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论《阿Q正传》

<正> 一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里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也就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且介亭杂文二集》)这末句话真是至理名言! 当《阿Q正传》开始陆续发表,有些人由于栗栗危惧,向它扔石头的时候,茅盾首先发现《阿Q正传》的伟大,认为阿Q是个世界典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颗巨星。并加以严正保卫说,《阿Q正传》“实是一部杰作。”(一九二二年二月《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二号《通信》)并说:阿Q的诞生,虽“不免有许多人因为刻划‘阿Q相’过甚而不满意     

创作过程中的作者和人物

<正> 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和他笔下人物的关系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有时又是非常微妙的。阿Q的“大团圆”结局,安娜·卡列尼娜的卧轨自杀,达吉亚娜的出嫁等等,似乎都违背了作者的初衷。这一现象,曾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和兴趣,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说明和解释。刘再复同志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就此提出了“二律背反”的公式,即:作家愈有才能,作家(对人物)愈是无能为力。作品愈是成功,作家愈是受役于自己的人物。对这一公式,也有人提出疑义。看来,这一复杂问题还需要避一步研究和探讨。从作者自己的表白说起关于阿Q的被枪毙,即“大团圆”的结局,鲁迅自己这样说过:“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     

反对阿Q典型性研究中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者歪曲鲁迅先生所创造的不朽典型——阿 Q,用它来作为修正主义理论的根据。修正主义及一切资产阶级学者都在阿 Q 典型性研究中贩卖过私货,现在我们又在蒋孔阳先生的“谈谈阿 Q的典型性问题”(载学术月刊八月号)一文中看到了这种东西。对蒋先生的论点我们表示不能同意,特别是,这种论点代表着前一时期典型问题研究中的不良倾向,因之,我们认为有提出来加以讨论的必要。蒋先生在文章中着重提出两点:一、阿 Q 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形象,他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不能够仅只从阿 Q 的性格当中,概括和抽象出某些具有本质意义的特点,就轻易地得出结论说:‘阿 Q 是什么典型’”。二、他认为“讨论阿 Q 的典型性问题,还应该把典型性格与阶级性格分开。”对于前者,我们认为,在分析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反对简单化的贴标(?)的办法,应该看到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艺术形象的鲜明的个性特征。但是,性格本身不管如何丰富和复杂,它仍有基本的一面;艺术形象的个性特征总是和他的阶级性密切结合的,我们仍然可以根据这基本的方面来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说:这是某某典型。决不能因为性格的复杂性就否认有认识典型基本倾向的可能性。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典型论中的自然主义和认识论中的不可知论、绝对相对论。     

关于阿Q典型的问题——与林兴宅同志商榷

《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发表了林兴宅同志的《论阿Q性格系统》,在国内影响很大。例如,有人说:“看来林兴宅是有意识地选择人们讨论较多的、难度较大的课题初试这种新方法论的‘刀锋’的。”有些人虽然不同意新方法论,但看了这篇文章后,也认为对阿Q形象的研究有新的突破。笔者也想略表管见,与林兴宅同志争鸣。     

论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中国“国民性”的“病根”

鲁迅先生说过,他作《阿Q正传》的目的就在于塑造一个“现代的国人的魂灵”,藉以暴露“国民的弱点”,摸索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寻求疗救的方法。我们要探索《阿Q正传》的思想、艺术价值,就必须认真探讨一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中国“国民性”的“病根”的关系。     

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是什么?

早在一九二四年,一位文学评论者就说过:“不过批评对于作者,另外还有一种工作,就是顺着作者的本意来批评他的产品,换句话说,就是看作者注意之所汇聚而尽力以求表现出来的东西,究竟表现出来没有。”①“顺着作者的本意来批评他的产品”,这确实是一个很精当的看法。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六十年来,评论者几乎都一致推崇它为不朽之作,但是对它的本意,也就是它的基本思想的认识却是很不相同的。鲁迅自己是十分注意人们对《阿Q正传》本意的认识的,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致沈西苓信》中表示不同意将《阿Q正传》编为电影,其主要的理由就是:“况且《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阿Q正传》的本意是作者创作本意的体现。因此,正确地理解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则是认识《阿Q正传》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前提。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吃蜘蛛——关于实践检验真理的几个问题

我想谈关于实践检验真理的几个问题,不是学术意见,只是学习心得。 我这稿子,标了个古怪的题目:“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吃蜘蛛?”这是从鲁迅杂文中借来的。主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亲口吃一吃。鲁迅没有读过《实践论》,但他精于此理。他说古人为了生存,试吃各种东西,经过多少代,无数次的生活实践,为我们检验出了今天这般丰富的、富于营养价值的食物。他说在这试吃过程中,吃了有毒的东西死去的人不知有多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勇士,也一定有人吃过蜘蛛,不好吃,所以没有给我们传下吃蜘蛛的生活习惯,鲁迅这些话,我相信是科学,是简要的“实践论”。     

阿Q的反抗性和革命性

近年来,关于阿Q的革命性问题,重新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凡是留心阿Q研究状况的人大抵知道,过去有些人习惯于夸大阿Q的革命性,把他说成是革命的农民,把他的革命说成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先导,认为作者在他身上体现了革命农民的本质,展示了农民革命的远景,也寄托了自己对农民革命的希望。因此阿Q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所流露出来的“威福、子女、玉帛”的狂热欲求,也被笼统地赞扬为农民的革命理想,是阿Q所以成为革命农民的标志,也是作者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表现。这种说法从五十年代以来,对我们有甚大影响。但却是不符合作者本意和作品实际的。现在有些人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否定了过去的说法,然而,有些研究者又从另     

斥新假洋鬼子

毛主席在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中说:“《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劝我们“好好地看看”,并且又精辟地论述了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一章,深刻指出在不准革命这一点上,“有些人很有点象假洋鬼子”,谆谆告诫我们要记住历史上王明一类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损害党、破坏革命的严重教训。毛主席的教导使我们更进一步认清了王张江姚这些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的反动本质和丑恶嘴脸。     

鲁迅塑造阿Q的创作心理

对于鲁迅塑造阿Q的创作心理,教学之余,时不时拾得一鳞半爪,值此机会,列出一些,为探讨鲁迅创作心理,提供点线索。 阿Q影象的信息源 作家主体对现实客体的心理经验积累——信息沉积,往往会酿成艺术形象的产生、孕育、成熟,造出长河中的沙洲、小岛——作品。鲁迅说:“我在年青时候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多忘却了”,“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呐喊〉自序》）组成这“许多梦”的人和事,便是沉积于鲁迅头脑里的心理经验积累。这些“梦”里的人和事,也叫做被大脑储存的客体信息。但不是所有储存的信息都能成为塑造人物形象、创造作品的创作信息。只有经过作者的不断筛选、取舍,最后剩下“不能全忘的一部分”,才是产生形象、创造作品的信息源。在这些信息中,有些便是产生阿Q影象的信息源。     

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庄子究竟有什么精神——与陆钦同志商榷

陆钦同志的《庄子有阿 Q 精神吗? 》(《江淮学刊》1963年第4期)一文,基本上可以概括成这样两个意思:(一)说庄子有阿 Q 精神,就是把庄子思想现代化;(二)鲁迅在《阿 Q 正传》中所描写的雇农阿 Q ,其人品质糟得很,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庄子好得很,他不仅没有阿 Q 精神,而且是情操高尚的人。我认为陆钦同志的观点及其论证方法都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点,他是误解了关锋同志的意思,并借口反对现代化,割断历史联系。第二点,抽象的谈论“反抗”、“战斗”、“骨气”之类的东西,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下面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同陆钦同志讨论。一、说庄子有阿 Q 精神,就是把庄     

朱湘文学美学思想略论

<正> 朱湘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知名诗人,也是艺术美的辛勤探索者。他虽然不是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但他那些闪烁着唯物主义美学思想光彩的见解却是值得重视的。三十年代初,曾有人说朱湘的新诗美学是“为艺术而艺术”,称他为“艺术至上主义者”;后来,有的研究者也认为他的文艺观是唯美主义的。应该承认,朱湘曾受过唯美主义的一定熏染,也说过文学要表现“自我”这类话,并在一九二六年前后参与过新诗形式运动的倡导,强调过诗的形式美的重要性。但是不能据此断定他的美学倾向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就是唯美主义。对此,我们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     

散文特质论

什么是散文?这是个曾令许多人都感到困惑的问题。出过许多散文集子的巴金先生在回答什么是散文时说:“我实在讲不出来。我并非故意在讲假话,也不是过分谦虚。”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过很大贡献的散文家郁达夫也说过:“我们的散文,只能约略的说,是Proso的译名,和Essay有些相象,系除小说戏剧之外的一种文体”(《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更有甚者,一位英国作家曾不无怨恼地指责:“散文,这是文学橱柜里一件可诅咒的、莫可言状的衣衫”！     

论鲁迅的时间表达及其文化含蕴--从《阿Q正传》说开去

时间的表述形态蕴涵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密码,也是我们理解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视角。在《阿Q正传》中,阿Q在极力把自己的身世向前向后延伸的过程中,却恰恰失去了作为“现在”的存在意义。规避“现在”成了阿Q的一种生存策略。而鲁迅也正是在对时间的独特表达中,关注国民在时间中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关注国民如何在有意无意中规避“现在”而想象过去与未来的,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对馮文炳教授论“阿Q正传”一文的意見

馮文炳教授在东北人大学报1957年第2、3期合刊上,发表了研究“阿Q正傳”的文章。这篇論文的基本論点我認为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馮先生对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意图,就做了曲解。冯先生論文第一节就企图指明鲁迅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写“阿Q正传”的。他說“鲁迅写‘阿Q正傳’,     

侍卫官联手揭内幕 克林顿绯闻惊四海

31年前,约翰·肯尼迪在任美国总统期间,曾深有体会地说:“有关总统的任何浪漫荒唐,无论在何时何地被发表,立刻就会在全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一向把肯尼迪视为偶像的克林顿继承了他的“遗训”。在一盒由公开承认自己做了克林顿12年情人的珍尼·弗洛尔提供的录音带上,克林顿说:“没有人能编出一个我的故事,除非有人肯承认‘是的,我与他曾于过’”。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后院着火,天机毕露,纸终于没有     

湖北省语文学会现代文学组讨论阿Q的典型问题

湖北省语文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现代文学组对阿Q的典型问题作了讨论。讨论的主要问题如下。1.关于阿Q典型的个性和共性有人认为勤劳、质朴、反抗精神是阿Q典型的共性,精神胜利法是阿Q典型的个性。但是大多数同志认为,典型的普逼意义主要是共性,如把精神胜利法看作是阿Q典型的个性,就会抹杀这一典型的普遍意义。有同志说,精神胜利法是阿Q型典的共性,但并不是共性的全部。因为在阿Q的性格里,还包括流浪雇农的一些阶级特征。有些人认为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典型的共性,应该看作是阿Q典型的个性与共性统一表现。2.对精神胜利法产生根源的看法有人认为精     

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

<正> 墨子的里籍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为解决这个悬案,自1987年以来,我曾先后写过五篇论文,从不同的侧面进行探讨,所得的结论是:“墨子的里籍应在今山东省滕州市境内。”此说,曾通函请教张岱年、任继愈、杨向奎等前辈,对此,他们深表赞同。不过,近年来又有人重提某些被前人早已否定的说法,把学术界绝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墨子为鲁国人”的说法也予否定了。我所考定的“墨子的里籍应在今之滕州”,是基于“墨子为鲁国人说”之上的。如“墨子为鲁国人说”被否定,我所得的结论,也将失去一个重要     

耗散结构理论与心理、心理学

六十年代末,一位科学家曾说过;“近代科学中最主要的间隙是什么?显然是物理科学同精神科学的分离。实际上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之间毫无共同之处”。①而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则在这“毫无共同之处”的相“分离”的双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我们理解、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开辟了一条物理学的新途径。普利高津本人也曾     

《马氏文通》的作者究竟是谁

一九七八年是马氏文通出版(1898年)八十周年。有人已写文纪念。因为今天一提到马氏文通都知道它是中国第一部正式的语法书(实是文言文法书),但它是摹仿拉丁文法的。胡适“国语文法概论”和刘复“中国文法通论”都这样说过。但文通作者曾对我说:“不学拉丁文法,就编不出这部文通来。恐怕至今还在虚字研究中摸索。”因此,今天再批评他摹仿拉丁文法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甚至民国初年后编写文言文法语体文法的,一面批评马氏文通,一面自己又在摹仿英文文法,甚至日本人的支那文典,后来还有人从俄文文法里摹仿一二条的。其实这都不妨,这是参考,是借鉴,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这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我们自己没有,外国人有,我们就可以学。学其所长,弃其所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且可化为我们的,有何不可、汉末的反切,唐三十六字母,都是从印度和尚那里学来的。近代的发音学,也是从欧洲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