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陆地边疆的价值性、基础性及基本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边疆制度、实施边疆治理的国家。自有国家文明肇始,日渐形成中原华夏和边缘四夷的天下观。"天下""五服"是奠立先秦边疆观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从传统帝王的"家天下",逐渐走向民主共和以及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在中国从王朝国家转变为主权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陆地边疆也相应地经历了历史嬗变过程。"天下"表达盈缩的思想观念,对中国陆地疆域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影响,需要对王朝国家"天下"与"中国"的价值理念进行合理的解读。"疆域"与"边疆"是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陆地边疆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基础性的边疆,近代中原王朝时期西南边疆的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边疆特色和显著的历史特点。清王朝统一历史疆域版图代表着中国领土的基本范围,主权国家边疆具有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的本质特征。人们可以透过主权国家边疆的本质特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主权国家边疆所独有的特殊差异和内在规定性。边疆治理是巩固国家政治利益、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实践——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

"大一统"思想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大一统"思想虽然萌芽于先秦时期,但形成于西汉武帝时期,其核心是"汉为天下宗",董仲舒等对"大一统"的解读是对这一观念的完善。"大一统"思想形成后为后代所继承,隋唐两朝是积极的实践者,但边疆族群尤其是游牧族群的继承和发展则使其成为了缔造多民族国家的积极主导者。兴起于东北地区的清王朝则更加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思想,最终促成了多民族主权国家的定型。     

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和"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和"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陆疆多民族“和谐社区”的建构与社会安全

中国陆疆经历了从四夷各自聚居到多民族逐渐杂居的历史演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继承历史的制度创新.建国60多年以来,边疆已呈现出城镇杂居、乡村聚居的居住格局,这种居住格局为和谐边疆的构建奠定了地域及文化基础.除此之外,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多民族杂居格局的范例表明,多民族杂居的和谐边疆社区对国家安全意义重大.因而本文从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其他多民族国家陆疆民族居住格局比较角度出发,论述多民族“杂居社区”的意义及构成要素.     

北部边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贡献

在共同缔造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辽阔疆域的过程中,中国疆域内各民族形成了紧密相联的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对这种民族关系的精炼概括。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开始走出农耕区的自然界限,其疆域与周边民族地区逐渐相接且互有伸缩,促进了各民族因疆土之争产生的碰撞与交融的历史发展进程。在北部边疆,伴随着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边疆范围也出现反复波动,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各民族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相互依赖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北部边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辽阔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     

论中华民族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整合

民族分布格局同地理生态结构的一致性,加之历史上"华夷之辨"的疆域治理范式,形成了中国异质性和碎片化的传统边疆。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构建的开启和推进,原本隶属于不同族体的各边疆版块始渐为整个中华民族所共同拥有,内外分际的疆域格局被解构和重组,并通过"人"的维度实现了"地"的整合。这既是边疆属性从"民族性"到"中华民族化"的转变过程,也是边疆格局从碎片化到整体性的转变过程。但就目前境况来看,中华民族"多元"的结构性特征不断固化,而"一体"的国族属性相对虚化,使得这种疆域整合机制开始松动,因此需要重新调整中华民族建设和发展走向。     

正确对待古代爱国主义思想三论

作者从古代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视角出发,就正确对待古代爱国主义思想问题,做出了新的理论探索。本文认为孔子提出的"天下"观,解决了古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外在形式;孟子创立的"民本"观,回答了古代爱国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董仲舒概括的"《春秋》大一统"的统一观,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巨大精神力量。     

世界历史的“主辅线”和中国历史的“双边疆”——中国边疆的体用观、层级论及其近代转型

体用观念、家国形势、亲子关系是中国疆域形势观的典型表达方式,建立在"生产方式制约论"之上的"世界历史民族红金主辅线研究范式"是拉铁摩尔"双边疆"范式的理论基础。在游牧小循环与中国大循环的体用关照之下,"外边疆"的近代转型可以分为领地回收型、关下划界型、边外土司型、租地游牧型、瓯脱自弃型等。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边疆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推动边疆经济发展和经济分配、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协调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战略等行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中国边疆治理造成了新的挑战。在这个边疆争夺日益激烈,国家疆域形态多样化的时代,必须推动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治理的多元主体,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设,主动应对非传统边疆安全危机,积极对外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进一步提升边疆形态多样化意识。     

清末“藏俗改良”:一个文化认同的个案研究

文化认同研究对国家社会秩序的哲学关怀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思维启示。在文化认同理论视域下,儒家文化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中文化认同的向导。在清末西藏边疆危机严重的情势下,张荫棠劝导的"藏俗改良"是以创新的儒家文化为向导加强中华文化认同、巩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清王朝国家认同的一个典型个案。在新的时代,重新审视历史的过程和意义,将有助于我们在西藏更好地开展加强"四个认同",以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     

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实践

汉武帝"大一统"思想在建元六年(前135年)第二次出兵调节百越之间矛盾时已经形成,其核心内容即是"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其后,汉武帝将其用于指导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实践,先后对匈奴、南越、卫氏朝鲜、西域、西南夷等展开了一系列的统一行动,值得关注的是行动的借口多是汉武帝主动制造的,反映着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行动是有计划的。汉武帝构建的"大一统"王朝,不仅为其后昭、宣二帝进一步拓展有效管辖区域、完善西汉王朝的"大一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汉武帝构建起来的"大一统"王朝疆域的规模,也成为后代各朝显示"大一统"的比照对象。因此可以说,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实践不仅奠定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的基础,也积极推动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最终形成。     

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再探——以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拓展研究为例

李安宅先生早年提出的"边疆性"问题,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在当今的边疆研究中是可以进行拓展研究的。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历史地看是有其自身学理依据的,不仅在于其在社会学上的指向,也在于其横跨了多种学科研究的底蕴。面对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有学者从战略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进行了诠释,认为边疆性是清朝中国的一种统治状态下的战略,这种研究思路进而又扩大到对中亚国家的边疆问题分析上,但都未对"边疆性"下过定义。文章通过解析已有研究成果,尝试对"边疆性"概念下了定义,试图对具有普遍性边疆性质给予内涵到外延的厘定。     

中国古代的“天下”表达与边界实践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是无边界的,这只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天下"表达。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明确的边界观念和边界实践。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应该是有天下表达和边界实践两个维度,"天下"表达是一种开放性的、模糊化的表达,它以"天下共主"的姿态,表明对世界统治的观念,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表达;在具体实践上,中国古代是以边界的清晰化为旨归的,大体可以分为清晰的边界和中间地带两种类型。表达是一回事("天下"表达的模糊化),实践是一回事(边界实践的清晰化),两者结合又是另一回事(统一于"大一统"诉求)。"天下"的模糊化表达与边界的清晰化实践形成了抱合力,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即既此且彼,灵活把握,一切以利于统治为目的,这种智慧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秩序。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法政思想源流

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除了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法政制度构造方面的"大一统"设计、思想源流方面"天下"观与"华夷之辨"之间的张力也是重要原因。在古典中国政治哲学的"天下体系"构想中,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均为天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华夷之辨实际上具有相对性。天下体系中对统治者唯一性的强调、对"中"意识的强调,使得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出身的政治精英,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视割据为乱象、视统一为正统,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举措来巩固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论边疆的政治属性与政治性的边疆观念

边疆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政治地理空间,此外还具有地理、文化、经济等附加属性。在不同国家形态下,边疆观念会随着某种边疆属性的凸显而发生相应调整。民族国家时代,受主权体制、地缘政治和国际体系影响,政治性边疆观开始兴起。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国家发生了重要转变,西方国家适时更新了边疆理论。但在中国,传统文化性的边疆观却仍在延续,并难以兼容于民族国家语境和全球化形势。面对这种境遇,中国须建立一种由主权疆域和超主权疆域组成的双重疆域架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多个圈层结构的边疆范畴,从而形成自己的边疆话语体系。     

前言:创办《民族法学评论》 加强民族法学研究

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贵州民族学院法律系是贵州省的重点学科,师资力量雄厚,目前已公开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民族与法律》、《民族法学通论》、《民族法学讲座》等专著60余部,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教师中有博士4人,硕士12人,教授、副教授人数占全系总数的60％。法律系除了培养本科学生外,还分别与武汉大学、云南大学举办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培养硕士研究生。为了便于开展教学与研究     

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过程中的直省角色——以清代甘肃地区为切入点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清朝中前期,随着大一统的推进,甘肃地区逐步从清朝疆域的边缘过渡为疆域的腹地且为边缘直省,成为链接内地与西北藩部的地理枢纽,在清朝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地位日益重要。综观整个清代,甘肃地区从军事力量、后勤保障、民族融合、互市贸易等多个维度支撑着清朝疆域的统合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这反映了清代疆域治理中的直省“角色”,即清朝以甘肃等边缘直省为地理支点,以广大直省腹地为经济依托,才得以实现大一统并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     

整体性:方国瑜的理论贡献

方国瑜教授于1963年发表的《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针对国内外一些学者将中国历史当作单一的汉族历史,将非汉族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的荒谬言论而提出来的.论文揭示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在经济与文化的整体性,在政治上分裂的偶然性与统一的必然性,在社会发展上的差异性与一致性,论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根本原因、历史真实和发展趋势.在面临新的边疆危机之时,我们重新学习方国瑜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对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加强边疆的建设、促进民族团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末边疆危机应对与边疆观念变化

晚清的边疆危机直接引发中国人边疆观念的变化。面对被迫划定边界、边境人口管理新问题、边疆主权全面遭到侵夺等种种现实危机,人们的边疆观念至少在三个方面发了变化:在空间认识方面,由传统王朝疆域观念向具有明确边界意识、重新认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代国家领土观念的过渡;在边疆族群治理方面,由"因俗而治"的文化疆域观念向注重区域管理的地域边疆观念转向;在边疆功能认识方面,由治内边疆观念走向治内、御外并重的边疆观念,由此全方位地建设强固边疆的理念渐成共识。清末边疆观念的变化只是20世纪中国现代边疆观念形成的开始,其间多见新认识的萌芽与现代相关观念意识的初生。     

近代西方“边疆”概念及其阐释路径——以拉策尔、寇松为例

近代西方"边疆"概念对近现代中国的对外决策与国家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继续影响着中国现有的知识范式。作为德国和英国边疆理论的代表人物,拉策尔的"边疆有机体"学说和寇松的"科学边疆论"极大地影响了各自国家的对外关系与边疆战略,形成深远的国际性影响,对当代中国边疆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比较与反思的知识与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