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

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典中不只是一项保护人权的基本原则,从立法的角度看,更应该将它视为刑事立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并不仅仅限于被写入刑法典,它需要刑事法律规范一以贯之,否则罪刑法定原则则将徒具形式上的意义。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的要求看,其消极要求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法治状况。对刑事立法的要求并不高,我国刑法已实现其消极方面的要求。其积极要求的实现的程度如何直接取决于一国的刑事立法水平。积极要求在我国的实现程度还比较低,原因在于我国的刑事立法水平还比较低。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刑事立法水平;另一方面应当有专门的刑事立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和解存在思想基础、蕴含价值和适用法律规范上的冲突,但两者都因其内在价值而受到人们的广为推崇。我国适用刑事和解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加强对刑事和解的动态监督,以最大限度发挥刑事和解的效能。     

再读罪刑法定原则——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功能的关系出发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对整个刑罚体系的构建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正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就显得尤其重要。本文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作用与刑法功能的比较分析，阐明了罪刑法定原则区别于刑法的双重功能，仅具有保障人权的单一作用，并基于此对我国刑法的相关条文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刑事和解制度及其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分析

在当今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推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刑事案件处理方式,正在各地积极地探索、推行,并取得了一系列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作为一项司法改革与实践创新,刑事和解是否与我国传统刑事法相冲突,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其合法性是否又会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这些都还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一步研究与探讨,以找出其法理依据。文章作者将对刑事和解相关制度进行介绍并着重对其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关系作进一步论述,以不断完善该制度并更好地发挥其自身价值。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作为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的最高刑法原则 ,必然与刑法司法解释关系密切。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嬗变影响着刑法司法解释的兴衰 ,其自身的内在机能制约着刑法司法解释的范围和方向 ,同时 ,刑法司法解释又有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刑法观念的变革

现行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该方面的问题就完事大吉了呢?本文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更是一次深刻的刑法观念大变革,是刑法价值观的再造与重塑过程.如果没有相应刑法观念的更新,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文章深入研究了刑法价值观的变革、刑法犯罪观的变革、刑事政策观的变革、刑事司法观的变革等内容.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保证

罪刑法定原则虽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没有引起任何异议,但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还远远没能彻底贯彻.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和谐社会之构建离不开罪刑法定原则,二者之间的内在同一性决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只有克服制约罪刑法定原则实施的因素,使罪刑法定原则成为现实的法治,和谐社会才能得以最终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实践

罪刑法定是中国现行刑法的三项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在刑法领域中的重要标志。但立法的滞后性和概括性,以及具体犯罪本身的千变万化、法官之间素质差异、执法环境的影响等因素,使得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得到彻底实施。因此,除了加强立法外,还必须深入研究司法解释、判例制度、自由裁量权等重要课题,不断完善中国现行司法制度,构筑罪刑法定原则得以实现的司法保障机制系统。     

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与演变

深入了解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对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罪刑法定原则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大宪章,最初表现为严格的、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严格的、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已经逐渐演变为相对的、实质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

防止司法专横,保障公民人权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其诞生和发展变化过程中始终如一的价值追求 ,社会保护从来都不是其应有内容.罪刑法定的实现与否不仅受制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现状,更与一国的社会基础息息相关.     

罪刑法定原则之再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这对于加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法治国家的实现无疑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然而,由于受传统法律文化、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立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范并非尽善尽美.为此,有必要从罪刑法定的基本法理、价值取向诸视角,对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的内在冲突加以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其冲突的建议.     

罪刑法定原则与教育犯罪

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是我国新刑法典增设的一个新罪名。它的设立,不仅反映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明确得到确认,而且为我国开展教育犯罪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探索空间。     

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基本途径,而司法实践中是法官把抽象的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的案件,故法官是刑法解释当然的主体。笔者认为应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来规制法官的刑法解释权:外在规制是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来实现,内在规制是通过树立法官对法律的信仰和法官对法律文本的尊重来实现。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社会情况发生的变化,类推制度已不合时宜,因此,我国新刑法废除了类推制度而采用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贯彻了依法治国的精神,是我国民主化、法制化在刑法方面的具体体现,是刑法典中最突出的进步。罪刑法定的实行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刑事和解制度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契合

在当前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过程中,总是有一道让所有人觉得意欲避开不谈却又无法绕过的高压线,那就是刑事和解与当代刑法所必须具有的罪刑法定、罪刑均衡这两大基本原则是否有冲突。本文论述了刑事和解制度与刑罚基本原则的契合,为刑事和解制度的存存提供刑事实体法上的正当性理由。     

刑事案件社会结构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初探

刑事案件社会结构对司法场域运作过程存在影响,这种社会异质性因素对司法裁判的作用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存在紧张关系。以罪刑法定原则是不可撼动的\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

本文主要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类推制度的内涵以及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同时论述了在我国如何从立法和司法上实现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立法还是司法——探析20世纪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历程

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九十年的历史命运的省察, 论证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只是其现实化的一个方面, 罪刑法定原则的现实化是立法化和司法运作的有机统一。并得出罪刑法定原则现实化的有益启示: 法律移植不能脱离中国实际, 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后不能轻忽其司法适用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功能

本文从人权的内容及其逻辑形态的转变条件入手,揭示出切实保障人权需要借助于国家政权采取法律手段,而为了充分发挥法律手段的积极作用,消除其负面影响,禁止国家机关及其司法人员滥用刑罚,必须将其限制在理性范围之内,而根本方法就是罪刑法定,由此,文中揭示了罪刑法定原则对人权的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