,取其“封止不泄露”之义。燕国的长条形玺自称为“鍴”,或读为“瑞”,影响很大。其实,燕国长条形玺的性质与“瑞”不符,“鍴”当读为“揣”,训为“捶”,因其用于捶锻压抑印文而得名。     

《石仓契约》字词考校八则

“蓬”并非“降”的异体字,而是石仓方言口语,为丛、堆义;“崩蓬”为崩塌的土石堆义。“达断”并非到达实地确定义,“达”当同“踏”,“踏断”为实地勘察并作出判定义。“的”通“待”(如“的至”),又通“代”(如“的笔”),又通“嫡”(如“的叔”、“的侄”),又通“滴”(如“的水”)。“二比”并非“二相”之误,而是近代口语词,为双方义,与“两造”、“两身”义近。“芳荒地义。“峎”为“岗”的方言记音字,为山脊义。“血”有嫡、亲义,“血业”即谓嫡子嫡孙相传的产业。“粮迫”并非“两迫”之误,“粮”为税粮义,“粮迫”为税粮逼迫义。     

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文学实践功能

                           
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语涉及先秦时期文学的生成、保存与传播问题,具有文学实践功能的范畴意义。古代文学中的“文言”、“文章”、“文学”等概念,都是由这种思想生发出来的。认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演变历程,是理解中国古代文学概念生成与衍变的重要途径。       

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倒（酒）”概念域成员的历史演变研究

“倒酒”义词是汉语的常用词，现代汉语共时层面呈现“筛”“泻”“斟”等词与“倒”南北对立的局面。汉语史上“倒酒”概念域的主要成员有“斟”“酌”“泻”“筛”“倒”等，且经历了“斟/酌→酌→斟/泻→斟→倒”的主导词更替；“倒”首先取得“倾倒非酒类液体”概念域的主导词地位，之后不断积蓄力量，自民国以来逐步取代了“斟”在通语“倒酒”概念域中的统治地位。换言之，现代方言“倒酒”概念域成员南北对峙的雏形是五四以来才形成的，历史并不长。     

“颜元”的诞生——清初学者颜元思想激变过程的重建与诠释

初思想家颜元的学思历程,在既有研究里呈现为一种标准论述：颜元在39岁之前名叫朱邦良,他在34岁那年获知了自己实为颜氏子,因其父早年为朱氏养子,故他出生后方冒朱姓;随即他的学术面貌也发生了激烈转变,几乎一夜之间就从笃信程、朱变成力反程、朱。39岁时,他归宗颜氏,名为颜元。由此他的学术生命大体以34岁为界,分为此前的“朱邦良”和此后的“颜元”两个阶段。从“朱邦良”到“颜元”的转变也成为清初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传统的意见基本认同“颜元”是“朱邦良”顿悟的结果,近来的研究则认为“颜元”是由“朱邦良”逐渐蜕变而成。事实上,通过对他学思历程中若干节点和面向的重建,可以看到早在学变之前,“颜元”就已经站在“朱邦良”的身边;“颜”“朱”两种学术性格始终并存且相互竞争,34岁时的学变并不是“朱邦良”变成了“颜元”,而是“颜元”通过奋斗最终击败了“朱邦良”。对“颜元”的诞生过程尽量真切的了解,是评估在清初震动一时的“颜李学派”的坚实基点。 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比较优势边界与国际贸易政策研究

用价值来衡量比较优势的利益存在货币幻觉等不足,应该用产量来衡量比较优势的好处。但是,采用aX/aY&;gt;bX/bY方法来定义的比较优势掩盖了比较优势陷阱。为深入研究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陷阱的关系,运用规范方法,采用aX/aY&;gt;1&;gt;bX/b_Y来重新定义比较优势,创造性地提出“比较优势边界——1”的概念。研究认为,根据比较优势陷阱系数,可以将比较优势陷阱分为“深比较优势陷阱”和“浅比较优势陷阱”,当比较优势陷阱系数等于1时,称为比较优势陷阱边界。同时,也可以运用45度对角线原则即比较优势陷阱边界——1来判定某国所处的比较优势陷阱路径,根据该路径可以分析其所实行的国际贸易政策的原因。     

中庸政治思想解读：基于“位”“功”的视角

“中”,从圭表、旗表意义演化为权力、权位的象征。周武王、周公之时,又把地理意义上的“中”（即国土正中）糅合进来,进一步强化了“中”的“位”义。“庸”具“功”义,且在春秋时期相当流行。孔子把“中”“庸”融合为“中庸”,成为新思想。所谓“中庸”,从政治层面而言,即指执政的君子通过“中”位（王权、王位）,心怀诚敬,交通天人,调和上下,选贤任能,以“建立民功”为最重要的“德”,从而实现政通人和,政统长永。简言之,中庸即是以位求功,以功保位,“德”“位”“功”合而为一的治国理政之道。     

论两宋理学“观天地生物气象”义蕴及其多向性展开

“观天地生物气象”话语来自于“观物取象”文化传统,因之具有会通性基因并发展出独特文化义蕴。之中“观”具备兼手段与目的的特性,其体用的基本方面由原始儒学“观”之义蕴发展而来,而非来自佛教。“生物”、“气象”以及“观天地生物气象”等话语义蕴,亦是层积地发展而形成的。二程在继承邵雍、周敦颐等人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对该话语之“体”、“用”与“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朱熹则从体、用及其关系方面,以具体化、超越性的发展向度,对该话语整体性义蕴进行了开掘。由此,“观天地生物气象”因其具备会通自然界与道德界的体用属性而具有重要文化价值。
关键词：     

所有、总体与实践——马克思所有制概念解读

马克思对Eigentum一词的应用包含了“一体两翼”的内容。“所有”是其主体内容,“总体性”和“实践性”是“所有”的两个基本特征即“两翼”。其中,“所有”意味着所有者把生产资料看作是“自己的”这样一种关系;“总体性”意味着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在特定的社会体系之中实现出来的;“实践性”意味着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在物质生产中实现出来的动态过程。所有制的内容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演变成为“所有权”和“财产”的主客对立模式,“所有权”是国家这一总体性关系的代表赋予公民的普遍的权利,“财产”则成为脱离生产过程的被抽象占有的所有物。     

论“五大理念”的思想解放力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辩证的统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联系极为密切的集合体。“绿色”反映了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必然。人类独有的社会性决定了要把“共享”作为目标。变平、变小了的“地球村”要求扩大“开放”度。“协调”和“创新”贯穿于“绿色、共享、开放”之中。新发展的“五大理念”在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中将会不断丰富和提升我们对其的认识。在把新发展理念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起点上,尤其需要放眼量,不能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开放取决于思想的解放,胸怀的豪放,热情的奔放。“创新是动力”,创新自身也需要动力。这动力就是不拘一格,就是百花齐放,就是彩虹般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建设一个与绿色自然生态相对应的“宜创”的“彩虹学术生态”。为了做到共享必须坚决摒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错误理念。“兼顾公平”论是作为“原则”来推行的,对原则错误要作为原则来纠正。建议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公开批评“兼顾公平”论。为了协调,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政府与民众间的枢纽,是民主的DNA;社会组织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调节器;社会组织的数量、结构、质量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尺。害怕社会组织是缺乏制度自信的表现。     

体验·隐喻·历史——福柯“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研究

福柯文艺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关系本体论”。福柯在“文学时期”就思考并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文艺本体论性质是“关系本体论”,基本方面由“体验”、“隐喻”、“历史”三个维度构成：“体验”是存在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思维;“隐喻”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维度,体现为语言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型构造;“历史”是结构与变化的关系维度,话语分析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福柯的“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反思与认识价值,对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先秦时期的祝官文献主要面向神灵,但有时也指向世俗层面,如《周礼》六辞。“六辞”中的“会”是“话”字的假借,因此“话”是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祝官在早期承担训诫的职能,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以用于训诫。这些辑集的格言谚语形成话体。“话体”最初作为一种承担着训诫职能的仪式性文体,它属于祝官文献。随着史官群体及优人群体的兴起,产生了语类文献及优语文献,这些文献促使“话体”由神圣性文本向世俗化文本的转变。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话体”为“语体”所继承;二是“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在殷商及西周早期一般用“话”来指称记言文献,这一用法在春秋时期被“语”体所取代。先秦时期重视讲说故事的“善言”性质,而话本及说话伎艺突出故事的娱乐性,这种由“善言”到“故事”的转化实际上反映“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     

《庄子》的“自”世界

《庄子》的“自”类语词—观念群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世界。“自”世界包含形上和现象两个层面。“自本自根”“自化自生”“自然”是最为重要且关系密切的三类范畴：“自本自根”表示形上之道是世界的本原,既独立自存又生成、畜养着现象“自”世界;“自化自生”表示现象之物自主地运动、变化、发展,反映基本和普遍的存在状态,依据道、本性,可分为本真的“自化自生”与非本真的“自化自生”;“自然”表示现象之物自身合理、合道的本性与存在状态。“自”世界的重心在于自我应当避免非本真的“自化自生”,实现本真的“自化自生”,处于良性的“自—他”关系中,亦即展开与呈现“自然”。      

儒家的礼、“自我”与德性完善

儒家的自我既是“礼”的遵循者、又是“礼”的制定者。借用康德伦理学的术语,儒家的自我是 “为自己立法”的。然而,由于康德否认了人有“智的直觉”,人 “为自己立法”这一理念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并未得以实现。而儒家学者通过承认人心是无限心并具备理解天道的潜能,从而使人“为自己立法”成为现实。因此,尊重自我就表现为人动态地、创造性地完善自己的德性的过程。这一特点也把儒家的“自我”既与自由主义中的“自我” 、也与康德伦理学中的“自我”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