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西文学"重述神话"的思维差异

东西方神话的发展从源头上就具有差异性,在被重述的当代,也因为文化背景、时代潮流以及作家的性别立场、创作理念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如果说西方"重述神话"的参与者表现的是对"过去历史"的改造与重建,那么,中国的作家们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对历史记忆的依赖.本文试以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为例,探究中西思维的差异性,及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书写"内心的战斗历史"——论陕北前期丁玲的个性化写作

陕北前期丁玲的个性化写作,以人性视角、个性立场和批判精神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真实地书写了自我"内心的战斗历史".它赓续"五四"个性传统,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切和对特定文化环境的批判,坚守并张扬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陕北前期丁玲的个性化写作.具有双重的文学史价值:一方面,它与"政治化写作"的并列,维系了其创作最初转型以来所形成的二元并置的基本格局,使丁玲此期创作仍然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另一方面.丁玲以此与其他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一起,共同开启了延安文学的启蒙潮流,共同谱写了延安文学的启蒙篇章.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论1990年代自由写作者出现的意义

个人化立场的核心是艺术的自由精神,它包括作家的思想立场和叙事立场,二者构成作家创作立场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新生代作家中体制外自由写作者出现的意义:体制内写作与作家个人化立场的丧失;对体制内写作的质疑和自由写作者的出现;自由写作者的立场:自由写作既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保持个人独立精神的姿态;自由写作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从"民间文本"看历史正剧/戏说剧的创作合流--对当前历史影视剧创作、批评的观照和阐释

当前历史影视剧创作呈现出"历史正剧"与"历史戏说剧"相合流的倾向,这一合流是当下文化现实中"三元"将"历史戏说剧"的核心文本--"民间文本"当作"共谋"载体被张扬的结果,"民间文本"由此改写了官方/精英文本对历史的常规书写.当前针对这一现象的批评话语则十分单一,基本是站在主导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抨击"戏说化"的弊端,对历史影视剧创作的改观缺乏现实参照.     

文化立场与曹禺的创作转向

文化立场的调整是现代中国作家创作历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调整对作家的创作转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曹禺在其前期创作中一直坚守着反传统的文化立场,在创作中致力于探寻人类的悲剧命运,在艺术上进行着先锋性探索;1938年后,作家的文化立场发生了位移: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对国家的保卫要强过对个人的呵护;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更看重对"他人"的献身;而对官方的态度,也渐渐由漠视发展到了局部的合作。这种姿态的调整并不是"传统"取代"现代",而是传统理念与现代精神相杂糅,这使其剧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征候,也为作家1949年后的终极转向铺平了道路。     

从超越性到世俗性——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本土化"表征之一

存在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世纪性思潮.而由文化理念、创作精神上的超越性立场嬗变为世俗化姿态,是存在主义文学本土化的一种基本趋势.这既缘于中国文化原本就缺乏宗教式的超越性基因,也是传统实用理性精神的现代性延续所致.<边城>和<围城>最先呈示出存在主义创作的世俗化迹象,80年代以降,存在主义文学的世俗化蔚为大观,并演变成两种致思途径:民间化叙事以及与"个人化写作"携手的日常化写作.     

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寓言写作——《羊的门》阅读札记

寓言写作近几年颇受作家青睐 ,原因在于它为文本呈现出巨大而多重的意义建构。长篇小说《羊的门》就是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进行寓言写作的实证。作家李佩甫在文本中溶入了当代人的历史意识与文化反思及人性的深刻思考。在指出呼家堡四十年不倒的人间神话时 ,其笔端最终指向了对呼家堡道德乌托邦的解构 ,凝聚了作品鲜明的批判色彩 ,使小说获得了潜在的文本价值     

论海外华人女作家的网络写作

海外华人女作家的网上写作以“怀乡体”、“漂泊史”、“现代女性的私人生活”等为主要内容,其文学宗旨与创作倾向代表了“民间文学”的新的主张,代表了“网上写字”式的休闲写作,代表了“告别家国文化”的生存策略、“国际漂泊一族”的文化立场与“流散作家”的创作视角。     

先锋作家的影视转型与价值分化

20世纪80年代末,先锋作家以其前卫的语言实践、形式探索和文本试验对整个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其成为一个时代的标签。进入90年代,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和以影视为主导的大众传媒改变文学机制的情况下,大部分先锋作家纷纷改变了自己的先锋立场,投入到市场化的写作之中,创作风格越来越充满现实性和世俗特征。     

民族根性与当代文化选择——20世纪90年代周锐与张嘉骅童话文化内涵比较研究

大陆的周锐与台湾的张嘉骅20世纪90年代的童话创作从选材到对题材的处理方式,都具有中西兼备的特点,都表现出共同的民族根性。但二者的创作视角不同,对中西文化取舍的侧重点不同,从中表现出的各自文化立场也不同。它取决于两位作家不同的知识结构。而不同的知识结构的形成又与作家所处的地域性文化氛围与从幼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兴趣爱好紧密相关。     

博士论文题目：《八十年代作家文化心态研究》

一、博士论文提要 本论文旨在从创作主体文化心态角度对80年代文学进行系统的考察,展示出对“文学史,即是一个时代的心灵史”的当代理解。论文试图通过对80年代作家所创作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进行分析,对作家创作的文化历史背景进行把握,剖析出隐藏在作品和作家创作历史背后的深层作家文化心态。通过对作家们这些文化心态的优长与缺失予以甄别与梳理,对作家们在八九十年代...     

语言转换中的选择——论日据时期台湾本土作家的文化心态

20世纪初,台湾处在文学语言的迅速转换中,一方面文学语言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转换,另一方面是汉语向日语转换。作家面临着创作语言的选择,而在日本殖民强权统治和文化殖民的语境下选择不同的文学语言种类或类型则反映了作家不同的话语立场和文化心态。语言具有工具性,但语言也蕴含了深刻的民族性、区域性、文化性。汉语写作有着坚守民族文化传统和反殖民的现实意义,日语写作也不完全是殖民文化的投影,我们应该透过语言层面发掘作家的文化心态和思想本质。     

"文学性"及"文学性"新建构——文学的人类学省思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界所倡言之"文学性"作为一种文化舶来品,在新时期以及新世纪的中国文坛,并未得到充分审视和反思,大多数文学学者和作家想当然地将"文学性"普遍化、普世化,由"文学性"而至"纯文学",以这种带有西方话语霸权和历史局限性的文学标准来准则当下的中国文学作品,结果造成当代文学批评的"妄语"或"失语".因此,必须对已然十分僵化和保守的"文学性"和"纯文学"理念进行必要的修正,将"文学性"内涵实质从语言表现层面探源至文学作品的情感存在和情感生成层面,也即"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本体性存在层面.从人类学立场出发,我们将"文学性"界定为文学作品的3种质性,即1.文本的语言文字规定性;2.文本的人类情感性;3.文本的文学修辞性.     

"清洁"的文本与"衰竭"的主体——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

由于依托于民族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对于文学的审美评判转向了对于文本和创作主体的政治批判,并衍生出了具有高度规范化和裁决力的规训与惩罚功能.对那些不符合意识形态规范的文奉,主流批评家进行了干预和批判.作家依照批评意见修改文本,努力使其变得"清洁"和纯粹,并做出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但他们并未因此而重新被意识形态话语所接纳.文学批评的规训与惩罚功能使作家作为写作主体的独立性和思考能力日益衰竭,也造成了"十七年"文学作品某种程度的相似和一致.     

学者与作家“非虚构”写作的“异质同构”——从梁鸿、孙惠芬的两部新作的历史叙事说起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是近年"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作,虽前者偏重于学者访谈、后者有强烈的小说叙事意图,其历史叙事呈现出不同的立场和效果,但从本质来说,皆秉持良知与责任直面中国农村的精神溃败和现实自杀问题,以社会学叙事方法展现出了中国农村现代性进程之殇。从这一角度而言,"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对文学责任的重新寻找,对文学精神再次体认的过程。同时,俯就现实与权利规训下的价值迷失、作家对文学话语建构历史合法性的过于自信也造成了文本叙事中的过度介入问题,进而显现出非虚构写作在当下因工具理性主义遮蔽文本叙事艺术所展现的写作缺失。     

“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文化跨越与创作危机

作家要有世界眼光,一直是评论家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严歌苓、北岛的个案研究,发现作家完全跨越到异域文化,却失去立场,对其创作反而有害.     

笃守与信仰:张雅文的纪实文学创作

张雅文的纪实文学创作历经新时期到现时代。伴随时境和事境的变迁,其创作的气质类型和着重点也可依其文本做出细分。从早期写作中对人的生存现状、人的内世界和人之异化的解释和观照,到后期写作对生命、人生的价值生态和价值建构所进行的不懈探求,张雅文完成了自创作延变至自我升格的双向完善。其文本实绩中表现的对人之价值、人之尊严和人之建构一以贯之的笃守与信仰,也同时陈示出张雅文的纪实文学创作中个异性的人学立场和生命关学。     

浅析藏族作家班丹小说的死亡意象及其呈现

藏族作家班丹近年来的汉语小说创作，关注族人的生老病死等生命状态，在一个更加理性和深邃的层面上关注生命与死亡的内在关系；由于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班丹小说中的死亡意象，从直观的层面上显现为一种生命状态的描述，其小说的深层结构作为一种隐喻而具有深层意味，它不但印证了佛教中所言的“死期不定、死因众多”，而且也暗示了“因果报应”的佛理。班丹还需要把他充满温情、具有强烈宗教意识和人道情怀的写作立场同宏大的民族历史文化视野结合起来，需要进一步开放自己的文化立场和人格，以期使他的创作获得更深远、更普遍的人类性价值。     

传统的盛景与幻象——近二十年来张大春、台湾六年级作家的写作及台湾的文化身份选择

世纪之交以来张大春的小说创作在词句、结构、形式、主题等诸多方面明显增强了其传统因素,但这种传统叙述过于凸显其逃离、怀疑、偶然等特色,在本质上趋向于解构清晰明确的传统本身。台湾六年级作家的小说创作同样在对历史传统的问题上展现出模糊、含混、暧昧的文本美学,同张大春的小说创作一道塑造了传统盛景中的幻象。在当代台湾分离主义文化思潮甚嚣尘上的语境中,文学应该从传统中汲取面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方法与立场,强调台湾身份认同的中国性。