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确分析法的本质——读《法的共同性初探》

《社会科学》1983年第九期刊登的《法的共同性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一文认为法具有阶级性这一根本属性外,还有“共同性”,并用“双重质的结构和功能作用”来分析法的质。《初探》所说的“双重质”,一是社会质,即“同一社会现     

三论法的共同性——兼答尤俊意、徐牧二同志

法的共同性问题,是法学基础理论体系中难度极大的课题。法学理论界“左”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人为地增大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笔者曾不嫌浅薄,先后发表了《法的共同性初探》、《法的阶级性、共同性再探索》两篇文章,对法的共同性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寻和思索。最近,拜读了尤俊意同志《对‘法的共同性’的几点质疑》(《政治与法律》1984年第5期)和徐牧同志《要正确分析法的本质——读〈法的共同性初探〉》(上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两篇文章,觉得     

法是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怎样认识法的本质,法学界不少同志认为,只用阶级性来解释法的本质是不够的,法还有非阶级性的一面。陈学明的《法是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一文(《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即持这种观点,但不同意把一部分法说成只有阶级性,而另     

也谈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之关系——与王锐生同志商榷

王锐生同志最近发表的《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几点看法》(载1983年4月11日《文汇报》,以下简称《看法》)和《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历史尺度问题上的原则区别》(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五期,以下简称《尺度》),明确否认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存在,认为马克思主     

四库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发覆

南宋时四川地区史学名家迭出,尤以二李最著。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与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杂记》)都是史学名著,也是后人研究宋史的基本史料。遗憾的是,《长编》和《要录》经过四库馆臣的窜改,已非本来面目。最近我写了一篇《四库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发覆》(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本     

就实践的目的性问题答陈广亮、高立胜同志

“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的辩证统一”,是我在《实践属性之再探索》(《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等文章中提出供考虑的一个命题。该命题悖于我国目前的流行看法。陈广亮和高立胜两同志在《“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辩证统一”质疑》(《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一文(以下简称陈文)中,对此提出了商榷。本文是我的简要答辩。     

不应求“爱”于被反映者——重谈真理阶级性问题

黄枬森、陈志尚二同志曾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涉及多方面基本理论的问题——重提真理阶级性问题》的文章(载《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以下简称《重提》)。本文也就真理阶级性问题,力求在与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总体系保持一致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不成熟意见,并与黄、陈二同志商榷。一《重提》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基本概念,必须同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总体系保持一致。这提得好,我们深表赞同。然而,《重提》对部分社会科学真理之有阶级性的论述,就没能做到始终与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总体系保持一致。这是黄、陈二同志始料不及的。     

也谈法的共同性——与万斌、倪健民同志商榷

万斌、倪健民同志关于《法的共同性初探》作为一家之言发表在本刊第九期上。作者认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法具有阶级性这一根本属性。当国家不存在、阶级不存在,法的阶级性也就失去了存在依据。法除了阶级性这一根本属性之外,还有共同性和继承性。法的共同性相对于法的阶级性而言,是超阶级的。最近,田培炎同志来稿《也谈法的共同性》,认为法的共同性是指法的阶级性、强制性和客观性。我们也作为一家之言,发表于下,以供讨论。     

对《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一文的意见

讨论任何问题,首先要概念明确,并要全面地理解对方的观点。而曹仲彬同志在《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载《社会科学》81年第5期)一文中,对《试论中国无产阶级局限性》(载《社会科学》80年第5期)的质疑,则缺乏明确的概念,并曲解了对方的观点。 曹文说:“《论局限》作为一篇专门评沦中国工人阶级阶级性的文章,只字不提工人阶级的先进     

敦煌变文校勘零札补记

近几年来,各地刊物上相继发表了一批补校《敦煌变文集》(以下简称《变文集》)的文稿,足见学术界对于此项工作的重视,也是对于修订重版《变文集》的呼吁的积极响应和有力支持。笔者在完成拙稿《“亡空便额”校释质疑》(发表于《中国语文通讯》1983年第5期)、《敦煌变文校勘零札》(《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以下简称《零札》)和《敦煌变文校勘零拾》(《中国语文》1984年第1期,以下简称《零拾》)之后,又有机会重新研读《变文集》和诸家校订著作,复得有关校勘的笔记若干则,爰作《敦煌变文校勘零札补记》,以供《变文集》修订的参考,并继续向海内外专家们求教。     

再论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答李廷贵、酒素同志

我们在《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见《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以下称《问题》)文中,就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问题,谈了初步的看法。认为鼓社、议榔源于苗族的母系氏族时代,本来意义的议榔不是习惯法,更不是法律。李廷贵、酒素同志《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以下称《答文》)一文,对此提出异议。这里,主要就《答文》的不同看法,谈一些认识,就教于李、酒二同志及各位读者。     

再论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兼与陶济同志商榷

我在《关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载《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以下简称《评价问题》)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一书绪论中,就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评述现代西方哲学提出过一些看法。《学术月刊》1983年第4期发表了陶济同志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针对我的《评价问题》一文提出了商榷意见。现在我结合对陶文的评论,再谈一些看法。     

历史的统一性与从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发展——答黄敏兰同志

《人文杂志》1983年第3期“问题讨论”栏内,刊载了黄敏兰同志和拙作《马克思论原始公有制转化为奴隶制的规律和东西方奴隶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载《人文》1982年1期)的商榷文章,该文题为《略论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和东西方奴隶社会所有制形式——兼与佘树声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商榷》),因事关对人类社会史发展的有无统一性的理解,因而,笔者认为对我过去曾经提出的观点,仍有进一步加以阐述的必要,并以此作为对《商榷》的答复,是否有当,希望能够得到读者与《商榷》作者的指教。     

唐轮台位置续考

《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发表的薛宗正同志的《唐轮台名实核正》一文,对拙作《轮台的地理位置和乌鲁木齐渊源考》(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提出异议。我觉得对薛文中阐述的一些问题,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     

论具体真理的阶级性——兼评吴家麟的《概念要明确》

现在有些同志把“真理没有阶级性”的观点,作为结论写进哲学教材,我以为这是匆忙的,不慎重的。黄森同志在《社会科学》1983年第8期撰文,对社会科学真理阶级性问题提出再讨论,我以为很有必要。 真理的阶级性问题,理论界在1952年提出过,     

论双渠价格的不足

《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发表了马凯同志的《计划价格形成因素分析》一文(以下简称《马文》)。该文摆脱了长期以来单一的工资利润率论和单一的资金利润率论的约束认为价格中实现的盈利分为以下四个部分或四种用途:     

马克思主义真理是有阶级性的——与柳文超同志商榷

柳文超同志在《客观真理没有阶级性》一文(载《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中,具体阐述了社会科学真理(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为了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真理究竟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现对柳文的几个论点谈点不同意见。柳文说:“所谓具有阶级性,是指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以阶级意志为转移,被一定的阶级利益、愿望、要求所决定的东西。”这是在告诉我们,谁要说真理有阶级性,好象谁就是把真理说成以阶级意志为转移的东西;说真理有阶级性,真理就不是客观真理了。     

“形式犯”也有犯罪因果关系

1983年《社会科学》第四期刊载的汪纲翔同志《论犯罪因果关系》一文(下简称《汪文》)在论述犯罪因果关系的特殊性时提出:“只有实质犯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才具有犯罪的因果关系,形式犯不存在犯罪因果关系。”这一命题值得商榷。     

《悖论本质之吾见》之吾见──复吕国忱同志

《悖论本质之吾见》之吾见──复吕国忱同志马佩，李振江（河南大学政治系）读了吕国忱同志《悖论本质之吾见——兼与马佩、李振江同志商榷》一文（以下简称“吕文”，载《中州学刊》１９９３年第２期）之后，觉得其中对问题的论述以及对拙作《论悖论的本质》（载《中州学...     

“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的辩证统一”质疑——与胡义成同志商榷

胡义成同志在《实践属性之再探索》(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以下简称胡文。)中认为,实践除了固有目的性、社会性和能动性等之外,还具有无目的性、生物性和被动性等属性;并由此提出了“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的辩证统一”等命题。我们认为,作者提出的实践具有无目的性以及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和命题,是难以成立的。在此,愿将我们的几点看法,就教于胡义成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