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族群到民族:中国西南历史经验

20世纪上半叶,早期从事边疆民族考察的学者在西南地区汇聚最多,显示本地民族状态远较其它边疆地区为复杂。当时有些学者曾对西南少数民族之调查研究表示怀疑或反对,他们认为本地人群大多早已汉化,民族调查所作之"民族"识别反而会影响中国民族的团结。即使在中国民族识别完成后,部分西方人类学者仍基于其对"民族"及"族群"(ethnic group)的认知而对西南民族分类与识别表示异议,西南各民族内部之地方族群亦有重新识别的吁求。本文将说明造成此现象的一些地理环境、人类生态、历史(含历史事实、记忆与心性)背景,并藉此强调结合人类学、历史学与现实关怀的反思性研究之重要。     

"民族识别"的分类学术与公共知识建构——斯坦福大学墨磊宁(Thomas S.Mullaney)博士专访

墨磊宁博士在访谈中从自己对语言的持久和专业兴趣出发,回顾了他对中国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的文献研究和田野考察过程.他认为,对西南民族的探索应超越单一民族的研究模式,走向民族史和民族学学科史相结合的研究方向;对中国民族识别工程的认识也应具有历史的深度,在认识50年代苏联民族定义影响的同时,需进一步扩大到对20世纪初期西方的西南语言分类体系继承的探讨,而且应分析民族分类如何被自然化、成为公共常识的过程.     

民族识别原则的变化与民族人口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国民族识别取得了卓著的成绩.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方面实际工作仍在进行,另一方面费孝通等民族学家也对此项活动做过不少理论总结和学术反思.本文以近年贵州黎族的生成及对穿青人身份归属的一种建言为切入点,探讨两个不同时代民族识别标准的差异,指出当前工作中观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主观意愿"的权重相对于"客观标准"而言,有上升的迹象;这对人口的族际变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至于对实践中产生的结果如何结合国外思潮进行新的理论提升,则尚有待民族学家的深入思考和广泛讨论.     

民族起源学说在20世纪中国

在20世纪中国近代国家建设和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民族的起源问题一直是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注意到这一阶段的有关历史情况,但是主要关注20世纪初期,而极少与其前后时期联系探讨。至今,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学说和争论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地位。对民族起源学说而言,20世纪中国的论争,第一是"外来/原住"模式向"土生=世居"模式的转化;第二是一元论和多元论反复交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苗族史论。在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期,苗族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土著民族。这种"苗族原住"学说,与当年流行的"汉族西来"学说相结合,长期以来,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的形成,以及有关学科的发展。     

重观民族识别:综合与变通

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长达20多年的民族识别,可谓"民族工作创举",一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实际效果,另一方面也受到各种不同的评价甚至批评。作者认为,民族识别是一项综合性的国家工程,不是所谓的"苏联模式",也不是所谓的"英国模式",而是各个模式在中国实践中变通,"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创造性成果———"中国模式"。     

“民族问题”何谓?何在?何治?——民族研究范式概议

"民族研究范式危机"的议题讨论共有三位学者参加,分别从不同视角反思了民族研究范式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影响,并对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学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明甫通过社会研究、民族问题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研究等三种围绕"民族"的研究范式之概议,探讨了"民族问题"的何谓?何在?何治?何明从民族学的学科认同、学者的社会信任以及学术体制的视角,讨论了民族研究范式的危机与破解,包括重构"民族"概念、构建广开言路、平等对话、共同协同的体制机制等。范可通过"族群范式"和"边疆范式"对民族研究范式危机进行了反思,指出边疆范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狭隘的,对学术和政府治理无所帮助的视角与思维方式。     

日本法人类学及民族法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本文对一百年来日本法人类学以及民族法学的发展过程及研究水平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指出,战后受德奥学术传统影响,形成了民族法学的使用习惯,受美国学术思想的渗透,形成法人类学的术语,与民族法学并用,各有所重。文章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有关中国民族法制建设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评述,指出日本对中国民族法的调查研究成果南方多于北方。     

民族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新范畴——如何准确把握当代民族的时代特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中,"民族开放性"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范畴。"民族开放性"范畴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是改革开放探索实践中所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准确把握全球化进程中当代中国民族特点——民族的开放性,对破解当前民族关系困境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民族的开放性与民族社会体系的自组织功能的互动过程中,民族处于不断的变迁过程之中。因此,"民族的开放性"问题的提出,它为民族理论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领域,并对研究民族变迁拓展了新的路径;同时,民族的开放性又是民族交往、族际关系整合和民族之间共生关系的基础。"民族开放性"范畴也为民族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对研究民族交往的发生机制,多民族共生态联系等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开放性问题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中西之间的西南视野:西南民族志分类图示

近年来海内外人类学界对中国族群问题的讨论,时间上大多以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识别的系统工程为起点,但这些讨论既表现出对清末和民国初年中西方的中国民族分类观缺乏相应的探讨,又表现出缺乏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中国民族分类话语的流变及其相关的政治语境等问题。本文以西南族群空间为例,探讨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方在西南民族分类中的两种视野,即"中国化的西南视野"与"帝国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之间的抗争。同时兼论中国人类学界在建构西南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所遭遇的"西学"中国化的困境以及相关的地方能动性等问题。     

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在当代丹尼列夫斯基教给了我们什么

今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2007年6月1日-3日,由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俄罗斯专业委员会与苏州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与俄罗斯:当代哲学的问题与反思——全国第十一届俄罗斯哲学研讨会"在苏州大学举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兼《哲学问题》主编列克托尔斯基、通讯院士兼哲学所副所长斯米尔洛夫教授、中国哲学专家布洛夫等俄方学者专程参加会议并发表了学术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贾泽林、中国人民大学安启念、南京大学张一兵、复旦大学吴晓明等30多人参加会议。研究前苏联哲学和当代俄罗斯哲学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前苏联哲学曾经是培育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主要思想源泉。苏东剧变、中国改革开放,在新的历史地平线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要"返本而开新",即全面地反思和梳理前苏联哲学的遗产,同时也要密切关注由原来"主流意识形态"消解后的"哲学转向"。会议集中讨论了三个问题:如何进一步深度反思前苏联哲学遗产,包括对列宁哲学、普列汉诺夫哲学、斯大林哲学及一大批前苏联时期学者的哲学遗产;如何评价当代俄罗斯对主流意识形态"真空"的"填补",如对东正教哲学思想的研究、对理性的研究、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等;如何进一步理性地反思全球化与本土化思想对话的关系,特别是俄罗斯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本专题推出几篇会议论文,以飨读者。     

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与马戎教授的几点商榷

文章认为,"文化化"和"政治化"并不是一对准确的民族政策导向分类.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优惠政策等都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选择,对民族区域自治等政策当今需要关注的不应是它们的存废问题,而应是如何坚持、发展和完善的问题.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有着前苏联的痕迹,但从本质上讲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斯大林理论".实践证明,尽管还有不完善之处,面临着各种复杂的问题,但我们选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道路是成功的.认为现行的民族理论政策不合时宜,应另起炉灶,这样做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我们负担不起的.在理论研究上我们不仅应当重视他人的研究成果,更需要扎扎实实走自己的路,努力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否则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构建

民族识别的重要意义在于保障了少数群体的权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支撑是基于前苏联的民族工作的经验并借鉴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同时根据当时的国情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方法。今天,我们重新对发生在50多年前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加以回顾和审视,有必要重新认识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我们研究国内民族关系和认识民族问题研究的实质,有着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及国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民族关系正处在一种全新的内部与外部环境中,研究民族问题的中国学者必须推动学术创新,以应对这一巨大挑战。我们的共同目的,就是在新形势下,逐步将我国的民族研究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对此,有必要对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若干有学术潜力的研究选题和可以提供借鉴的分析思路,做一些最初步的探讨。     

民族文化的“本质化”建构——以白族知识精英有关“本主”崇拜的学术书写为例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理洱海地区"民家人"白族身份的制度性确立极大地影响、改变并重塑着他们对其地域社会历史文化的感知与诠释方式。以白族知识精英有关"本主"崇拜这一所谓"典型的"民族文化特征的学术书写为例,审视与检讨"民族"这一制度设计在地方的具体实践过程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后果。     

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学术史

因西藏以及中印关系历史问题,作为西方学术领域重要区域研究的喜马拉雅人类学尚较少被中国学者关注,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喜马拉雅将成为中国一个新的学术高地。文章对西方人类学领域中的喜马拉雅研究进行梳理,指出西方人类学的喜马拉雅研究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经历了东方学的研究传统;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经历了欧洲观察者的结构-功能时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演绎着多元化、多主题的学术史历程。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为人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学术遗产。     

“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

学界通常将魏夫特的"治水社会"理论和日本学界的"水利共同体"理论作为中国水利社会史的学术源头.但事实上,水利社会史的学术源流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人文地理学,随后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也受其影响颇深.这一传统持续影响到近年来由蓝克利、魏丕信等法国学者对中国山陕民间水利问题的研究.文章以山西为例,提出了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和体系.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90年发展创新与经验总结——“第十九次全国民族理论学术研讨会”在海南召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由中国民族理论学会、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的第十九次全国民族理论专题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4月20日至23日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来自与会学者重点围绕中国     

族群范式与边疆范式——关于民族研究范式转换的一些思考

"民族研究范式危机"的议题讨论共有三位学者参加,分别从不同视角反思了民族研究范式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影响,并对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学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明甫通过社会研究、民族问题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研究等三种围绕"民族"的研究范式之概议,探讨了"民族问题"的何谓?何在?何治?何明从民族学的学科认同、学者的社会信任以及学术体制的视角,讨论了民族研究范式的危机与破解,包括重构"民族"概念、构建广开言路、平等对话、共同协同的体制机制等。范可通过"族群范式"和"边疆范式"对民族研究范式危机进行了反思,指出边疆范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狭隘的,对学术和政府治理无所帮助的视角与思维方式。     

民族研究的危机及其破解——学科认同、学者信任和学术体制的视角

"民族研究范式危机"的议题讨论共有三位学者参加,分别从不同视角反思了民族研究范式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影响,并对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学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明甫通过社会研究、民族问题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研究等三种围绕"民族"的研究范式之概议,探讨了"民族问题"的何谓?何在?何治?何明从民族学的学科认同、学者的社会信任以及学术体制的视角,讨论了民族研究范式的危机与破解,包括重构"民族"概念、构建广开言路、平等对话、共同协同的体制机制等。范可通过"族群范式"和"边疆范式"对民族研究范式危机进行了反思,指出边疆范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狭隘的,对学术和政府治理无所帮助的视角与思维方式。     

论西方自由主义民族理论

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与文明的进步不断地推动着西方自由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目前,在多民族国家依然占据绝对多数的情况下,西方自由主义民族理论也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将其思考的重点由早期推崇以"民族国家崇拜"为特征的政治民族主义的"单一民族国家"理想,在"发现"由文化定义的民族(ethnicity)这个西方的"新生事物"的基础上,逐渐转移到了多元文化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权利(包括自治权、多民族权和特别代表权)问题。西方自由主义民族理论的这一发展,对于中华民族认同的启示是,"中国"是指主权国家,"中国人民"是指在本国(仅限于本国)行使主权的主体,"中华民族"则是指行使主权的中国人民,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nation),所以,中华民族认同就是对中国人民、中国各族人民的不可分割的政治统一性与整体性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