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榛诗论的美学诠解

明代诗论家谢榛的诗学著作《四溟诗话》(《诗家直说》)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美学阐释空间,对于当代的美学理论建设也有较重要的裨补意义。谢榛论诗,首重感兴,主张作诗"以兴为主",不仅将"兴"作为诗人产生创作冲动的动因,而且还视为诗歌能否"化境"的直接条件。谢榛论诗之感兴,非常重视其偶然性质,谓之"天机",而且对艺术创作的审美主客体关系有着更具创造性的阐发,揭示了审美主体的建构作用。对于审美主体的修养和独特个性,谢榛有颇为全面的论述。谢榛认为好诗应该达到"浑成无迹"的状态,它并非决定于客观物色,而在于诗人的审美构形能力。谢榛还对诗中"妙悟"作了重要的发挥,认为其是养成诗人审美主体性的枢机所在。谢榛特别重视诗的整体审美境界,并认为其中应有内在的生命感和动态的神气,而这是具有幻境性质的,也是诗人之"悟"的产物。     

诗论二题

创新 “新陈代谢”,“吐故纳新”,这是世界上自然发展的规律。只有“新”才是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新的发明、新的创造才是推动世界前进的动力。把文艺作品叫做文艺创作,就是贵在这一个“创”字上,就是贵在创新上。如果,文艺作品中,没有“创”出“新”东西来,它就失去了艺术的生命力。诗歌创作更是如此。 马克思说:“专事模仿的诗人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托尔斯泰也说:“从诗中得来的诗不可能感染人们！”我国古代诗人和诗评家也很强调和重视诗歌的创新。《修词通鉴》中说:“作诗最忌蹈袭。”“随人作诗终后人。"     

诗论

什么是诗?这是学诗的人所遇到的第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是他从感性的"兴趣"进入理性的"认识"的一个关节。正由于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所以古今中外,讨论的人不可胜数,其中不少是大师级的。我认为他们     

王昌龄妇女诗论略

王昌龄的妇女诗主要描写了三种女性:宫女、贵族妇女、民间女子。宫女诗多表现望君幸临和羡艳受宠的情绪;贵族妇女诗概括了女子的现实命运;民间女子诗多表现自由、欢快的感受。场景描写、民歌艺术是王昌龄塑造妇女形象的主要手段。王昌龄大致以宫女诗寄寓个人情怀,以贵族妇女诗传达诗人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以民间女子诗表现诗人的理想境界。     

王独清的诗论

我国最早受到法国象征派的影响,运用象征、暗示手法创作象征诗者无疑要推李金发。早在一九二○年,他在法国留学时,由于受到象征派诗人皮特莱尔、马拉美、居友、魏尔伦的影响,开始运用象征、暗示手法创作象征诗。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他先后出版了诗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李金发的象征诗,比起“五四”时期的自由诗派和二十年代中后期新月诗派的诗,艺术上有明显的特色。朱自清曾指出:李金发“不注重形式而注重词的色彩与声音”,“要充分发挥词的暗示的力量,一面创造新鲜的隐喻,一面参用文言的虚字,使读者不致滑过一有词去。”①其实,李金发诗歌这些艺术表现上的特点,并非诗人基于一定的诗歌美学自觉追求的结果,而是模拟法国象征派诗歌的产物。也就是说,李金发对于接受西方象征诗派的影响,缺乏主体意识。不但较早地     

刘勰的诗论

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体裁,贯穿着古代文学的始终。因而中国古代文论主要的是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文”,尽管是泛文学的,但其主干则是诗赋。“文心”,相当一部分是诗心。刘勰提倡“宗经”,其一是《诗经》。根据五经总结的“六义”,其中如“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也可以说是诗的义则。“文之枢纽”中的《辨骚》篇,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屈骚的艺术价值。风、骚并峙,在理论上揭示了古代文学的两大源流。“论文叙笔”中,《明诗》篇论述了诗的历史、诗的特征。《乐府》篇论述了诗与音乐的关     

"真诗"的探寻:清初明遗民诗论

针对墐钱木偶盛行的诗坛现状,清初遗民诗人接续前人的求索精神,重提"真诗".真诗的要义,从诗人主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有"真性情",要"有诸己而后出",在这方面,他们不仅继承明末公安、竞陵派的合理成分,也弥补二者的严重不足,不仅正确地找到真性情之源,也辨证地提出既发愤抒情又苦吟锤炼的性情表现观;从客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发挥和承担当代史的功能和责任,在传统的"以诗证史"之外,创造性地提出"以诗补史"、"以诗正史"、"以心为史"等新说.清初明遗民诗论多方面发展前人,扳正时弊,突破官方诗教的羁縻,既是解读曾经极盛的遗民诗的一个内在因素,自身也是一笔重要理论遗产.     

金克木的诗论

人们很少知道,哲学家金克木在30年代既是一位现代派诗人,又是一位现代派诗论家。他踏进现代派的行列,经过了一个诗风转换的历程。他开始写诗时,运用的是旧体诗的形式。1933年5月,他在《现代》三卷一期上,发表了《诗四章》,和现代派的众多诗篇一样充溢着哀伤的情调,但意象的联络不象现代派的有些诗那样奇特,诗的题旨也不象现代派的有些诗那样晦涩难懂。诗人1936年出版的诗集《蝙蝠集》里面固然有现代派意味比较     

诗论:喻体的选择——从柏拉图到华兹华斯

从柏拉图到华兹华斯,西方诗论历经两千多年.在其漫长的建构过程中,围绕"什么是诗"这一命题展开的讨论从未停止.柏拉图以客观唯心主义立场把诗界定为"模仿的模仿",华兹华斯以情感立论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外溢".然而,无论诗的源头是出自"眼睛"还是出自"心灵",对"什么是诗"的回答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变换喻体的方法.本文旨在揭示五彩滨纷的诗论背后隐伏着的隐喻思维.     

崇高的恶作剧:严肃外表和幽默内心之间的巧妙掩映——重读The Road Not Taken

我们在对国内学界对The Road Not Taken一诗研究成果综述评介的基础上,精心梳理借鉴国外(主要是美国)学者的第一手研究资料,特别是诗人Frost与友人往来通信等,结合诗人诗歌创作理念,指出诗人的写作初衷不是抒发个人际遇,而的确是为怀念好友而作。此诗并非一首励志诗,而是选择主题和冲突主题的复调变奏。借用诗人笃信的Emerson哲学,对于美国学界关于此诗主题"选择说"的六种代表观点筚路蓝缕,可见诗中的I并非诗人本人,而两条路也毫无好坏之分。对sign和difference意义的不确定性做了深入阐释,证明此诗是一个掩映在严肃外表和幽默内心之间的崇高的恶作剧。     

简论南社诗人姚鹓雏的诗论和诗作

姚鹓雏是南社杰出的诗人，也是南社唐宋诗论战的当事人之一。本文对姚鹓雏的诗论和诗作进行了论述，主张学术界应当给姚鹓雏以应有的地位。     

略论唐代的以诗论诗

以文论诗,早在《论语》等先秦著作中已有出现。而以诗论诗则为唐朝杜甫首创。唐代的以诗论诗内容包括阐述对诗歌的继承与创新等问题的看法;评论历代诗人的诗作及艺术风格;赞颂唐代著名诗人的艺术成就及杰出才华;叙述诗人的写作甘苦及诗人之间的赠答寄忆等几个方面。由于以诗论诗具有篇幅短小,内容专一,写法灵活等特点,所以在唐代诗界较为流行,并对后世的诗评产生巨大的影响。自杜甫开创以诗论诗的先河后,以诗论诗就成为我国传统的诗评形式之一,并一直绵延于今。     

现实与比喻:台湾当代诗的意象空间

台湾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的震荡引起人们思绪的翻腾。"诗人所为何事?"是诗人在这样的时空下存在的探问。诗的"生命感"变成"有心"诗人自我的鞭策。但现实的关照,并非将诗变成陈情书。诗是透过语言比喻系统的产物,而不是目的论的呐喊。诗人的书写必须面对现实,但却拒绝成为现实的工具。面对现实而能展现想象力是诗人创造力极严苛的检验。一方面,诗人必须避免文字的"说明性"以免将诗沦为散文,另一方面,诗人在避免"言说"的过程中,又要展现与现实唇齿相依的生命力。从当前台湾的家国认知、政治情境、经济状况、文化历史归属、与生活空间定位等面向,将可检视有创意的诗人如何以比喻与意象展现生活空间。     

人境庐诗论简议

1902年11月,人境庐主人黄遵宪在写给诗人邱炜萲(菽园)的信中,有一段这样的话: 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然才力薄弱,终不克自践其言。譬之西半球新国,弟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耳;若华盛顿、哲非逊、富兰克令,不能不属望于诸君子也。这一段“夫子自道”,是黄遵宪在临终前三年对一生诗创作的自我评价。若论人境庐诗论,何尝又不如此?诚然,在诗论建设中,黄遵宪虽然不曾有过“别创诗界”的企图,但和前人相比,他对于诗的见解,确实有所提高,有所发展;和同时代的人相比,     

诗格与人格:胡风诗论解悟

胡风论诗最为看重的是两点 :一是注重诗人的人格力量 ,强调做人重于作诗 ,只有圣洁的人生 ,才有圣洁的诗 ;一是强调诗人的主观作用 ,认为诗是主观突入客观而产生的情绪的凝结 ,诗人的主观只有突入客观 ,与客观达到高度融合 ,才能创作出好诗。另外 ,基于表达圣洁、自由的人生的需要 ,胡风又将热情奔放的自由诗定为一尊 ,明显地流露出轻视乃至否定其它诗体形式的倾向。这是其创作论的一个特点 ,也是其明显的缺陷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     

论吕亮耕的诗艺与诗论

吕亮耕重视诗的艺术技巧，却不赞同“唯技巧论”。他的诗作，意象鲜明、生动、丰富；语言清新、洗炼；他不但是在诗坛上不断地探索诗艺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位少有的诗论家。他的诗论主张体现在以下几方面：诗歌本质论；诗歌的社会作用与诗人的社会责任论；诗歌语言论；诗歌技巧论；诗歌风格论；诗歌创作论     

闻一多的诗论

一九三五年八月,朱自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所写的《导言》中指出,闻一多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的确,闻一多不但是杰出的爱国诗人,而且是著名的新诗理论家。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闻一多和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等人一起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了《诗镌》。他们面对新诗中衰的现状,决心研究新诗的新格律和新音节。虽然在此之前,刘半农、陆志苇、钱玄同、周无     

“五窦”及其诗论略

褚藏言选编<窦氏联珠集>为唐人兄弟同集之仅存者."五窦"之诗为唐人家族文学的一个样板.他们的诗于题材上虽亦各有所长,但总体风格是相似的,艺术水平一般,缺乏开拓创新精神,是中唐诗坛大多数诗人的代表,七言绝句是他们写得最好的一种诗体.了解他们的诗歌创作,对认识中唐诗坛的总体风貌甚有裨益.     

《伐檀》主旨新探

<诗经·伐檀>一诗主旨,并非"刺贪"或"反对阶级剥削".通过对诗的作者、车的用途、<诗经>时代魏地情形的考证,以及诗末句的训释可推知:诗人以车正(车人之首)的身份,叙写伐檀造车之事,并拟用对答之语,借以肯定自己为"不素餐"者,理应受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