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党群关系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基础

胡锦涛同志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党     

从电影《黑客帝国》看人性的非人体承载特征

未来的世界,我们能有的权利就是幻想。未来的世界,我们能有的权利就是幻想吗？自古以来,人们对未来的幻想有很多形式,今天我们有一种叫做“科幻电影”的形式来满足我们对未来的一些预见和思考。本人很喜欢科幻题材的电影,喜欢在每一部电影的逻辑框架下思考人类的未来的生活状态。     

以教化代宽容：《论语》的启发

宽容在当代社会往往被看作一种政治价值和个人美德,但这是有问题的。宽容指的是我们应该接受那些我们有(特别是道德上)合理的理由加以反对的他人或者其言行。不用说今天要求我们去宽容的对象,如异文化、异种族、异宗教、异语言、异国别(地区)等的他人,我们没有、不应该有也不可能有道德上合理的理由加以反对;就是我们确实有道德上合理的理由加以反对的人及其言行,宽容也不是恰当的态度。在孔子看来,如果我们确有充分的道德上的理由反对某些人及其言行,我们不应当放任不管。这是因为,在孔子看来,这样的人是在人性上有缺陷的人。就像对于身体有病的人的恰当态度不是宽容,而是给他们治病,对于人性上有缺陷的人的恰当态度也不是宽容,而是给他们治病,即帮助他们成就德性。因此孔子主张的是以教化代宽容。     

黑米的动物园——袋鼠

大家可能也看到了,我们在肚子前面缝了一个口袋,用它来装我们的宝宝。在我们的宝宝长大成人之前,我会一直让他们住在里面。我们天天把宝宝带在身边有两个原因：     

理解的冲突与现代法学

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 ,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争论。这些问题和争论有其思想上的渊源。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理解的问题。理解中有三个层次的问题 ,理解和认识的反向特征是导致我们的法制困境的认识、理解上的原因。我们的法制建设中有很多的困难要克服 ,我们在思想上应有清醒的认识 ,唯有如此 ,我们的法制进程才能不断地取得进步     

略论群众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党历来重视群众文化建设,早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战线,就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     

习惯质疑容易失去快乐

沉下心来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人都有质疑别人的习惯:陌生人过来问路,我们会觉得有企图;看见同事拿着新款名牌包,我们也会质疑是假货;超市搞促销,我们会质疑这是商品出现了质量问题;甚至看见一些官员、明星做公益活动,我们也会觉得是在作秀.     

对理想信念问题的一点思考

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一贯强调理想信念问题。他提出了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目标。居“四有”之首就是“有理想”,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能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这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按照一般辞书的解释,理想是对未来事物的有根据、合理的想象或希望;信念（或叫信仰）是指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现在讲的…     

和而不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文化全球化引起了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我们必须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主张,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创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使我们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自力更生原则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贯奉行自力更生原则。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后来,毛泽东同志又一再指出:“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所以,尽管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点"、"线"、"面"的缺失与突破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陷入了"精神疲软"和"话语城堡"之中,失去了原创性,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失去了对于文化之根--"元点"的追寻,在历史线索方面有所迷失,而且远离了具体的文艺创作实践,使文艺理论与批评失去了原生的动力与活力.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